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圆满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伟大成就为标志，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个新发展阶段的最终目标，就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确定了两个具有定量含义的阶段性目标，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长期规划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确定人均GDP增长目标，也宣示了一个道理：在新发展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必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在推进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无论是遵循一般规律还是由于特殊国情，都意味着会产生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本身来解决，而且这个发展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必须借助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本书将详细阐述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国际环境。至少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就呈现出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状态，也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长期停滞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同时，各国发展内顾倾向日益严重，供应链和技术脱钩现象频繁出现，这些问题都将进一步助长逆全球化趋势。

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新特点，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本书将揭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其第一个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时）产生对经济增长供给侧的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第二，预计中国将很快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即总人口达到峰值），并产生对经济增长需求侧的冲击，致使经济增长遭受总需求制约。因此，这两个转折点也是两个经济冲击引爆点。

无论是基于一般发展规律，还是从中国特有国情的角度，都会得出这样的预判，即面对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的挑战，中国在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存在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或门槛效应的风险。对此，中国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能采取回避态度。现代化途中不会处处鸟语花香。面对荆棘坎坷，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最终达到新发展目标确立的增长速度要求。

本书将结合经济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探讨如何从供给侧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阐释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拓展比较优势，找到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点，最终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与此相对称地，本书同时探讨如何从需求侧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如何通过调整经济社会政策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如何通过改革和再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本书还将回答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对社会关切的议题予以回应。例如，如何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如何消除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如何既尊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聚集效应，又努力打破“胡焕庸线”的制约；如何利用改革的报酬递增性质，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如何充实和创新政策工具箱；如何通过建立中国特色福利国家，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如何与人口老龄化共舞，赢得老年人口红利。

第一章
迈进新发展阶段

随着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拥有了实现更高的新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的历史逻辑的展现；完成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必须遵循的理论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实逻辑决定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发展要求来说，在这个阶段需要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历史比较看经济发展成就

新中国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了新的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新阶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GDP达到101.6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40.2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对世界经济的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7.5%，是1978年的10倍。与此同时，虽然美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但其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27.4%下降到2020年的24.4%。按照既有的发展潜力，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人均GDP水平的跃升更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位居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国家的低水平行列，当年人均GDP仅156美元，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GDP大幅提高，连续跨上几个重要的台阶，即1993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大约同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13.5%。

中国在2019年人均GDP 10 262美元的基础上，2020年人均GDP继续保持在1万美元以上，迅速靠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由于汇率往往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所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尝试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修正汇率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中国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相关国际比较项目。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于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6 830美元，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2.3%，比按照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差距小9.3个百分点。

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同时被转化为国力的增强，科技水平走进世界前沿行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增长为例，两者之间整体上保持了同步（见图1—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同步性逐步增强。20世纪八九十年代，GDP增长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但在更加关注民生的政策导向和相应举措的影响下，两者之间越来越均衡且逐步协调。

通过计算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度增长率与GDP的年度增长率之比，将其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领先GDP增长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1979—1989年、1989—1999年、1999—2009年以及2009—2019年这四个十年期间，该比率分别为0.86、0.73、1.00和1.08，同步性随时间明显增强。

这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保持了与国民经济增长更紧密的同步，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例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0.491的最高点降低到2019年的0.46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20年翻了一番，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还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缩小了城乡差距，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中国的国力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保持社会长期稳定，都是建立在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在这个创造辉煌成就的过程中，我们曾经面临种种风险与挑战，克服了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这表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此，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摆脱贫困：成色十足的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有标志性、成色十足的成就是，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0年人均收入4 000元的现行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天2.3美元。因此，全部脱贫就意味着按该标准计算的贫困发生率清零。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绝对贫困发生率清零的国家之一。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富成色的标志，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的最突出进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所采用的脱贫标准，是一个显著高于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天1.9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绝对贫困定义和扶贫脱贫标准。有比较才有鉴别。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就又如何呢？

在世界银行掌握数据的132个国家中，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近年来贫困发生率降到零的国家只能以个位数计。这就是说，连绝大多数的高收入国家也尚未根本消除绝对贫困。例如，以这个标准计算的贫困发生率，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6%，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5%，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6.9%，低收入国家平均高达45.5%。毫无疑问，如果采用每人每天2.3美元的标准，国际上及各收入组的贫困发生率还会更高。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按照高于国际水平的脱贫标准实现了近1亿人的脱贫，标志着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中国对世界减贫和人类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在2015年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目标中，在全球范围消除所有类型的贫困位列第一。中国农村脱贫的现行标准为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的2 300元，到2020年大约为现价4 000元，具体表现为不愁吃穿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保障民生，同时意味着“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完成。特别是在收官之年—2020年，中国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2020年面临的脱贫攻坚任务包括帮扶551万贫困人口脱贫、52个贫困县摘帽和2 707个贫困村出列，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役。

2020年，中国政府聚焦剩余贫困县村和贫困人口的特别脱贫困难，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脱贫手段，保证脱贫前后扶持政策不变、扶助措施力度不减，不仅能够保证全面小康一个不掉队，也直接有助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

实现脱贫目标，标志着在更高的民生起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改善民生福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时间上是继起的，目标任务和实现手段相互衔接。以2020年和2021年为历史交汇点，分别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和开始为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奋斗的新征程。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大地上首次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增强了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确立恰当的起点，确定并提出下一个奋斗目标。

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该取得更显著的实质性进展，并体现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各方面。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并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这些方面提出了重要要求，部署了重大举措。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每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舞台。在就业总量矛盾已有缓解的条件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劳动就业立法和执法，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就业质量；二是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就业和创业培训，改善公共就业服务，缓解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矛盾；三是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层面，完善就业和失业统计，建立宏观经济政策预警和应对机制，减小周期性失业发生概率。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标志是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首先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通过保持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其次是推进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改革，显著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是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抓手，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社会保护和社会共济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着眼于重点人群，从找准关键堵点、突破持续难点出发，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抓住诸如实现脱贫的农村低收入家庭、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从提高劳动参与率、保障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可得性等方面着眼，进一步补齐短板，降低其就业风险和生活脆弱性，使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庞大的人口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人口规模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标志实现的现代化。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分组，全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和为12.36亿，仅为中国人口的88.3%。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也面临着特别的难度和挑战。也正因此，中国必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减贫实践及效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1978年，按当时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100元）统计，不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1984年，扶贫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到1.28亿，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5.1%。2020年，按每人每年4 000元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清零。

1981—2018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界定的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即每人每天收入未达到1.9美元的人口数量从19.17亿减少到7.44亿。同期，中国按照相同贫困标准统计的绝对贫困人口从8.78亿减少到接近于零，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超过70%。

让我们来设想一种情景。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将占全球总人口的17.4%。虽然预计印度人口届时将占全球总人口的18.0%，就是说中国可能已经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转交给印度，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上仍然举足轻重，中国人民整体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将使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水平的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由此可见，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对自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值得世界寄予期待的历史性事件。

中国新发展阶段对世界的意义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创造的发展奇迹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自40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定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数量足够多、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发挥了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的作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

第一，中国经济以其总规模、在全球的位次和世界经济占比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显著贡献。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自1978年以来提高了9倍——如今占到17.4%，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这种总量意义上的贡献。

第二，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量的显著性逐年增强，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增量贡献。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不足道，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常常还“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话，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超过了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30%左右。

第三，中国GDP年度增量逐渐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增大，特别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量和增率高度稳定，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中国经济再次证明了自身。作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2.3%）的主要经济体，率先复工复产，加快贸易复苏，对全球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贡献不赀。

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新发展目标的情况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必然是：世界经济整体、其他国家和国际工商界将如何从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中获益？

在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既可以保持全球领先的增长速度，也可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世界经济整体和其他开放经济体可以更充分地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中获益，国际工商界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世界预期获益的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增长引擎。2010—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9%。目前中国GDP在世界占比为17.4%，即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加上总规模的因素，也必然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或动力源。

对世界经济具有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市场。中国最终消费目前的世界占比仅为12.1%，低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但是消费总额的增长率是世界最快的，以14亿人口总规模、超过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中国居民将成为极为显著的全球消费者和购买者。

从中国建设中，国际和各国投资者有相当多的搭乘顺风车的机会，世界经济也将从中获益。各种旨在通过扬长补短均衡区域发展水平的战略，以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创造诸多新增长极和增长点，产生大规模投资需求。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参与机会。

大国现代化的特殊挑战

与此同时，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挑战，推进的途中绝非莺歌燕舞、一路凯歌，而且越是接近现代化的实现，遇到的艰难险阻越大。例如，有诸多特殊的难点问题，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里，我们显然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中也没有定论的规律可循。下面，我们仅以与人口规模相关的挑战为例，探讨在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推进城镇化、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做多种划分，如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在某些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分类意义上具有结构不平衡的特点，甚至在严重的情况下具有扭曲的性质。相应地，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也呈现梯度性。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其历史渊源，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特定作用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代价。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促进经济结构的平衡和区域经济的融合，实现一体化发展。其中，城乡关系是所有结构关系的核心，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最突出的紧迫性，其出发点就是城市和农村共同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因此，结构不平衡乃至扭曲的状况必须在新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根本的改善。

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就是说仍有39.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为66.4%，高收入国家则为81.0%。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成正比的规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后者在2019年仅为44.4%，两者之间大约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说明城镇化的滞后。

201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25.1%，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模型估计的数字为25.3%。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平均为21.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3.1%。鉴于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对于发展阶段来说明显偏高，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滞后。

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使城镇化更为彻底的重要制约之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产业兴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诸多因素制约，如果不能缩小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差距，就难以做到同步发展。这种状况阻碍了城乡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必须实现重大突破。

1978—2017年，按照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农业增加值，即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2%。同期，第二产业劳均增加值年平均增长7.5%，第三产业劳均增加值年平均增长5.0%，提高速度也相当快。2017年，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分别为农业的16.4倍和4.8倍，也就是说，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没有缩小。

一般发展规律显示，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个途径。第一是通过资本深化。通过扩大资本投入提高资本劳动比率，由于每个工人装备的机器设备更多，可以达到劳均产出增长的效果。第二是提高人力资本。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或技能改善，都可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劳均产出。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义是在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率地使用投入品增加劳动者的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也遵循这三个途径，同时也要受到这个产业的特点影响，并且更针对当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强大推动力。例如，1978—2017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随着农村出现劳动力不足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求日益迫切，2003—2017年，具有劳动节约功能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数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4%。这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短缺引导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的过程，也符合资本深化的一般规律。

然而，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也引发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在经济学中，资本报酬递减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通常受其他生产要素的瓶颈制约。农业生产主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种生产要素投入决定。虽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逐步消失，但是高达25%的劳动力生产仅占GDP 7.7%的农业增加值说明劳动要素尚未构成农业发展约束。

土地在中国的确是一种有限、稀缺的生产要素，不过在这里倒不是说耕地资源的总量，具有意义的是土地的经营规模。由于土地流转尚不畅通，集中度不够高，中国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既小又分散。

世界银行把拥有土地规模小于两公顷的农户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而中国农户的平均土地规模仅为这种小土地所有者的1/3，从国际比较来看可谓超小规模。在如此有限的耕地规模上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投入，必然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通过估算三种粮食作物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资本报酬递减趋势。将2007—2013年平均水平与1978—1990年平均水平相比较，粳稻、玉米和小麦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分别降低了27%、29%和19%。

其次，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因农村劳动力配置扭曲，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反而有弱化的倾向。基于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流动状况，户籍在农村的劳动力被分成两个群体：一部分留在农村，大多数可以被看作农业劳动力；另一部分外出打工，成为在本乡镇内和离开本乡镇的农民工。

总体来说，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例如，2018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52%，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占83%。其中，离开本乡镇的农民工具有更富生产性的人口特征。相反，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具有年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低的特点。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把家庭成员按照各自的生产性特征，在经济活动和就业地域上分割开来，因而成为农村劳动力配置这种扭曲状况的体制原因。

最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包括体制改革、技术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过去40余年的改革构建起了有活力的农业生产经营激励机制，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大的进步。当前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由于土地资源不能在经营者之间实现充分流动，没有集中到最有能力的经营者手中以实现更有效的配置。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逐渐显现，在劳动力转移压力渐渐增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利用规模经济的需要，相应地便形成了对土地流转的需求。这就是一种对制度的需求，要求催生一种土地流转机制。通过多年的探索，农民和地方政府也获得很多经验积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就是这些制度创新实践经验的结晶。此外，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程度也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稳定性互为条件、相互制约。

可见，土地经营规模狭小，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日益凸显；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两个方向推动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充分反映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第一，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第二，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平等保护并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只有真正落实好这两项要求，才能保障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有力支撑城乡融合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做出新的部署，特别强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等挖掘城镇化潜力的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至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两者不仅目标相同，推进手段也是一致的、互补的。高度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综合体现，因此也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追求的结果。但是，追求这个结果的过程本身因国情的不同，应该有差异性。

换句话说，就城镇化而言，可以具有且必然具有推进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却没有且不应该有最终目标上的中国例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与必然走向高度城镇化结果之间的一致性。为了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水平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后果，在城镇化进程中绝不能使农村衰落，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毋庸置疑，这里所讲的“任何时候”就包括在追求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

例如，从推进乡村振兴的角度，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推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土地规模的扩大又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处的阶段及其稳定性。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劳动力转移需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条件，反过来要求打破经营规模狭小的制约。这就是说，实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有机结合，就可以把上述制约关系转变为良性循环。

“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既是指导国务院制定《纲要》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制定专项规划和地区规划的指导方针，也是全国人民贯彻落实这些中长期规划的行动指南。

为了准确把握它的思想，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了解一下这个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亮点。从整体上把握《建议》，可以着眼于四个“新”字，分别为进入新发展阶段、确立新发展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说，处于新发展阶段，为实现新发展目标，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我们来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2020年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美收官的一年，以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总体上比2010年提高一倍，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的关键性改进为标志。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以说，由此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征程。

在新征程中，中国将面临各种挑战，皆属于发展中的困难和成长中的烦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突出讲到的是复杂多变的中国发展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变化带来的新问题。面对这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局面，一旦正确应对，挑战便可以转化为机遇。

其次，我们来认识“确立新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按照惯例，人们期望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两个时间段提出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定量增长的预期性要求。实际上，权威部门也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希望、有能力保持长期平稳的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

不过，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隐患，二是在新发展阶段应该更关注发展质量，三是党的全会着眼于大方向和大战略，具体的部署可以在《纲要》中做出，对于发展目标，《建议》中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考虑到今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和人口增长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预测，2021—2035年，人均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81%，呈现前期较快并随时间减慢的趋势。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增长速度，预计中国实际人均GDP在2025年将达到13 852美元，即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水平（约12 535美元），2035年达到21 73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三分位中间组的门槛水平（约23 000美元）。

有诸多因素可能使中国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偏离这个预测。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之后，国内经济增长的恢复面临一定的困难，全球疫情防控效果不佳，也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利因素是，研究表明，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再次，我们来认识“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将延续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这个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得到显著的提升。

新发展理念包含的五个方面完整定义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强调把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协调发展着眼于改善城乡之间、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以及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三套车”之间等一系列平衡关系。绿色发展着眼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挑战。开放发展表明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决心。共享发展是对解决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问题的部署。此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特别强调了统筹发展和安全。

最后，我们来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崭新建议之一是，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学家通常将其简称为“双循环”。值得指出的是，双循环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既有发展导向的偏移，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政策之间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合理平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及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双循环的必要性既是由世界经济大环境决定的，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要求。在世界经济深陷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的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从两个方面给经济增长带来崭新且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是供给侧冲击。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至少从2012年便开始呈现负增长，相应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速、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劳动力流动造成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共同导致中国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增长率的下降。

另一方面是需求侧冲击。预计中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根据一些国家的经历，人口负增长将产生投资和消费需求双双降低的倾向，形成新的增长制约，加大中国实现潜在增长率的难度。

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要么有助于应对供给侧挑战，要么有助于应对需求侧挑战，或者具有双重效果。首先，深化国资国企、金融体制、教育和培训体制以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改革，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应对供给侧挑战。其次，降低关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和加大再分配力度等政策都有利于扩大出口、促进投资和刺激消费，是需求侧政策。最后，旨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促进劳动力流动提高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家庭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来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