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郎中的逆袭——同仁堂
同仁堂创办于清朝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历经十数代,载誉三百余年。其创始人名曰乐显扬。
说起北京的药店老字号,首推同仁堂。
同仁堂的东家乐氏,祖籍浙江宁波,明末清初其远祖乐良才来到北京谋生。
乐氏在宁波世代为医,但并非坐堂医,而是手持串铃游走四方的游医。说起来,游医的历史要比坐堂医长久很多。在汉朝之前,并没有坐堂医,只有游医,岐伯、扁鹊、华佗等名医皆是游医。到了汉朝末年,名医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每月的初一、十五坐在公堂上,不问政事,专为百姓免费诊治。后人为纪念张仲景的医德和医术,把中药店都冠以某某堂,并把坐在药铺里诊病的医师称为“坐堂医”。就这样,坐堂医与游医有了区别,坐堂医的地位较高,而居无定所的游医则沦为社会底层。
明朝末年,乐良才接过祖传的游医串铃后,几次去扬州府、应天府等地行医,创下不小的名声,多有人慕名求医。
过了几年,乐良才准备去京城闯荡。他沿着大运河晓行夜泊抵达通州,又经通惠河到达京都东南的崇文门。他在崇文门外凭借高超医术,治好了一个姓杨的老者。杨氏一家见乐良才老实勤俭,就招他为婿。婚后不久生得一子,取名叫乐廷松。乐廷松长大后,也继承父亲的衣钵,在京城行医。
乐良才、乐廷松父子二人看到京城医药需求量很大,但是铃医的地位却不高。他们意识到,必须系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著作,朝着正规的中医药方向发展,才可以改变门庭,摆脱游方铃医的身份。
但是,想要改换门庭,并没有那么轻而易举。不久后,乐廷松娶妻生子,名乐怀育,乐怀育长大后依旧是游医;乐怀育也娶妻生子,名乐显扬,乐显扬才创建了同仁堂。
乐显扬是乐氏家族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喜读方书,更擅长鉴定药材真伪,医药兼通,无论医道和药道均有较好的社会口碑。1665年,京城地震,一位赶考的举人在地震之中受到了惊吓。乐显扬为他诊治时,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乐显扬并没有为他开方抓药,而是给他推荐了一位擅长此病的医生,并让他赶快去找医生诊治。举人按照乐显扬的吩咐,找到这位医生,抓了药回去休养,不久就痊愈了。
同仁堂老药铺
这位举人痊愈之后,对乐显扬的医术和医德极为钦佩。后来这位举人考中进士,被委派到礼部任职,就找机会把乐显扬推荐给主管太医院的亲王。乐显扬被亲王选中,并被推荐到太医院做官医,担任吏目。吏目虽然只是太医院中不入流的小官,但因为是医生,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朝廷恩赐,“许服六品冠带”。后来乐显扬又晋封为登仕佐郎。
就在乐显扬担任太医院吏目的那年夏天,永定河泛滥,京郊西南各县遭遇了洪涝。洪涝导致疫病蔓延,于是康熙命太医院的医官赴灾区为百姓治病。
乐显扬下乡后,令当地保甲用大锅煎煮汤药,大规模滤出药液,劝众民服下,效果良好。等他准备再换一个村落继续发放汤药时,突然听说,有些官吏趁机贪污赈灾款项,被康熙查办了。有人怀疑乐显扬是告密者,就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乐显扬诬告他人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乐显扬听到流言后,黯然神伤,从此,他对官职更加淡漠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医药上面。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济世养生唯医药。”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乐氏家族经营药业的祖训之一。
乐显扬创立京都“同仁堂药室”的时间是1669年。他对“同仁”两字的含义解释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同”即“天下大同”的同,“仁”则是“仁者爱人”的仁,同仁有“济世救众”“一视同仁”的意思。
从乐良才进京到乐显扬开办“同仁堂药室”,历时四世,殊为不易。
乐显扬生了四个儿子,即乐凤翔、乐凤鸣、乐凤仪、乐凤岐四兄弟。其中,老二乐凤鸣最值得一书。乐凤鸣自幼聪颖,好读书,决心走仕途之路。只可惜他科举不顺,直到不惑之年才考中举人。中举后,乐凤鸣感叹半生蹉跎,决心“追忆祖训”,光大“同仁堂药室”,从此一心从医,断绝仕途之念。
乐凤鸣在“同仁堂药室”创建三十三年之际,也就是1702年,将同仁堂迁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的现店址,扩建并且改名为“同仁堂药铺”。
这里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不仅兼顾南北两城之势,又同时处于东西两城之间,可谓位置适中、兼顾各方之地。
迁址之后,乐凤鸣花了五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古药方、长效验方和民间药方。他把家中祖上汇集的处方,结合新近搜集来的处方,精心炮制出“成药”处方,制成各种丸、散、膏、丹。乐凤鸣研制的名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最为有效。此外,丹药之中以大活络丹、小活络丹、至宝锭等效验最好。在外用药中,乐凤鸣研制出七厘散、生肌散、冰硼散等外用药剂,亦均显良效。
乐凤鸣不仅重视药物的配方,更重视药物的炮制。他常说:“炮制必依古法,购料不惜重赀。”不可偷工减料,不要吝惜成本,就是他的诀窍,他声明:“宁可断货也不降格。”
当时,同仁堂一旦遇到优质药材,大多是全部买下,不给他人留有余地。长此以往,同仁堂药物的质量就超出同行了,名声也越来越显著。
从康熙年间开始,北京城里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四方良药属京药,京药奇门在同仁。”
晚清时期的同仁堂
京城百姓中则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吃了同仁堂的药,病就能治愈,没吃同仁堂的药就是大错;如吃同仁堂的药还不见效,那就没有遗憾了。
现在的同仁堂
后来,同仁堂的名声不光在民间流传,还渐渐传到了宫中,康熙皇帝就多次服用过同仁堂的药物。等到雍正皇帝登基,正式钦定同仁堂来供奉御药房的药料(制药原料),供奉宫内所需的多种药材、饮片。至此,同仁堂算是到达了巅峰。
此后三百余年来,同仁堂的名声一直没倒,老北京人信任乐家老铺同仁堂的好药,赞誉同仁堂是“门擅桐君之术,家传葛氏之方”。也有人称乐氏家族济众行善,不以谋财图利作为经营药业的目标,实乃“善人之家”。
京城太医院
太医院的大印
明朝北京的太医院在正阳门内东交民巷西口的一个大院里。清沿袭明制,太医院一直在此。据《清代宫廷史话》记载:太医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匾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署内有大堂五间,其中悬挂着康熙御赐院判黄运诗:“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公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被迫迁出。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最终于1902年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今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署,三年后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