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荀子》书的伪证

《荀子》书为后人杂凑成功，固然不错。但是杂凑的证据，是什么？前人所说都嫌过于笼统，不足以打破一般守旧的心理。我以为《荀子》书是杂凑的证据，大致可有左（下）列的四点：

一、体裁的差异。我这里所说的体裁，包含两类：一类是题篇的体裁，一类是行文的体裁。古书的题篇大概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取篇首两个字，或是第一句中间两个主要的字眼来做篇名。这种书大概是后人或者门弟子所编篡，其篇名也是编篡的人所题。比如《论语》《孟子》都属于这一类。就他原始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语录体。第二种办法，是取一篇的大意来做篇名。这一类的书，也有自作的，也有后人编述的。大致是先有主意，然后作文，也可说是先有篇题而后有文章。就广泛的意义，可以叫着论文体。比如《庄子》内篇，和《墨子》《韩非子》中间的一部分较为可靠的各篇大致都属这一类。假使一书之中，有了这两种办法，可以决定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比如《庄子》的内篇，是属第二种办法；而外篇以下，都属第一种办法，可以决定内篇和外篇成立的时期完全不同。现在《荀子》中《天论》《体论》《富国》《性恶》等篇，都是用第二种办法；而《哀公》《仲尼》《尧问》《宥坐》等篇，却都是用第一种办法。这种体裁的差异，显然表示有一部分是属于伪作，这是最浅近、最明白的证据。讲到行文的体裁，《荀子》中也显有差异。前段郝懿行所举的“得众动天”四句韵语，便是一例。又如《乐论》中也夹有一段韵文，也是很可注目的。现在引之如下：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墨子非之，几遇刑也。明王已没，莫之正也。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斯听（从俞樾校改）也。乱世恶善，不此听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学，无所营也。（《荀子集解》卷十四，第二页。）

其非《荀子》原书，显然可知。《礼论》篇末段（同，卷十三，第十二页。）也是用韵文，都与《荀子》行文的体裁不合。最奇怪的是杂有《成相赋》篇全篇的有韵之文，赋篇附在《荀子》末尾，虽另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卷三十，第十八页。）还可拿互著之说来解释。《成相》一篇，旧次在第八，为什么会用韵文？这明明已是《汉书·艺文志》中间汉人的《成相杂辞》，与《荀子》毫不相干的东西。这都是可由行文体裁的差异，证明《荀子》中间有许多不是原书。

二、思想的矛盾。《荀子》书中思想矛盾的地方很多，最显然的比如《天论》前面说：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贷，则天不能祸。（《荀子集解》卷十一，第七页。）

这里表示一种激烈的反对天命的精神。但是《天论》的后段却又说“故人之命在天。”（同，卷十一，第十一页。）而《修身》篇又说：

人有此三行，虽有大祸，天其不遂乎？（同，卷一，第十三页。）

这种依赖天命的思想，和前者大相反对，可以断定不是一个人的说话。又如《性恶》篇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凡礼仪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同，第十七，第一—二页。）

这里所谓伪，是人为之义。一切礼仪，都生于伪。而《乐论》篇却说：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同，卷十四，第二页。）

把伪变为诈伪之伪，而反以去伪为礼之经了。这里所谓伪，固然与《性恶》篇矛盾，也与《正名》篇的“心虑而能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卷十六，第一页。）大相反对，明明是把《荀子》变为《中庸》派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了。（《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五十三，第三页。）还能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吗？又如陈登元君对于下列两条，也很怀疑。

一、《非十二子》篇：忍情性，綦谿利岐，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定大分，……是陈仲、史鰌也。

二、《大略》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哲学》第一六二—一六三页。）

他觉得与《性恶论》的思想不对，其实这也可认思想矛盾的例证。

三、篇章的杂乱。《荀子》一书篇章的杂乱，前面所举，已经不少。实际除了《正名》《解蔽》两篇，略为完全以外，几于没有一篇没有杂凑的痕迹。比如《天论》是大家所公认为真书的。但是《天论》的后半篇，就不可信。“雩而雨”与“星队木鸣”两段，与《韩诗外传》相同。《韩诗》引作“《传》曰”，大概就不是《荀子》的原文？（《韩诗外传》卷二，第四—五页，涵芬楼本。）再后一节是：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荀子集解》卷十一，第十—十一页。）

这一段在上既无所承，与下文也不相接；既不是论天，而且与前文的思想矛盾。大概也是由《韩诗外传》混入，或是与《外传》同出一书，因为有两个天字，就将他凑入了这篇之中。（《韩诗外传》卷一，第三页。）其余篇末的两段，胡适已经知道与《天论》无干了。再如《性恶》一篇，也是人所公认为真书的。但是在“涂之人可以为禹”一段以后忽然接以：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荀子集解》卷十七，第五—六页。）

两段，全然与《性恶》没有关系，似乎可以断定为杂凑的文字？并且后面就是主张习惯论的一大段。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同，卷十七，第七页。）

这与他的《性恶论》，根本上是冲突的。虽然有人说荀子外面是主张性恶，实际是主张习惯论的。我觉得就思想的矛盾，和篇章的错乱两种现象综合来考查，这段文字似为后人修正荀子的学说而作。大概是杂凑在篇末，并不是原来所有。再如《乐论》在《荀子》书中也要算重要一篇，但是前面的两大段，都与《礼记》的《乐记》大略相同，而第一段在《乐记》里列于最后，托为孔子与宾牟贾的谈话。（《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三十九，第二十页。）《乐记》本为十一篇混杂而成，今《乐论》第一段与第二段论乐的次序完全相同，也明为杂凑成功。其后半更为杂乱，除前面所举的一段韵文以外，又有“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段（《荀子集解》卷十四，第三页。）是取的《乡饮酒义》（《十三经注疏·礼记》卷六十三，第十八—十九页。）《礼记》托为孔子所说，固然未必可信，但是也不能认为荀子的话。因为他确是论《乡饮酒义》，不是论乐，后人因有闲歌合乐几个字，就把他杂凑在《乐论》的后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以外为篇幅所限，不能多举，但是有了这三个例，也可以推见一斑了。

四、其他的旁证。王先谦因为《乐论》有引《王制》篇“其在序官也”一段，疑《序官》本为篇名，其实古人著书并没有引用自己的文章的例子，可以断定《序官》和《乐论》决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很明白的证据。《公羊传》的著于竹帛，在汉景帝时候，《谷梁》更比《公羊传》为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荀子·大略》篇已经引了《谷梁传》“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的话。（《荀子集解》卷十九，第十二页。）又说“《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是取的文十二年《公羊传》：

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十三经注疏·公羊传》卷十四，第三—四页。）

又说“故《春秋》善胥命，”也是取的桓三年《公羊传》：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同，卷四，第九页。）

这都可以做《荀子》书有许多晚出的材料的旁证。我们如果要概认为《荀子》的著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