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三国一哥成长史
不良少年曹阿瞒
要看清三国一哥曹操这个人，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曹操，字孟德，小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称他的祖上是西汉开国元勋、丞相曹参，其实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宦官，曹操老爸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所以明摆着，曹操本来不姓曹，只是跟了曹腾的姓而已，就算陈寿有证据证明曹腾是曹参的后人，可从血缘上来说，曹操跟曹参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充其量，只能说是宗法上的意义，毕竟收养关系在古代也算是延续了香火。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陈寿的意思，可能是说曹嵩是曹参的后人，这不就对上号了？
可问题是，陈寿也不知道曹嵩的家世出身，他在《三国志》里就老实承认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出了一个说法，他引用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和郭颁《魏晋世语》里的相同记载，称曹嵩本姓夏侯——算起来，日后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惇得喊曹嵩一声叔父，也就是说，曹操和夏侯惇是堂兄弟。
如果此说为真，那曹操的祖先虽然不是曹参，却是西汉另一个开国元勋、名将夏侯婴，因为夏侯惇就是夏侯婴的后人。
绕了一圈，人家曹操似乎仍然是堂堂大汉开国元勋之后。可是，裴松之的这一说法就比陈寿的靠谱吗？
当历史迷雾重重、真伪难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科学了。
早在2009年，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就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利用DNA技术对曹操的身世之谜展开了研究。他们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了包括曹姓、夏侯姓在内的超过1000例的血液样本，对其DNA进行检测，接着又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葬坑里，找到了两颗非常宝贵的牙齿——它们的主人就是曹操的叔祖父、河间相曹鼎。
然后，课题组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100%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继而又用相同方法验证了曹参和夏侯氏的家族基因。通过比对，最后在2013年得出结论：曹操家族的基因，与曹参后人的基因和夏侯氏的基因都不一致，没有明确的遗传关系。
同时，课题组认为，曹操之父曹嵩很可能来自曹腾家族的内部过继，不过可以确定该家族并非曹参那一族。
至此，困扰了史学界两千年的曹操身世之谜，终于得到了部分破解——虽然我们还是无从得知曹操的祖宗到底是谁，但起码可以认定，曹操既不是曹参的后人，也不是夏侯婴的后人。
可见，不论是陈寿的说法，还是裴松之引用的说法，都不靠谱。
至少在更有分量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证据出来之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虽然攀不上曹参和夏侯婴这两位显赫的祖宗，但曹操的家庭背景还是相当牛的：他爷爷曹腾官居中常侍、大长秋，在宦官里职位最高，其权势未必熏天，熏人则绰绰有余；他爹曹嵩就靠着家里的权势和钱，花巨资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
身为高干子弟，自然是养尊处优，所以小时候的曹阿瞒就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成天“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爹曹嵩可能忙于政事，没怎么管他，倒是叔叔看不过眼，经常跟曹嵩打小报告，让他管管这小子。阿瞒对此怀恨在心，决定找机会摆他叔叔一道。
有一天，阿瞒在街上闲逛，恰好看见叔叔迎面走来。他灵机一动，忽然脸一歪，嘴一斜，浑身抽搐，还口吐白沫。叔叔大惊，赶紧问他怎么了。阿瞒十分痛苦地说：“可能是中风了。”叔叔连忙跑去告诉了曹嵩。曹嵩吓坏了，赶过来一看，阿瞒一切如常，啥事儿都没有，就问他：“你叔不是说你中风了吗，这么快就好了？”
阿瞒一脸无辜：“没有啊，我一直都好好的，中什么风？”
曹嵩大为狐疑。
阿瞒佯装困惑地想了想，旋即做出恍然之状：“我知道了，一定是叔父不喜欢我，才会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从此以后，不管阿瞒的叔叔说什么，他都不再相信了。
这个故事，出自裴松之注所引的《曹瞒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足以表现出曹操的性格：“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
少年时代的曹操，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四世三公”的袁大公子。
两人都是高干子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实在没什么惊喜和波澜，所以就都放荡不羁爱自由，喜欢寻找刺激。
据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一次，阿瞒和袁大公子又在一块儿厮混，看到一户人家在办喜事，两个无聊的家伙就生出了恶趣味，决定把人家新娘子劫走。两人趁热闹混进人家后院，稍微做了下分工，等天黑了，袁绍突然放声大喊：“抓贼啊！”这家人不明就里，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照着袁绍叫喊的方向追了过去。这边的曹操立刻冲进洞房，扛起新娘就跑。那头的袁绍估摸着曹操得手了，就绕回来跟曹操会合。两人相视大笑，然后扛着新娘溜之大吉。
跑没多远，新娘回过神来了，就连声大叫：“非礼啊！救命啊！”那一家子人一听，赶紧又杀了回来。袁绍有点发慌，一不留神，哧溜一下掉进了路旁的灌木丛里，忙叫“阿瞒救我”。可阿瞒兄肩上扛着新娘呢，哪腾得出手来救你？
情急之下，曹操大喊一声：“贼在这里！”然后竟扔下袁绍，一溜烟跑没影了。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被抓到还不得被当场打死？！袁绍又惊又怒，凭着求生本能噌地一下蹦了上来，最后总算逃走了，没被逮住。
刘义庆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交代新娘的结局，也没说袁绍后来有没有找曹操算账。如果我们脑补一下，大致可以推演出如下场景：
袁大公子指着曹操的鼻子骂：“曹阿瞒你有病吧？成心想害死我吗？”
曹操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要不喊那一嗓子，你蹦得出来吗？”
“可我要是蹦不出来呢？”
“蹦不出来……算你倒霉喽。”
总之，从二人的性格来看，袁绍一定会兴师问罪，而曹操也一定会死不认错；如果袁绍骂曹操不讲义气，曹操就会说我这叫急中生智。
《世说新语》本质上是笔记小说，所以曹操和袁绍的这段公案未必是真的，就算实有其事，一定也经过了艺术加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读出一个鲜活的曹操，一个既有血有肉又大致符合史实的曹操。
《三国志》就说，这个阶段的曹阿瞒“任性放荡，不治行业”，属于典型的不良少年。
很显然，日后那个雄才大略、阴狠狡诈的三国第一枭雄曹操，就是从眼下这个吊儿郎当、机变百出的不良少年曹阿瞒走过来的。
老话常说的“三岁看老”，还真是一条朴素的真理。
阿瞒虽然放荡不羁，但如果仅止于此，估计大了以后也是个废柴，不能指望他有多大出息。所幸，阿瞒还是有一个优点的。
他喜欢看杂书。
东汉的贵族子弟，一般上学从识字课本读起，然后读算术、天文、地理等。稍大一点，就要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的入门书。到了十五岁，有条件的就要到京师去读太学了，教材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本儒家经典，合称“五经”。
阿瞒是高干子弟，十五岁后自然也要入太学。不过，以他那混世魔王的性格，这些循规蹈矩的书肯定满足不了他，所以他就撒开了看各种课外书，其中最感兴趣的当数兵家和法家。《三国志·武帝纪》就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申、商”就是申不害和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白”就是韩信和白起，兵家代表人物。
显而易见，最合乎阿瞒胃口的，就是武力加权谋。事后来看，他显然都看对了，所以才会成为“三国”中最大的赢家。
曹操后来之所以那么牛，不仅因为早年读了很多符合自己兴趣和性情的书，更因为他有一套很厉害的读书方法。我们今天常说，要把书上的内容真正变成自己的，光靠大量“输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输出”。所谓输出，包括摘录、做笔记、写读后感、与人分享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吸收书中的精华，并使之为我所用，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
而曹操恰恰就用了这种方法。
他不仅大量抄录了当时可见的诸家兵法，将其汇集成册，还给《孙子兵法》做了详细的注释。我们今天读到的《孙子兵法》，其中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就是曹操的注本。
在太学读书期间，阿瞒发现了一件令他挺郁闷的事：周围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他爷爷是宦官。东汉一朝，宦官虽然飞扬跋扈，权倾朝野，但是名声很臭。用后来陈琳帮袁绍写檄文骂曹操的话来说，就叫“赘阉遗丑”，相当难听。
除了出身不好，阿瞒自己的品行也不太检点，所以难免遭人鄙视。
在当时，名声不好可不是一件闹着玩儿的事，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仕途。
两汉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跟后来的科举完全不同。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高考，只要你成绩好就行，可察举制考察的却是一个人的品行和声望。所以名声不好的人，理论上就跟仕途绝缘了。虽然阿瞒家里有钱，实在不行还可以跟他老爸一样，拿钱去砸。可拿钱砸出来的官，照样会让人鄙夷，人家表面不说什么，背地里都是嗤之以鼻的。
阿瞒虽说表面上满不在乎，但胸中也是有大志的，他可不想一辈子被人瞧不起。所以，必须想办法提升知名度，打造影响力。而最有效的办法，跟今天差不多，就是找社会名流给自己站台，做品牌代言。
为此，阿瞒特意找到了一个叫宗承的名士，想跟他交个朋友，套套近乎。可到了人家府上一看，我的天，里里外外都是宾客，别说交朋友了，说上一句话都难。可阿瞒毫不气馁，今天没机会，我就明天再来。于是，一连数日，阿瞒天天来，就站在人家客厅外死等。终于有一天，宗承送客人出来，阿瞒立刻逮住机会，跑上去自报家门，然后毕恭毕敬地伸出手，心想这手一握，朋友就算交上了。
没想到，宗大名士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既不握手，也不说话，然后一转身，昂着头就走了。
阿瞒的手僵在那儿，十分尴尬。
没关系，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阿瞒收拾起受伤的自尊心，然后同样一转身，昂着头找下一位名士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找去，阿瞒终于碰上了一位真正赏识他的大佬。
此人名叫桥玄，曾当过太尉，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
不得不说，桥太尉的眼光相当毒辣。他本身也崇尚法家，所以跟阿瞒一见如故，几次攀谈过后，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武帝纪》）
这句话的分量之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为了让更多名士给阿瞒站台，桥太尉还热心介绍他去找当时的一位评论家。
这位评论家的名头可不是一般的大，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如雷贯耳。他就是“月旦评”的创始人许劭。
“月旦评”在当时的影响力，就如同今天的福布斯排行榜，区别在于“月旦评”是文人雅士排行榜，不是有钱就能上的。许劭品评褒贬当时人物，然后在每月初一公开发表，故有“月旦评”之称。无论何人，凡是经他褒奖赞扬，立刻身价百倍，名动天下。
对此，阿瞒当然求之不得。如果能得到许劭的赞扬，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足以让他彻底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从此令世人刮目。
于是，阿瞒带上厚礼登门求见，态度十分谦卑。然后，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许劭打心眼里鄙视他，所以只字不吐。阿瞒却不在乎，再次拿出厚脸皮的精神，死缠滥打，非让许劭开口不可。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一阵子。最后，阿瞒只好拿出当初混社会的手段，有一天又去找许劭，突然把他逼到墙角，恶狠狠地发出威胁，估计是说些“你今天再不开口，老子就要动手了”之类的话。
许劭被逼无奈，只好用不太情愿的口气说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评语：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愧是东汉末年著名评论家，许劭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
首先，说曹操是治世能臣，多少有恭维之嫌，这是为了不让曹操揍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曹操是乱世奸雄，明显是偏贬义，这是为了出一口恶气，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其次，话不说死，模棱两可。毕竟，将来的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天知道，所以你曹操到底是能臣还是奸雄我说了不算，得看老天爷。
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是给曹操出了道选择题。也就是说，“治世”的“治”和“乱世”的“乱”都可以做动词用：你曹操若想当个能臣，那就拿出本事去好好治国；可你要总是这副动不动就揍人的德行，那你迟早会成为一个祸乱天下的奸雄。
总之，最后这层意思已经有了规劝和警示的味道。
不知道阿瞒听出了几层意思，反正他听完后，什么话都没说，只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就昂着头扬长而去了。
曹操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对他而言，做能臣还是做奸雄都无所谓，因为能当得起这两个称呼的人，必定都是具有大能量的人，也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的人。这就够了。至于道德层面上的善恶忠奸，在曹操那儿根本不构成问题。
说白了，曹操这个人真正在乎的，从来都只是本事和实力，而非品格与道德。
奋斗与幻灭：曹操的年轻岁月
为了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曹操不仅四处找名士站台，而且下决心要与宦官划清界限。
可如何划清界限呢？难道要宣布跟曹腾脱离祖孙关系？
阿瞒可没这么傻。曹腾虽然不是亲爷爷，但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太学，脱离关系就得去喝西北风了。何况汉朝以孝治天下，阿瞒岂敢背上不孝的骂名？
想来想去，阿瞒决定干一件既耸人听闻又能博得天下士人好感的事。
那就是刺杀宦官。
阿瞒锁定的刺杀对象，就是当时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头子——张让。
凭着早几年混社会练就的武艺和胆量，阿瞒觉得杀这个老宦官就是小菜一碟。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阿瞒揣上一把锋利的手戟，潜入了张让宅邸，并且顺利摸进了张让的卧室。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张让的警惕性。这老家伙害过很多人，仇家无数，自然怕人报复，所以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阿瞒刚要动手，张让就察觉了，连声大喊“抓刺客”。阿瞒只好夺路而逃，刚跑进庭院，便有一帮侍卫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瓮中捉鳖，阿瞒亮出手戟，耍了几个酷炫的招式，把那些侍卫吓得一愣。趁着侍卫愣神的工夫，他跳墙而出，溜之大吉。
虽然曹操刺杀张让失败了，但他那敢于向恶势力宣战的勇气无疑改变了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广为传播，但只需在小范围的士人内部流传，就足以为他塑造出富有正义感的人设，也足以让众多反对宦官的人把他视为革命同志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乏血性，无论日后的曹操成了一个多么务实理性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候的阿瞒还是颇有些不畏权势、反抗黑暗的理想主义色彩的。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17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曾经有个叫汪兆铭的革命青年去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悲壮而感人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许多年以后，这位既爱国又热血的革命青年，却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从而以“汉奸”的千古骂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柱子上的名字，写的不是他的曾用名汪兆铭，而是后来的大名：汪精卫。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当初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与后来这个为虎作伥的卖国贼，竟然会是同一个人。可岁月这个无情的神偷，就是这么容易偷走人的理想和操守，所以由人和岁月共同书写的历史，也往往是这么吊诡并充满了戏剧性。
阿瞒刺杀张让这件事，说明他对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也是心怀不满的，并且还愿意付诸行动去改变它。虽然他的动机中含有想要扬名立万的因素，但也不乏匡正时弊的理想和激情。
很快我们就将看到，日后的“乱世奸雄”曹操，曾经也是一个充满热血的有志青年，也想通过奋斗去挽救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尽管他从不在乎世人的道德评价，但在有机会去做“治世能臣”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乐意去做“乱世奸雄”。
二十岁那一年，阿瞒从太学毕业，被举为“孝廉”，从此踏上了仕途。
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就以此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常是由地方官从辖下的居民中选拔道德品行良好的人，推举给朝廷，然后再由朝中的高官举荐，出任官职。
以阿瞒的昔日品行来看，貌似跟“孝子廉吏”一点都不沾边。不过这不要紧，因为察举孝廉的制度到了东汉末年，早已腐败透顶，当时民间有一首童谣是这么传唱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说是察举有学问的秀才，其实这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察举孝子廉吏，其实这人把老爹都赶出了家门。
所以，阿瞒身为高干子弟，又有桥玄、许劭等名士为他站台，走走关系，再花点钱，这事就轻松搞定了，谁管他孝不孝廉不廉呢？
曹操的第一任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师北部地区的治安长官，相当于区一级的公安分局局长。这个职位既是一条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也是一块让人头痛的烫手山芋。
为什么这么说？
道理很简单：住在京城的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高官显贵，这些人犯了事你管不管？如果你识时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跟他们利益交换，那你要升官就快了；可你要是秉公执法，那很可能得吃不了兜着走，不仅前途堪忧，说不定还小命难保。
如今，这道难题就摆在了青年曹操眼前。
他会怎么做呢？
曹操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衙门的四面大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这无异于是在对辖区居民宣布：大伙儿都瞧仔细了，这地盘现如今由我曹孟德做主，新人新气象，请诸位老少爷儿们积极配合本人的工作。
紧接着，他又别出心裁地在衙门外悬挂了十几根大棒，上面涂有五种醒目的颜色，称为“五色棒”。这就属于公开威慑了，意在警告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别犯在我曹孟德手上，否则五色棒伺候！
面对新官上任这两把火，估计辖区内的许多大人物都不会当回事儿：一个官秩区区四百石的芝麻绿豆官，也敢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搞不搞笑？
说白了，很多人都以为，这小子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罢了，不必当真。
可是，曹操马上就将用实际行动点燃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同时向所有人证明：你们错了！
一天夜里，曹操带着几个手下，拎着几根五色棒，正在辖区内巡逻，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竟大摇大摆在街上溜达。
这谁啊，居然敢违犯宵禁？曹操马上命手下把这人逮住了。
汉朝实施夜禁制度，到了晚上就不能随便出门走动，除了办理公务或生病看急诊等特殊情况，夜里出门都属于违令，称为“犯夜”。
曹操把这个犯夜的家伙逮了个正着，可还没等他问明情由，此人竟十分嚣张地自报家门，然后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蹇硕。
没错，正是灵帝刘宏最宠幸的那个蹇硕——后来的西园上军校尉、托孤重臣。
而眼前这个公然犯夜的人，就是蹇硕的亲叔叔。
这下麻烦来了。若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曹操就应该当场放人，并且赔礼道歉；若是想当一个执法严明的好官，这就是个杀一儆百、树立威信的机会。
曹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几根五色棒不由分说就往蹇硕叔叔的身上招呼。犯夜虽属违法行为，但也不是什么大罪，一般打个一二十棍也就行了。可是，几个手下噼噼啪啪打了好一阵子，曹操却丝毫没有喊停的意思。
所以，结果不难猜：蹇硕的叔叔死了，被曹操活活打死了。
这件事立刻成了轰动朝野的大新闻。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宦官曹腾的孙子，竟然当街杖毙了宦官蹇硕的叔叔，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
是的，曹操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六亲不认，才足以显示他的刚正不阿；拿最跋扈的宦官开刀，才更能表明他严明法纪、整肃纲纪的魄力和决心。
明摆着，曹操这是铁定了心要当一个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好官了。而杀戮立威也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据《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过后，一时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然而，这种清明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很快，曹操就被调走了。
难道是宦官打击报复，把他罢官了？
打击报复是必然的，宦官们又不是吃素的，岂能容你一个小小的曹孟德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过如果只是简单地罢了曹操的官，那就显得宦官们太没有政治手腕了。
在他们看来，曹操终究是同为宦官的曹腾的孙子，这小子固然可以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但宦官们却不宜直接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因为这会给外人造成一种宦官集团爆发内讧、自相残杀的错觉。所以，不能直接罢曹操的官，但也绝不能任由他坏了规矩，在宦官们眼皮底下撒野。因此，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以升迁为名，把这小子弄出洛阳，眼不见为净。
于是，曹操就在宦官们的联名举荐之下，光荣地告别了洛阳北部尉的岗位，升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县令。
曹操在顿丘大概待了一年，应该是干出了一些政绩，只可惜所有史料都付诸阙如。不过，我们还是从《三国志·曹植传》的只言片语中，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是许多年后，曹操集结大军要去征讨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回忆往昔，说了几句勉励曹植的话：“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虽然惜字如金，语焉不详，但从“无悔于今”这四个字便足以看出，曹操对自己年轻时在顿丘任上的作为，还是颇有些自豪的。
既然干得不错，怎么才待了一年呢？
没办法，尽管曹操满腔雄心壮志，想要大显身手，可老天爷偏偏不给他机会。
这一次又是宦官惹的祸，不过曹操并未跟宦官直接交手，而是遭遇了一次匪夷所思的“隔山打牛”事件，被一件八竿子打不着的祸事给牵连了，纯属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事情非常绕，详细说会把人绕晕，我们就简单点说：曹操堂妹的老公叫宋奇，宋奇有个姐姐，是灵帝刘宏的第一任皇后；宋皇后的姑父得罪了宦官王甫，被王甫害死了；王甫担心宋皇后会跟皇帝吹枕头风报复他，索性以“巫蛊”的罪名诬陷宋皇后；于是，宋皇后就被灵帝废了，家里的父亲兄弟也被一锅端了，其中就有宋奇；这自然连累到了宋奇老婆，也就是曹操的堂妹，最后就波及了曹操。
很显然，在这起无比曲折的躺枪事件中，阿瞒兄是非常无辜的，他可能从来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一位七拐八弯的亲戚。可是，古代的连坐法就是这么没有人性，所以躺枪之事年年有，只是这回轮到曹阿瞒，你上哪儿说理去？
认命吧。
二十四岁的曹操就这么被罢了官，废为庶民，然后默默收拾起铺盖卷儿，怀着比窦娥还冤的心情回了谯县老家。
仕途受挫，曹操就拿起了书本。
不是为了排遣无聊，而是为了补充能量。
事实证明，无论古今中外，很多牛人在人生的困顿期都会做同一件事：埋头读书。命运的打击没有成为他们荒废时光的理由，相反，他们往往能够把不幸和挫折转化为沉潜和自修的良机。通过大量读书，牛人们不断自我赋能，从而为日后的创业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本，也为将来的东山再起积蓄了足够的精神力量。
曹操就是这么做的。
在老家闲居的这段时光，他遍阅古籍，狠狠地充了一回电。
短短两年后，机会来了，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朝廷征召通晓经史者为议郎，曹操便以“能明古学”的本事复出了。
议郎是个纯粹的闲差，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只是发发议论，写写奏章，皇帝看不看还另说。这对混日子的人很合适，可曹操不是来混的。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再加上曹操刚读了两年书，不说一肚子学问，至少一肚子议论肯定是有的。
所以，火力十足的曹议郎一上任就开炮了，目标还是宦官。
上回被赶出洛阳，就是宦官下的黑手，此后的躺枪事件，也是间接被宦官所害。新仇加旧恨，不对宦官开炮要对谁？更何况，曹操一心想要有所作为，可如今的朝政被宦官搞得乌烟瘴气，他哪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跟宦官死磕到底。
曹操上的第一道奏章，讲的是桓帝一朝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因谋除宦官而遇害的事，即后来史家所称的“党锢之祸”。曹操大胆地为窦武、陈蕃等“党人”翻案，说他们都是正直之士，却被小人陷害，导致如今“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十分激切，矛头直指宦官。
然而，炮弹是射出去了，可连只蚊子都没打到。
因为刘宏压根不搭理他。
曹操不甘心，很快又上了第二道奏章，这次是骂朝廷的三公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表面是骂三公，其实还是冲着宦官去的，因为当时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等人跟宦官穿的就是同一条裤子。
这回，让人意外的是，刘宏居然看了他的奏章，而且看完后还有了行动。他责备了许戫和张济，然后提拔了一个叫陈耽的人担任司徒。陈耽为人正直，跟曹操算是同一条战线的。
这一回合，曹操貌似赢了。虽然没伤到宦官分毫，但至少赢得了皇帝的表态，还让自己的一位同志上位三公，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曹操很受鼓舞，准备再接再厉。可是，宦官哪是那么好惹的？没过多久，陈耽司徒的位子都还没坐热，就遭到了宦官反扑，被诬陷下狱，很快死在了狱中。
那么曹操呢？一定也遭报复了吧？
不，什么都没发生，曹操被无视了。
宦官们觉得，一个只会吐吐槽写写奏章的议郎，根本没什么杀伤力，所以没跟他一般见识，把他当空气一样无视了。
说到底，如今这个握笔杆的曹议郎，其威胁性甚至远远不如当初那个挥舞五色棒的北部尉，宦官们连瞧他一眼都嫌多余。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曹操很是伤感。
这些年好像都白混了，甚至越混越回去了，让这个自以为战斗力爆表的有志青年情何以堪？
看来，想通过抨击朝政、匡正时弊的方式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是行不通了。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
曹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幻灭。
据《三国志》记载，自从陈耽惨死之后，曹操便“不复献言”，从此陷入了沉默。
当天下一团漆黑的时候，无论什么人，想擎着一支烛火去照亮这个世界，都属于痴人说梦，注定是一场徒劳。在此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小心捂住自己的这点微光，尽量不让它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能做到这一点，或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星火总是要有的，万一燎原了呢？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当“治世能臣”的理想在曹操心中逐渐幻灭的时候，黄巾起义突然爆发，一个四百年未有的大乱世拉开了序幕。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然后为曹操打开了一扇窗。
不知道这时候的曹操有没有想起许劭“乱世奸雄”的话。总之，污浊的现实早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了，所以变乱一起，他立刻响应朝廷征召，以骑都尉的军职冲上了战场。
接下来的一幕在上一章我们已提过了，曹操得知皇甫嵩被黄巾军围困在长社，连夜赶去救援，结果到了地方人家仗都打完了。
不过，那次他只是小小地失落了一晚上。随后，他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算是锋芒初露，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不久，他就因功被朝廷任命为济南相。
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名头听上去比较唬人，其实跟郡太守是同一级别。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直属中央，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领地。从汉景帝之后，朝廷逐步削弱诸侯的势力，所以那些刘姓亲王后来基本都成了吃闲饭的，吃穿不用愁，可权力是没有的，真正的实权人物是朝廷任命的国相。
济南国的辖境，相当于今天山东济南及周边十几个市县。曹操在议郎的位子上憋屈了好几年，这回终于掌握实权了，地盘又不算小，不干出点动静还真对不住自己。
他干的头一件事是澄清吏治，把下面的一帮贪官污吏全给收拾了——大老虎也打，小苍蝇也拍，风格十分强悍，手段异常生猛。
过去这些老虎苍蝇搞腐败的时候，前几任国相都不敢管，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可曹操一来，就拿出法家那套雷厉风行的霹雳手段，不但一一严查，还把过去的老账全给翻了出来，然后不管你上面有没有天线、背后有没有靠山，只要贪赃枉法的证据确凿，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就地免职！
济南国的老虎苍蝇们哪见过这种猛人，一个个都吓蒙了。就地免职只是开胃菜，天知道后面的主菜是不是“五色棒炒人肉”？
不行，赶紧逃跑。凡是屁股不干净的人都坐不住了，来不及收拾金银细软就纷纷逃窜。用《三国志》引《魏书》的话说，就是“奸宄遁逃，窜入他郡”，宁可流窜异地他乡去饭馆洗盘子，也好过被你曹孟德的五色棒打死。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整个济南国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事实证明，曹操的确是很有本事的人，给他点阳光，他就会灿烂；给他个舞台，他立马发光。怕就怕总是阴天，日头不出来；怕就怕有人拆台，让你在废墟里独舞。
收拾完贪官污吏，曹操紧接着干的第二件事就更猛了：拆庙。
整治坏人倒也罢了，连鬼神你都敢招惹？你就不怕被神明降罪，遭厉鬼索命？
曹操不怕，他一口气拆掉了济南国境内六百多座民间祠庙。可是，曹操为什么要跟鬼神过不去呢？
其实他不是跟鬼神过不去，而是跟那些打着鬼神的幌子大搞迷信活动、实则搜刮民脂民膏的权贵和豪强过不去。
这里头的逻辑很简单：一般的平头百姓是没有那个财力盖庙的，要盖一座庙，得有地皮，有资金，还得有官府的关系拿到批文，这种事只有地方豪强才玩得转。那豪强们盖庙是图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净化灵魂或追求信仰，而是为了开门做生意。
把泥塑木雕的偶像往供桌上一摆，再把香炉、签筒、功德箱等备齐，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过来求神问卜、三拜九叩，然后香火钱就会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豪强们的腰包。这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谁不干谁傻。当然，老百姓拿钱拜鬼神，豪强们也得拿钱去拜高官，跟高官们利益均沾、有福同享，这门生意才能长长久久做下去。
正因为相当暴利，这个行当才会在济南国及附近郡县遍地开花。惨的还是老百姓，他们被那些权贵和豪强敲骨吸髓而不自知，只能一辈子在贫穷与愚昧的圈子里打转。
可是，曹操来了。
对那些利用神庙大发其财的人来讲，他就像一尊最大的“瘟神”：“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贪官污吏全收拾了，牛鬼蛇神也绝迹了，一时间，济南的上空无比蔚蓝。
如此局面，老百姓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地方豪强、郡国官吏一直到朝廷权贵，这一整个利益链条，就成了受害者。这些一直坐享既得利益的肉食者岂能善罢甘休？
所以，结果没有什么悬念：曹操走了。
来得轰轰烈烈，去得悄无声息。准确地说，曹操是托病主动辞官了。因为他触动的这根利益链条的最顶端，就是朝中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绕来绕去，他一路死磕却永远无法战胜的对手，还是宦官。
眼看当初那个毫无杀伤力的曹议郎居然动了他们的奶酪，宦官们当然不能再无视他了，立刻让人给他捎了口信。具体是什么口信，史书没有记载，但可想而知，一定是很露骨的威胁，并很可能是拿曹操在京师的家人进行要挟。否则的话，以曹操的性子，没那么容易主动辞官。
做此推测的根据，是曹操在十几年后写的一篇自述，名字有点拗口，叫《让县自明本志令》。他在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故在济南……违忤诸常迕，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恐致家祸”四个字，把曹操辞官的主要原因，以及他的悲愤、无奈和恐惧一语道尽了，说明宦官的确给了他不小的威胁。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再次回到了家乡。
这一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历数十余年来的仕途生涯，他已然经历了二起二落。
第一个起落，是先后担任洛阳北部尉和顿丘令，然后被罢官。
第二个起落，是先后担任议郎、骑都尉和济南相，然后被迫辞官。
文职做过，武官做过，朝廷的闲差当过，地方的一把手也当过，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当年许劭的那句话言犹在耳，可“治世能臣”那条路几乎已经断绝，剩下的，就只有“乱世奸雄”这条道了。
曹操也看得出乱世已经来临了，莫非做奸雄注定是自己的宿命？
可奸雄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奸，曹操不缺，打小就一肚子诡计，进了官场更是满脑子权谋；雄，他也不缺，有才干有魄力有野心，能文能武能写诗能杀人。可问题是这些都只是禀赋，不是事业。要做奸雄，得有人马，有刀枪，有地盘，有旗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最终才能征战杀伐逐鹿天下，闯出一番事业。
而眼下，这些东西曹操通通没有。
简言之，他还远远不具备做奸雄的资格。
所以，曹操也不想那么多了，他决定隐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让县自明本志令》）。
读读书，打打猎，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不与任何人往来，一副打算享受岁月静好的样子。而且曹操还说了，这次归隐，他打算隐二十年，等到天下清明了，再出来做官不迟。
可是，他真的能隐二十年吗？
暂且不说曹操这话本来就有些言不由衷，就算他真的这么想，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乱世也注定要把他从隐居生活里拉出来，然后大声告诉他：
别矫情了，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短短两年后，即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朝廷再度征召他为都尉。这是曹操仕途生涯的第三起。又过了两年，朝廷设置西园军，他就成了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位在蹇硕和袁绍之下。
不久，灵帝驾崩，刘辩即位，然后何进干掉了蹇硕，袁绍提议召四方猛将入京，胁迫太后，尽诛宦官。
当时，听到袁大公子的这个馊主意后，曹操不禁笑出了声，对左右说：“用阉人做内官，不论古今都少不了。问题在于，天子宠幸并把权力交给宦官，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既然要治宦官的罪，就要诛杀元凶首恶，派一个狱吏足够了，何必召集四方将领？想把宦官一网打尽，这么大的事情必然走漏风声，我料定他们必败。”
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曹操所料：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董卓入京把持朝政，袁绍逃亡，京师一片大乱。
当整个洛阳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曹操非常冷静，既没有选边站队，也没有介入任何斗争，而是一直躲在暗处冷眼旁观。
直到董卓废掉刘辩，另立刘协，曹操就再也躲不过去了。董卓知道他有能耐，就抛出橄榄枝，举荐他为骁骑校尉，邀他共谋大事。可曹操很清楚，董卓这厮丧心病狂，已然成为天下人的公敌，很快就会完蛋，所以别说一个区区校尉了，就算给他个太尉他都不会干。
既然不上董卓的贼船，那洛阳就别想待下去了，曹操别无选择，只能步袁绍之后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九月，曹操改名换姓悄悄逃离了洛阳。
这是他早期仕途生涯的第三落。也就是说，他又一次被打回了原形。
而这一次，“治世能臣”的道路终于在他身后彻底断绝，如同夜幕降临时徐徐关上的洛阳城门。
连治世都已荡然无存，还奢谈什么能臣？
当曹操策马奔驰在逃亡路上的时候，回首往昔，心中一定充满了感慨和悲凉。
从今往后，做不做得成奸雄另说，至少这个大汉天下已经确凿无疑地变成一个乱世了。曹操并不惧怕乱世，甚至可以说，从他的秉性、才干和野心来看，乱世反而更适合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前路茫茫，但曹操已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关于曹操从洛阳出逃这件事，罗贯中老先生兴许是觉得太过平淡，就在《三国演义》中演绎了一个情节，说曹操拿着司徒王允给他的一把七星宝刀，以献刀为名要刺杀董卓，结果险些被董卓察觉，只好把宝刀献上，然后纵马出逃。
这么虚构一下，故事自然是生动曲折了，只是逻辑上不太靠谱。试想，当时的董卓已是大权独揽，整个洛阳的兵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曹操就算行刺得手，能溜得掉吗？这可不像当年行刺张让那么简单，拿只手戟挥舞两下就能把人唬住。
说白了，历史上的曹操若真敢这么玩，恐怕早就死在董卓刀下了，还做哪门子的乱世奸雄？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可能逞这种匹夫之勇，更不用说精明过人的曹操了。
逃出洛阳后，曹操一路东奔，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家乡谯县，而是距此不远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原因有三：
首先，他已下定创业的决心，要起兵讨伐董卓，所以不可能再回老家去当寓公；其次，陈留距洛阳仅四五百里，方便窥伺京师动向，可随时发兵进攻董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是他过去的铁哥们儿，彼此知根知底，意气相投，可联手共同创业。
去往陈留的途中，曹操经过了一个地方：成皋。
这座东汉末年的十八线小县城，就是今天河南荥阳的汜水镇。曹操绝对没想到，他将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制造出一桩血案。
这桩血案，就是杀吕伯奢一家。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桩并不复杂的杀人案，在历史上其实有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陈述的杀人动机和案情经过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就是一出“罗生门”，很值得我们玩味一番。
第一个版本，出自曹魏官员王沈所著的《魏书》：“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第二个版本，出自西晋史家郭颁的《魏晋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第三个版本，出自东晋史家孙盛的《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就是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的家人。然而，曹操究竟为何杀人，这才是本案的焦点。
按照王沈的说法，是吕家人见财起意，要抢劫他的马匹和财物，曹操不得已才把他们杀了。果真如此的话，曹操属于正当防卫，顶多算是防卫过当，理应得到世人的谅解，就算把他拉上法庭，要让他负刑事责任，法官估计也会酌情从宽。
问题在于，王沈的说法可信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沈的身份背景。实际上，史学家只是他的第二身份，王沈的第一身份其实是曹魏的大臣，在曹髦（曹丕孙子）时代官居侍中。说白了，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我们能指望他一边领着曹家的高薪，一边写史揭露公司创始人曹老板的杀人罪行吗？
恐怕很难。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案件中，与被告方存在利益相关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一向备受质疑，被法庭采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王沈的证词，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我们都知道，曹操本人就是练家子，身手相当了得，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叫“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所以当年刺杀张让才能全身而退。而按照王沈所言，他借宿吕伯奢家之时，身边还带了好几个骑兵侍卫。试问，吕家人的脑子得进多少水，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颗熊心豹子胆，才敢打劫曹操？况且当时曹操是在逃亡，神经高度紧绷，恐怕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吕家人对他下手，不是找死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沈在《魏书》中的说法可信度很低，极有可能是对曹操的袒护，甚至捏造事实。
排除掉最可疑的证词，那么事实应该就在后面的两个版本中。
郭颁的《魏晋世语》和孙盛的《杂记》都认为，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并非出于正当防卫，而是怀疑对方要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郭颁的说法可以认定为谋杀，孙盛的说法则倾向于误杀。
郭颁说，吕家人“备宾主礼”，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可曹操却恩将仇报，在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莫须有的疑心就把人家八口人全杀了。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谋杀，所以郭颁的证词对曹操最为不利。
而孙盛虽然同样认为曹操杀了人，却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案情细节：
首先，在案发前，曹操听到了“食器声”。按字面意思，是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但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这里指的应该是杀猪宰羊的磨刀声。而当时的曹操正在逃命，属于典型的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肾上腺素立马飙升，何况还听见了磨刀声。可以想见，曹操当时有多么惊恐和愤怒，于是来不及多想就把吕家人干掉了。可一杀完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杀猪宰羊要款待他。
这就有了案发后的第二个关键细节，曹操发现自己杀错了，便凄怆地说了一句：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
如果孙盛提供的这两个细节属实的话，那么很明显，这是误杀。虽然理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误判，进而导致错误的行动。“凄怆”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之后的悲伤和愧疚之情。
上述三个版本，王沈明显是在替曹操洗地，欲盖弥彰的味道太浓，最不可信；郭颁则是把曹操写得像个冷血杀手，仿佛杀人可以不需要理由，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足采信。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普遍采信的都是孙盛的说法，因而才有这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流传千古。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其实不是孙盛《杂记》里的这句原话，而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的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其实是山寨版，是罗贯中对原版的改写。
两句话乍一看差不多，可往细了一想，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时，差别还是挺大的。
孙盛的原版，是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后的凄怆之语，虽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同样也透露了曹操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但语气并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含有很大的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嘲。看着孙盛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脑补出曹操说这句话时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样子。
然而，在罗贯中那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三国演义》第四回写道：曹操先是误杀了吕家的八口人，然后和陈宫一块儿仓皇逃离，不料恰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索性把吕伯奢也给杀了，理由是怕他发现家人惨死后会来追杀他们。陈宫受不了，骂曹操不义，曹操就用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回敬了他，一副理所当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罗贯中虚构了不同的语境，又在孙盛的基础上加了“天下”两字，口气就从凄怆无奈变成了霸道豪横，似乎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全天下的人都没关系，这就很有些反社会、反人类的味道了。
很显然，罗贯中这么一写，曹操的大奸大恶就被完全坐实了，可以说是毫无人性，令人发指。任何人看到此处，都会恨不得把曹操撕了。而他说的这句话，从此就跟着《三国演义》流传天下，变得妇孺皆知了，同时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残忍、冷酷无情的如山铁证。
然而，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确有自私残忍的一面，但并非像罗贯中刻画的这样没有人性。
我们知道，罗老先生出于维护汉室正统的立场，在小说中是把曹操当反一号、国贼来写的，所以必定要把他妖魔化。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却不能苟同。
我们尊重罗老先生的历史观，也敬佩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换言之，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拨开文学创作的面纱和艺术虚构的油彩，我们才能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话说曹操带着凄怆的心情离开成皋，继续东行，途经中牟县，然后差点在这里丢了性命。
他被一个亭长给逮住了。
汉代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警惕性很高，看到一个外乡人风尘仆仆、行色匆匆，觉得十分可疑，就不由分说把他扭送到县衙了。
惨的是，这时董卓发出的通缉令，已经赶在他前头送到了中牟县。县令一看，这蓬头垢面的家伙居然是朝廷要犯，那就不啰唆了，就地处决吧。
危急时刻，一个不知名的小功曹救了他的命。
功曹相当于县里的组织部长，官不大，只是个科级干部，但对官场上的人事信息比较敏感，听说过曹操的名头，就劝县令说，现在世道已乱，就别为难天下豪杰了，能放就放了吧。言下之意，做个顺水人情，留条后路，指不定山水有相逢，日后能派上用场。
县令想想也对，就这样把曹操放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三国演义》把中牟县令安到了陈宫头上，后来还演绎出了著名的传统京剧曲目《捉放曹》，其实都是没影的事儿。历史上的陈宫，虽然不久后就投到了曹操帐下，但这会儿还不知在哪儿当群演呢，根本轮不上他来主演“捉放曹”。
曹操捡回一条命，不敢再耽搁，马不停蹄就赶到了陈留，然后跟铁哥们儿张邈一拍即合，旋即开始招兵买马，正式创业。
毕竟是高干子弟，家里有的是钱，一说要创业，他爹曹嵩二话不说，立马打来一笔巨款。此外，曹操还在陈留当地找了一个名叫卫兹的天使投资人，拉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风险投资。这位投资人很看好曹操，听他宣讲了创业计划后，立刻竖起大拇指，说：“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如今，在风投市场上苦哈哈到处找融资的创业者们，多么希望早日碰到自己生命中的卫兹啊！瞧瞧人家多有眼光，刚一认识就给曹操投钱了，还对他那么有信心。
没错，能碰上卫兹这种天使投资人，曹操的确很幸运，可作为创业者，有时候我们也得退一步，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曹操？
如果答案不太肯定，那就别老是怪运气差。
有了投资，接下来就是组建创业团队了。老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听说阿瞒大哥创业了，家乡谯县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的弟兄们排着队就来了，兄弟辈的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子侄辈的有曹休、曹真等。
很快，曹操就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
这就是他逐鹿天下、纵横三国的最初的本钱。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下辖的己吾县（今河南宁陵县西南），正式竖起了讨伐董卓的义旗。从他仓皇逃离洛阳到现在，仅仅时隔三个月。
这一年冬天，站在朔风怒吼的己吾城头，向西遥望洛阳方向乱云飞渡的天空，曹操胸中一定激荡着澄清宇内、平定四海的豪情与壮志。
在他看来，倒行逆施的董卓就是全天下人的公敌，若四方群雄共举义旗，诛杀此贼可谓易如反掌，用他不久后对袁绍等人说的话来说，就是“一战而天下定矣”！
然而，此时刚刚创业的曹操，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他对即将到来的乱局完全估计不足，对复杂多变的世道人心更是想得过于单纯。所以很快，他就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次幻灭……
说穿了，创业这件事，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