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贸易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贸易遭遇三重危机
全球贸易遭遇三重危机挑战。第一重挑战是金融危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国家主义崛起，去全球化持续升温发酵。10年之后危机轮回，自2018年以来，第四次金融危机从边缘地带、新兴市场，逐渐向中美等核心国家延伸，直至当下被新冠疫情点燃，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在此期间，个别国家设置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如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日韩发生贸易摩擦，给全球贸易蒙上一层阴影。数据显示，2008～2018年，世界贸易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51.86%的历史顶峰持续下降至45.8%，全球贸易量增速从15%下跌至3%。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0.1%，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下跌。
第二重挑战是疫情全球大流行危机。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大量行业停摆、工厂停产，货物运输不畅，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采取了贸易限制性措施，服务贸易需求受损，全球贸易往来的活跃度大幅下降，疫情让原本就已低迷的世界贸易雪上加霜。WTO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跌9.2%，萎缩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为了遏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全球逾60个国家或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40多个国家采取了“封城、封州、封国”措施。这番全球“大隔离”造成各国“大脱钩”，产业链、供应链“大断链”，直接冲击全球贸易。
第三重挑战是遭遇大宗商品（石油）危机。2020年始，国际油价出现“史诗级暴跌”，从年初到3月23日的3个月时间跌幅高达62%，日跌幅甚至高达34%，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低触及20.81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最低触及24.69美元/桶，已跌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其背后的原因是石油需求下降和供应激增“共振”——一边是全球范围内交通停运，服务性用油大幅下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被打断，生产性用油急速锐减，炼油厂开工率下滑甚至关停，提炼性用油空前收缩，从更宏观范围看，则是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对原油形成需求压制；另一边是石油供给方“打架”，俄罗斯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关于扩大减产谈判破裂，沙特降价并增产。
三大危机叠加，全球贸易伴随产业链一并“断链”，下行压力巨大。
外贸为中国打开连接世界之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经济必然与全球贸易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结合中国需求存在的现实性，外贸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举国体制的特殊性，中国外贸呈现出以下态势：
首先是总体稳、微观惨的背离。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短时间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制造和出口的地位。加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各种稳外贸政策，如海关总署2020年2月出台10条“硬核”措施，从加快验放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促进农产品和食品扩大进口等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足、余地大，长期向好和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完全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但就外贸企业而言，一方面，中国出口企业结构发生改变，民企超越外企，成为出口的最大主力。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占到总出口的49.7%，劳动力密集型的民营出口企业在融资、竞争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另一方面，疫情一前一后、一内一外的夹击，无不击中外贸企业物流、原材料、用工等“命门”。2020年前两个月，国内疫情暴发，企业延期复工、延迟交货，外贸企业就已遭受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之后，国际疫情加速蔓延，外贸出口订单或取消或延迟，刚迎来复工的外贸企业又遭受二次冲击。如为美国品牌化石（Fossil）代工的东莞精度表业发布公告，主动劝退员工，并且全厂放假至少3个月，至少600名员工受到波及。再如国际纺织之都绍兴市柯桥区，也正在经历一场“休克式”的危机。2019年，柯桥区外贸出口增长15.6%，高出全国10.6个百分点；但如今“金三银四”的纺织旺季不再，2020年前两个月，柯桥区外贸出口同比下降20.63%。连续遭遇两场疫情冲击波的外贸人纷纷哀号：“国内刚打完上半场，国外继续下半场，外贸人看完全场！”
其次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偏态化。长期以来，货物贸易在中国贸易中占大头，服务贸易占比不到两成（2019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为17.1%），而且呈不对称发展趋势，即服务贸易进口显著高于出口，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较大（2019年服务贸易逆差为15024.9亿元）。由于服务贸易高度依赖人员的自由流动和集聚，而各国出台的防控、管控措施对人员和交通跨境活动构成限制，服务贸易必然大幅下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每天有24000架飞机处于飞行状态，而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有超过2/3的客机停飞，与2019年同期相比，全球航空运输量下降63%。WTO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服务贸易最新读数为95.6，远低于100的基准值，是该指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值。相较而言，货物贸易多为生活、生产必需品，具有需求硬支撑，因此两者将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偏态化趋势。
如果说产业链是连接世界经济的血管，那么自由贸易可视作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高举全球化旗帜，都无法阻挡贸易“越过山丘”。综上，从短期看，2021年全球外贸形势严峻，中国外贸将尽力守住基本盘，但贸易结构趋向失衡；从长期看，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的趋势不变。
全球化“进二退一”
“疫情之后，全球化将会终结”的论调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新型冠状病毒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甚至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二战”后，世界经济开始迈向全球化。时至今日，由美、欧、中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原本运转良好的全球化经济在病毒面前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全球化甚至成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疫情让表面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治理机制纷纷“哑火”。如WHO，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它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公信力大减；又如WTO，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系，其由于自身规则的滞后和仲裁机构的长期停摆，针对疫情期间一些国家“闭关锁国”，禁止大米出口，拦截口罩等医疗资源的问题，没有及时建立“病毒全球化”的应对方案及相关规则。
实际上，与其说全球化是疫情扩散和经济危机传导的罪魁祸首，不如说它只是替罪羊。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还在靠走路出行的时代，鼠疫在几年之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1/3。在100多年前，全球大流感也在1年之内传遍全世界。这说明，哪怕把时间倒退100年，哪怕倒退回中世纪，也不能避免某些病毒的传播。1929年全球化程度远不如当前，但也爆发了全球大萧条，而且其持续的时间和经济衰退的程度，远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来说，疫情只是放大镜，全球化自身早已“千疮百孔”。自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来，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操盘下，全球化在度过“蜜月期”后，潜藏的暗礁也逐渐凸显。
第一，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世界贸易这块压舱石愈是厚重，国家、阶层之间的平衡就愈难维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世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产业也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转移，各国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比拼竞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一方面造就了美国庞大的金融产业，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以及中产阶级萎缩。如今，华尔街的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天然悖论，决定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零和博弈、霸权思维和丛林法则。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可见，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罗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的交流。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孙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则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孙灭火，但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疫情的外部冲击，还是从全球化的内在溃疡来看，全球化的阻滞和回摆是必然，但任何国家和个体都无法阻挡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且不说，全球性的疫情难以在一国内得到解决，抗击疫情所涉及的病原体研究、基因组测序、药物试验、疫苗开发等多个领域均需要共享成果，防疫物资的流通和调度也离不开全球协作。当下，许多国家对防疫物资不仅开通了通关绿色通道，还减免了关税，就连中美两国也在加征关税产品名单里排除了防疫物资。除此之外，化解连带的经济危机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引擎。毕竟，量大面广的诸多行业与相关从业者的生存，都依赖外贸行业的繁荣，许多行业的产业链条也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共同协作。看看英国“脱欧”第一阶段——持续了3年半的痛苦撕裂进程，就知道要从经济一体化中抽身有多困难。更何况，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尤其是物联网、5G和全球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可能将像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获得继续深化发展的巨大动能。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己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即便是当前的美国，在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威胁与中国的贸易、经济甚至科技“脱钩”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英国进行更深入经贸合作的可能；即便是英国，在“脱欧”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也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试图开启中英经贸往来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各国已经难以回到各居一隅的时代，眼下全球化的回摆与修整，仅仅是全球化“进二退一”过程中的“退一”阶段。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把全球化分为“温和全球化”和“超级全球化”两种。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相比，罗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种“温和全球化”——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从罗德里克的观点出发，乐观来看，疫情之下各国政府的政策重点转向国内问题，可能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从激进转为温和的趋势发展，结束的不是“全球化”，而是社会学家张伦口中“狂飙突进、浪漫化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在可预期的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方式、模式和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短期来看，国家利益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对全球化的质疑、争议，以及一些冲突对抗是难以避免的。在全球化引力与斥力的相互对冲之下，“区域联盟”“区域共同体”和“超国共同体”等作为新的政治实体，或将进入现实世界。这样的联盟以区域互助、利益共同体为特征，全球化逐渐变成以区域互助、周边国家“抱团取暖”为特征的区域共同体趋势。更长远地看，随着这样的区域共同体渐成潮流，现代国家体系终将式微甚至被抛弃，融入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共享将成为处理人类重大事务的可行选择，深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内的国家、跨国企业和个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推动力量，以多维度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版本升级。而那些自扫门前雪，忽视或拒绝加入共同体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将孤掌难鸣。
重塑贸易规则：从“三零”到“三补”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便是世界贸易的缩影，而今，中美之间的尴尬局面无疑也反映了世界贸易的矛盾与纠结。
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化已经把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是不可逆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可以低成本地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实现自己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分工”。在这种分工下，在全球实现企业价值的物流供应和交易的企业之间，分别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另一方面，当前以WTO为代表的贸易组织所制定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无法解决诸多参与国的分歧与诉求，导致贸易摩擦常态化。WTO建立至今，全球科技蓬勃发展，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然而，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阶段，其深度和广度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更难以覆盖现在越来越依赖无形资产和数据的经济活动。正因如此，各主要国家“另起炉灶”，从WTO到FTA（自由贸易协定），再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际贸易谈判“小圈子化”趋势明显。2019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将在2020年下半年生效；美国和日本最近签署了“有限协议”，并宣布还将推动一项更广泛的FTA协议；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已经签订了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后，由日本牵头的CPTPP已经成型，共涉及11个国家……一时间，世贸“体制外”区域性贸易安排发展势头强劲，颇有边缘化WTO之势。
可见，贸易规则的版本升级已迫在眉睫。对此，有学者指出，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将成为未来世界贸易的主要规则。不可否认，仅从市场经济角度，“三零”规则符合自由贸易的基本精神。当一个国家政府以各种理由通过加征关税来限制企业跨国经营行为时，必然会提高企业交易成本，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进而破坏市场竞争体系，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最终导致对全球经济效率造成巨大损失，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没有好处。
然而，在现实发展中，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化的利益既得者，所谓跨国就是跨过国家把好处带走，把问题留下。经济方面，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钻空子，挣大钱付小费。简而言之就是，在最能挣钱的地方挣钱，在纳税最少的国家纳税，将在一国应尽的社会义务变成跨国公司内部分公司间的合法转账。据201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在全球100多万家跨国企业中，起码有30%～40%属于空壳公司，完全是用于避税目的；另有分析显示，全球企业一年共有6160亿美元会转移至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尤其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导致跨国避税和利润转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纳税监控也越来越困难。生态方面，跨国公司为降低污染成本，会将环境监管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污染天堂”，大量输出污染类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发展考虑，往往展开“逐底竞争”，竞相降低环境监管标准，从而使环境恶化。尽管近年来已有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警惕环境污染，却无法在实质上拥有扭转环境质量的能力。
通过成本转嫁和污染转嫁，游走于世界的跨国企业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而留下的烂摊子（税收损失、污染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机器来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倘若“三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很可能造成世界新一轮的失衡态势。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失衡，在巨兽跨国企业面前，国家机器沦为弱势群体，全球权力结构扭曲。有研究显示，如果将跨国企业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70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0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其2017年营收比西班牙、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多。二是国家间的失衡，跨国企业肆无忌惮的利益收割加剧各国之间，尤其是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冲突即为典型案例，WTO贸易逆差看起来是由中国引起的，其实跨国企业才占了利润的大头，中国却因此背了“黑锅”，陷入跨国资本引起的“税收争端”中。三是富人与穷人的失衡，在跨国企业与资本所引领的全球寻租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正如《无边界资本：财富管理经理与百分之一富人》一书作者布鲁克·哈灵顿所说，“如果富人成功避税，那么穷人就要被迫承担更沉重的经济压力”。道理很简单：政府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才能运作，如果政府从富人和企业那里征收的税款受到削减，就不得不从普通人身上拿走更多。贫富差距之痛从不会停留在冷冰冰的数字层面，而是从经济蔓延到全球政治领域，再演化成社会危机，带来全球问题的集中大爆发。这从近年来极右势力快速兴起，民粹主义政客当选国家领导人等现象便可窥一斑。这些现象背后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行业劳工的无声抗议，他们在用手中的选票进行最后的反抗。
显然，虽说世界贸易体系迫切需要版本升级，但不加任何限制的“三零”或将带领全球走向失衡的深渊。笔者认为，未来的世界贸易规则与其说是“三零”，更重要的在于“三补”。
从国际方面看，一是建立全球联网涉税系统，进行税收国际治理。跨国企业的避税问题早已被各个国家视为眼中钉，近几年也有多国政府纷纷出手进行“狙击”，从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实施“严监管”，到2020年6月G20同意制定共同规则，堵住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为减少企业税所利用的漏洞，再到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议通过修改国际税法扩大各国政府对跨国公司征税的权利。多个国家都在探索公平的征税方式，但若这种尝试仍停留在单个或数个国家内，仍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税收洼地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建立全球联网涉税系统，并针对这些跨国企业修订国际税收协定，取缔“避税天堂”。二是设立国际产业平准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一方面奠定了国际分工合作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当市场竞争范围从一国扩大至全世界，一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民族产业势必面临被挤压、被淘汰的局面。尤其是在大型跨国企业的强大攻击和围困下，这些民族产业不仅难以大规模进入国外市场，甚至连如何稳固本国市场也成为问题，我国汽车行业的曲折发展历程即为明证。对此，可设立国际产业平准税，以此寻求扩大开放力度和保护民族产业之间的平衡。
从国内看，三是征收财产税。在经济成长阶段，由于社会总财富增长较快，各阶层收入都在增加，社会对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影响体会不深。但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快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顿，普通民众的真实处境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必须通过分配变革打破这一困局，即对存量资产征收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这样做既能有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更能够促使富人驱动经济恢复。而财产税的征收关键在于准确的个人资产评估，这一点又与全球联网的涉税系统相联系（规避富人资产“外逃”）。
由此来看，当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可逆转，势必要以“三补”来弥补全球化所造成的失衡，寻找国家间、国家与企业间、社会各阶层间的均衡点。
中国外贸大转型：由实转虚
无论是此前的中美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外贸就首先招架不住。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当下外贸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30多年以来，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抓住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成为“世界工厂”和货物贸易大国。从出口结构上看，当前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工业品，占比高达94%。这也形成了我国外贸发展路径和管理理念的惯性模式，即重视招商引资、货物贸易、工业化，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规、税收、资金等也大都围绕货物贸易而制定，忽视了包含大多数虚拟经济在内的服务贸易。这就导致长期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外汇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2.92万亿元，但我国服务贸易自1994年最后一次出现顺差之后，持续保持逆差，而且逆差还在不断扩大。尽管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出口最高增速，但因当年进口3.47万亿元，全年服务贸易逆差额仍然有1.7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908.6亿元，逆差规模创新高。照此来看，“中国服务”不敌“中国制造”，当实物贸易被人员流通、供应链断裂、物流梗阻等外部因素所束缚，一个“退单潮”就将推倒整个外贸行业的多米诺骨牌。《焦点视界》杂志的调查显示，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风险，1/4的中国公司表示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随之带来的是现金流紧张、货运受阻、通关困难、成本提高、客户流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见，中国贸易这架高速驰骋的“战车”仍未形成双轮驱动，缺少必要的平衡和稳定，一路驶来自然跌跌撞撞。
中国当前的贸易格局已是“独木难支”，更何况从客观发展需求来看，外贸由实转虚也是一种必然。
一来，消费的鱼尾曲线决定了贸易的鱼尾曲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消费必然向着更高层次的马斯洛消费层级靠拢。而且，物质消费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了其自身的天花板效应，现实已经表明，西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典路径已经行至穷途末路，不论是从现实的资源约束，还是从消费需求的演化规律来看，消费必将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华丽转身”，即物质消费趋于无穷小，精神消费趋于无穷大。而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贸易，当消费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转折，供给端也将实现相应的结构升级，外贸结构自然也将进一步侧重于满足各种精神消费的服务业和虚拟经济。
二则，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虚拟经济和服务贸易需求。被托夫勒称为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的信息化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AI等信息技术以涨潮般的速度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和贸易，产业结构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可视会议、电子商务等在不断延伸。产业结构的升级让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产业脱离了地域的分割和局限。正如巴菲特的智囊总部远离闹市，坐落乡村，却照样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搅动风云。
当网络缩减了空间距离，环球“同此凉热”，展现的不单是一种产业升级趋势，还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折。国际贸易从轰轰烈烈的机器设备生产走向了不限时空的虚拟经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