中国文化的三个“道”

席酉民老师在《中庸、艺术、道德：深不可测的社会》一文中曾指出：^[13]西方文化的三大基石是科学、法律和宗教。

关于中国文化，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中国文化的特性”一节，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14]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本节以此为脉络，尝试共同学习理解中国的部门管理者的所处的中国文化环境。

一是关于“礼仪之道”方面。

《何谓文化》一书这样写道（2012:14）：

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社会化了的文化仪式。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关于这个“礼”，《礼德诠解》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解析，说的更为具体深入：^[15]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风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他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社会而言，礼代表秩序；就个人而言，礼代表教养；就人际而言，礼代表尊重；就心灵而言，礼还蕴含着信仰。

二是关于“君子之道”方面。

《何谓文化》一书这样写道（2012:15）：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与它们重复。

关于这个“君子”，在《论语》中，有从内、外两个角度提出的涵盖言行举止等的较为全面的要求。

从内在角度讲的：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翻印过来大致是：“君子在九个方面多用心考虑：看，考虑是否看得清楚；听，考虑是否听得明白；脸色，考虑是否温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恭敬；说话，考虑是否忠诚老实；做事，考虑是否认真谨慎；有疑难，考虑应该询问请教别人；发火发怒，考虑是否会产生后患；见到财利，考虑是否合于仁义。”

从外在角度讲的：

“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翻译过来大致是：君子的容貌，有三种变化，远远望见他，觉得很庄重；接近他，觉得很温和；听他说话，又觉得他义正辞严，一丝苟且也没有。

三是关于“中庸之道”方面。

《何谓文化》一书这样写道（2012:15—16）：

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在《中庸》这部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专著中有深刻阐述。陈生玺教授在《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一书的“绪言”中写道：《中庸》一书的基本思想是讲中和，反对“过”和“不及”。所谓过就是超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过于不及的标准就是中，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不可改易。所以中庸就是平常不可改易的中正和谐的道理。^[16]

结合管理，《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一书中有段阐释，更有助于理解：^[17]

对管理者而言，欲理解儒家思想，记住一个中庸之道就差不多了。“中”，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指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作为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相符，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庸”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既无改易而又必须灵活掌握的通常之理，系与怪异、险僻、神秘相对而言。从哲学意义上讲，实含有“普遍适用”之意。“中”与“庸”的结合，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则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是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真理之宜的普遍真理。

不同历史文化环境中的管理者，其管理实践的修炼理念、路径肯定是不同的。但本书的读者，是处在中国文化这个大环境中的，你具体的部门管理实践也是离不开这所谓三个“道”的背景的。

管理者需要植根于自己的文化，管理之树才有根深叶茂的营养之源。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经济社会的时代产物，二十世纪初的彼时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时光流转，此时的中国昂首迈步在复兴的路上，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其磅礴力量。吴晓波在2017年为《华为管理变革》一书所作序中就已激昂书写到：“如今，当我们回首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时，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回荡：‘是时候了！’是学者们用科学的、客观的、抽象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企业活生生的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概括出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规律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现在的时序是21世纪20年代，中国自1993年提出市场经济也已过去近三十年。三十年的中国市场主体发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这片土地上长出管理学的新枝，只是时间问题，时代发展必将产生应需而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