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

我编印发行的待售图书目录第10期（1988年春季号）第243号列出的是下面这本书：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1959年伦敦出版。英国首版，纳博科夫馈赠其表兄彼得·德·彼得森夫妇的签名本，落款是1959年11月6日。签名下方有作者标志性的手绘蝴蝶小像一幅。

售价：3250英镑（合5900美元）

几周后，我收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来信。他本人是一位藏书家，我也定期向他寄送目录。

亲爱的杰寇斯基先生：

你那本《洛丽塔》并非真正的第一版，倘若它都能标价3250英镑，那由他签赠予我的巴黎版该价值几何？

格雷厄姆·格林敬上

纳博科夫签名赠予格雷厄姆·格林的奥林匹亚版《洛丽塔》！太了不起啦！这种书正是珍本书商所称的“关联本”（association copy）——由作者本人题赠给另外一位名人的书。就眼前的例子看，格林本人不但是不折不扣的“名人”，而且他还在纳博科夫这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纳博科夫给格林的赠送签名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当时，一本没有作者题签的首版书《洛丽塔》大约值200英镑。

我当即参照格林的极简主义风格回信一封。

亲爱的格林先生：

价钱更高。你愿意卖吗？

里克·杰寇斯基敬上

就在随后简短（短得不能再短）的书信来往中，格林表示他有意出售，因为他还有一本作者签赠给他的英国首版，他觉得没必要两本书都留在手上。我告诉他，我非常乐意出4000英镑买下那本巴黎首版书，他则回复说，下次造访英国时一定顺道把书带来。

结果，直到11月，我才和他在他下榻的丽兹酒店见了面。他打开房门，我吃了一惊，他居然那么高，他那双蓝中带紫、水汪汪的眼睛神情灵动，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坐下来喝了杯伏特加，然后，他拿出了那部《洛丽塔》：分上下两册印行的墨绿色小开本，散发着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气息。那题签叫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请格雷厄姆·格林雅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敬呈，1959年11月8日。”接下去是一只大大的绿色蝴蝶画像，蝴蝶下方是纳博科夫的手书：“翩翩舞动于腰际的绿色凤蝶。”

“棒极了，”我说，“差一点儿就完美无缺了。”

他扬了扬眉毛，微微一点儿。哪里出问题了吗？

“假如落款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当年（1955年），再加上它是首印本，封底也没有贴这枚新价格标签的话，那就无可挑剔了。”

他点点头。他在藏书界是出了名的完美主义者。

“不过，还是很棒——真正博物馆级别的。”

“我也这么看。”他说。

“我出4000英镑。”

“杰寇斯基先生，你太不了解我了。就冲着你这句话，我愿意少收一点儿。”

“相反，格林先生，倒是你不了解我了。我不会少付一分钱。”

他想了一会儿。

“要不要再来一杯伏特加？”他问。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多半是在谈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我想，大概是听到我说“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十分有趣，可是却搞不懂为什么没人待见”时，他才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打心底里同意我的看法。在君子所见略同的和谐氛围中，我俩又干了一杯伏特加。

“我可不敢高攀那个等级，”格林说，那口气像是经过一番沉思后终于看出了真相，但却对此毫不后悔，“康拉德和詹姆斯属于一流小说家。我属于二流。”我们的最后一杯伏特加是向他致敬：二流是诚可尊贵的。对此，我们都有同感。

他答应和我保持联系，事后证明这并非离别时的客套。几分钟后，一位门房毕恭毕敬地护送我上了皮卡迪里大街，我的怀里揣着那本《洛丽塔》，同时还交了一位新朋友。

第二天早晨9点，我公寓的门铃响起，艾尔顿·约翰的作词人，梳着马尾辫、面色和悦的伯尼·陶宾登门来了。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我当时穿着睡袍，正在吃阿司匹林），手上可有什么上等货，他太太想买来送给他做圣诞礼物。

无论你宿醉得多么厉害，你也不会把伯尼·陶宾赶走的，更何况他那位手握支票簿的太太。就这样，我莽撞地脱口而出，我确实刚刚买进了一样好东西……

这东西何止是好，它简直令人无法抗拒：伯尼既是格林物品收藏者，也是《洛丽塔》的粉丝。他的双手一捧上那本书，我就知道他绝不会让它溜走的。我立即明白，自己铸成大错了。好书可千万不要仓促出手：你需要时间对它做点儿研究，仔细琢磨琢磨它，静待其价格达到理想的价位。

“多少钱？”陶夫人瞧见丈夫两眼放出痴迷的神色，就心领神会了。

“9000英镑。”我说，心想这个价码会把她吓跑的。

她眼睛眨都没有眨，更别说砍价了。5分钟后，我收到一张支票，满脑袋疼，还有满腔的悔恨怅惘。我当时说不准是否把它贱卖了——9000英镑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但是我心里明白，那本书在我手里太过薄命。有人说，好书在于品读，须把玩摩挲一阵，待其魔力消散，再谋求其商道财路才好。呜呼，可怜的《洛丽塔》，我们只不过刚见面就天各一方了！

《洛丽塔》最初是由莫里斯·吉罗迪亚斯于1955年在巴黎出版的。吉罗迪亚斯曾自嘲是“英裔法籍色情书商的第二代传人”。他父亲是曼彻斯特出生的杰克·卡汉，开办的方尖碑出版社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出版过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吉罗迪亚斯于1953年创办了奥林匹亚出版社，并和父亲一样，致力于出版质量上佳、在涉性方面赤裸大胆的英语文学作品。他旗下的一些作者是最上乘的作家，如萨缪尔·贝克特、威廉·巴勒斯、亨利·米勒、让·热内、J.P.唐利维等，而其他一些作者（通常匿名发表）则专事创作吉罗迪亚斯所谓的D.B. 。这些书常常被冠以不同书系名称出版，其中之一被搞笑地取名为“旅行者佳侣”。然而，即便是他那些色情书籍（如《满床春色》《强奸》《好事指南》《红唇大启》等）也都文笔不俗，堪称佳制。许多书都是由鼎鼎大名如克里斯托弗·洛格和亚历克斯·特鲁齐等人代为捉刀。他们既能从中得趣，又能得几个钱，何乐而不为呢。

那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美国已经出版过好几部作品，受到一定的关注，但仍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康奈尔大学平静而卖力地教着书。他正急切地为自己的新书寻觅出版商：“经过5年苦心孤诣的魔鬼般的生活，我这部浩大、神秘、扣人心弦的小说即将大功告成。它是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巨作。”

可是，《洛丽塔》却接连被5家美国出版社拒之门外。虽然《党派评论》曾答应选登小说的片段，但是要求必须署作者的真名——对此，纳博科夫有点儿顾虑，单纯的美国公众会把那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和他本人画上等号，于是他就此拒绝。

有些出版社对《洛丽塔》钦慕有加，有意印行它，但终究认为此书属于危险之作。小说中那位中年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迷恋上一位12岁的小姑娘。书中的洛丽塔可绝不是斯坦利·库布里克1962年拍摄的影片中由苏·莱昂饰演的性感少女。洛丽塔体重仅35千克，三围分别是27-23-29英寸 ，十足是个小黄毛丫头。小说拥有双重的惊人之处：不但以同情的笔调描绘出一个恋童癖的内心世界，而且他钟情的对象恰恰是一个初晓人事、撩人心魄的小姑娘。毫不奇怪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压抑氛围下，一家美国出版商建议说，它“理当在大石头底下埋上1000年”。

让我始终大惑不解的是，纳博科夫当初是如何逃过那一劫的。不过，只要你翻开书，读读开头那几段，心里就大概有数了：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孽，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沿上腭向下轻轻走三步，第三步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早晨，她是洛，平平凡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身高4英尺 10英寸。穿上宽松裤，她是洛拉。在学校，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但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都是洛丽塔。

这段文字真够开门见山，但是其中杂耍般的优雅音韵与律动足以令最根深蒂固的恋童癖欲火全消。无论小说接下来的内容如何，也无论它激起了怎样波浪滔天的谴责，单单开头这几段文字就足以表明，此书并非通常意义的D.B.。

事实上，好几个当年读完全书的读者要求退还书款。他们抱怨这书不符合奥林匹亚出版社的一贯水准。这书简直读不懂，好像是用外语写的一般。自然，后面这一点倒是说对了。英语不是纳博科夫的第二语言，而是第三语言，康拉德也是如此。（那个年代里，有教养的欧洲人通常都把法语当作他们的第二语言。）纳博科夫最初的作品，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都是用俄语创作的，接着他用法语写了几本书。直到1941年，他才出版了第一本英语作品《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他的英语，弥漫着在一种新的语言里进行摸索并不断有所发现所带来的欣喜气息，这又和康拉德一个样。他的语言富有质感，古奥神秘，亦庄亦谐，不时翻腾着令人屏息叫绝的佳句良构，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仿佛刚出炉一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整本书似在用俄语娓娓道来。

迫于在美国找不到一个有胆量出版这本小说的出版社，纳博科夫在别人的建议下，把书稿寄给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吉罗迪亚斯。这个选择实在出人意料，是不明就里与权宜之计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几乎注定要在泪水中收场。

吉罗迪亚斯有点儿像游手好闲的无赖，是一个见多识广、讲究口腹之乐的人。他每年的出版计划都是先编造出一长列令人想入非非的书名，发布简略的故事梗概，一旦各路订单如潮水般涌来，他再孤注一掷地找人去写书。纳博科夫则是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对照，他是个极有教养的俄国贵族后裔，只以形式最高雅的文学趣味为己任。

然而吉罗迪亚斯眼力很是锐利，他一眼就看中了《洛丽塔》，立即同意出版：

……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种奇妙情形，它是我梦寐以求却始终无从得见的：以一种既无比真诚又绝对合法的方式处理人类身上最主要的一种情感。我感觉得出，《洛丽塔》将成为一件伟大的现代艺术杰作，会一劳永逸地证明道德审查的彻底无效。

在得知吉罗迪亚斯因为明目张胆地出版色情读物而臭名昭著后，纳博科夫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某种担心：“你我都知道，《洛丽塔》是一本有着严肃追求的作品。我希望公众也作如是观。丑闻缠身会叫我伤心的。”

但他得到的恰恰是丑闻缠身，而且那正是他此生以来最出彩的“丑闻”。如果这位天真的大学教授以为，出版这样一本书应该能博得普遍的尊崇，那么吉罗迪亚斯想的绝不是这些。他希望的是喧闹——这对打开销路大有益处。

当格雷厄姆·格林在1955年圣诞节那一期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推举《洛丽塔》为心目中三本年度最佳著作之一时，这本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小说开始受到英国读者的关注。但是，这本书真正能飞速蹿红还要感谢《周日快报》的编辑约翰·戈登。他与格林的赞誉唱反调，他写道：

无疑，这是我迄今读过的最肮脏的一本书。一本纯粹的、毫不节制的色情书。主人公是个性变态，热衷于诱奸他所谓的“性感少女”，年龄在11~14岁的小姑娘。整本书都用来描绘他的狩猎行为和得逞的经过，写来不遗余力，不堪入目，极尽其文笔之能事。

格林对此的回应是，组织“约翰·戈登协会”——成员包括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安格斯·威尔逊和A.J.艾尔，协会致力于检举揭发“一切有冒犯性的书籍、戏剧、雕塑和陶瓷艺术品”。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在拼字游戏中不运用脏字”。

尽管纳博科夫对迅速上升的销售量十分开心，但还是为甚嚣尘上的喧闹颇感烦恼：“我可怜的《洛丽塔》正在受煎熬。苦就苦在即使我把她写成一个男孩，一头奶牛，甚或一辆自行车，那些非利士人 也未必会放她一马。”

纳博科夫一直担心自己在康奈尔大学的教职会受影响，所以他希望匿名出版这本小说，但吉罗迪亚斯最终还是说服了他。如果小说注定会闹到法庭上去，而其作者本人当初都不敢署名认领它，那么拿文学价值为之辩护的说服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美国出版商不久就重新找回对这本书的兴趣，却只能干瞪眼，眼见那么多奥林匹亚版的小说进入美国，却丝毫没有受到美国海关道德审查员的查处。格林本人则积极动作，希望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很快，纳博科夫就不再需要依靠吉罗迪亚斯了，他对对方不检点的经营行为日益不满。他们当初的合同规定，吉罗迪亚斯可以获得未来英语版和各种翻译版的1/3的收益，这份大方的合同会给吉罗迪亚斯带来一笔巨大的收入。纳博科夫曾想方设法毁约，但没能成功。

经过双方一番协商，吉罗迪亚斯同意将收益比例减少一定百分比，于是普特南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该书。前三周，此书就售出10万多本，成为自《飘》以来最畅销的一本书。此书也引来各种反响。得克萨斯州原本有个名叫“洛丽塔”的小镇就此改名“杰克逊”；笑星古诺丘·马克斯则声称，他要等上6年，等洛丽塔长到18岁再去读这本书。但大多数评论者都称赞小说是一部杰作，对此它是实至名归的：小说融合了悲剧和喜剧，文笔富丽堂皇，典雅而迷人。下一年，即1959年的11月8日，此书由魏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在伦敦发行了英国版。

如此看来，我从格雷厄姆·格林手中买来的、由作家签名的奥林匹亚版《洛丽塔》上的日期竟然是英国版正式发行的日期——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实。两年前，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亮相的一本魏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版的《洛丽塔》上的签名也是这一天，而我可能是当场众人中唯一认识到其中价值的人。我买下它的价格相当低廉，卖出时却相当不错。至于我从格雷厄姆·格林处买来的那一本，我于1992年以1.3万英镑的价格再次买进，不久就转手给了一位纽约收藏家。他也得了便宜。那本书2002年在佳士得一次拍卖会上再度现身时价格高得吓人：2.64万美元。我当时就在现场，简直惊呆了，恼闷不已（珍本书商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不管怎么说，我在《洛丽塔》身上赚到不少好处，只是还比不上纳博科夫和吉罗迪亚斯。依靠那些收入，纳博科夫得以从教书匠职位上退休，全心地写作与采集蝴蝶标本。吉罗迪亚斯因为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一夜暴富，在巴黎开办了两家夜总会、一家餐厅、三家酒吧和一家剧院。5年后，他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