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的鸡

疫苗接种彻底地战胜了天花，曾经是这颗星球上对人类最致命的疾病在20世纪70年代就完全地灭绝了。重型天花（Variola major）这种更致命毒株的最后一个病例在1975年10月出现于孟加拉国。当时年仅三岁的拉希马·巴努（Rahima Banu）得以幸存下来，至今仍健在。最后一例轻型天花（Variola minor）在1977年出现于索马里。染上天花时已到成年的阿里·马奥·马阿林（Ali Maow Maalin）也幸存了下来，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开展消灭小儿麻痹症的运动，2013年他死于疟疾。

疫苗接种展现了创新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特征，也就是对创新的使用往往先于对它的理解。纵观历史，在没有科学地理解技术和发明为何会有用的情况下，这些技术和发明就已经被成功地采纳了。对于18世纪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当他听到暴露于致命疾病的毒株之下可以防范该疾病的想法时，一定会觉得提出这个观点的玛丽夫人是疯了。因为这没什么合理依据可言。直到19世纪末，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才开始解释疫苗接种如何以及为何奏效。

巴斯德煮沸了一种发酵的液体，他发现这些液体失活了，除非暴露于能带来细菌的空气中，否则它不会进一步发酵，由此巴斯德证明了细菌是微生物。他还通过让这种液体经由一个狭窄的鹅颈式容器与空气接触，容器的形状确保了细菌无法通过，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1862年自负地说：“自然发生说休想从这个简单实验的致命一击中死灰复燃。”

如果传染性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那么是否就可以用微生物性质的变化以及人体对微生物的脆弱性的变化来解释疫苗接种？细菌和小得多的病毒之间的区别还要有待于后来的证明。巴斯德的理论源于一次偶然的事故。1879年夏，他出去度假，留下他的助手查理斯·尚柏朗（Charles Chamberland）用感染了霍乱的鸡汤给一些鸡打预防针，这是理解霍乱弧菌的性质的一系列实验的一部分。尚柏朗忘了这件事，自己也去度假了。在他们度假回来并且继续开展实验时，发现陈腐的肉汤能够让鸡生病，但不会杀死它们。

也许是出于直觉，巴斯德开始研究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会轻易把鸡杀死的致命霍乱毒株，并把它注射给那些如今已经康复且饱受着长期病痛的禽类。这个毒株甚至都没能让它们染病，更别说杀死它们了。这个较弱的霍乱毒株让它们对更强的毒株免疫了。巴斯德开始意识到，疫苗接种奏效的方式是，通过一种不致命的微生物触发了抵抗一种更致命的微生物的免疫应答。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人类免疫系统依然一无所知。科学开始对技术奋起直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