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景

《宣告一场圣战》开篇是一封信，献给温彻斯特主教安德鲁斯。按艾略特（T.S.Eliot）的话来说，这个人“在英国教会形成的历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这封信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按斯伯丁的话说，它“最为充分地记述了培根作为作家的个人感受与计划”（页6）。所有认真研究培根的学者都会转向《宣告一场圣战》来研究培根对自己作品的思考，而这些思考表明，《宣告一场圣战》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这封信开篇写得非常优美。培根昔日位高权重，现在却蒙受羞辱，自比为三个古代的伟人:西塞罗、狄摩西尼和塞涅卡。培根以塞涅卡为榜样，决心利用余生来写作，［70］因为塞涅卡“把时间用在写书上，写出的书论证严密，实用性强，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页13）。培根决心效仿塞涅卡，使他反思自己已经完成的著作。他着重强调了《伟大的复兴》以及他以前的书如何与此项计划具有一致性。在这个人生反思的转折点，即“想一想自己的作品”，包括那些发表过的与写完但尚未脱手的作品，培根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使《宣告一场圣战》显得极其重要。这部作品具有其他作品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它们都是在论述城市，没有一部论述圣殿。”[3]于是，《宣告一场圣战》要论述圣殿。

《宣告一场圣战》如何论述圣殿呢？采用“宗教与世俗、沉思与实践相互交织的主题”即可。而世俗与实践的成分占了主导地位，因为培根论述圣殿的方式与他《伟大的复兴》中论述那些为人忽略的或薄弱的领域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不“像个在占卜的占卜师”，而“像个意图占领的将军”（《培根全集》，IV.23）。培根的对话，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份“微薄的祭品”，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祭品；它进入圣殿不是去献祭，而是要占领。在描述完《宣告一场圣战》的目的之后，他莫名其妙地问道:“谁能说不会出现点儿什么东西？”但在培根煽动下出现的东西完全不符合圣殿的要求。研究这些作品的学者被培根对自己作品的反思所吸引而注意到了《宣告一场圣战》，他在研究中将会看到，《宣告一场圣战》通过行动弥补了其他作品中的不足。

在拉丁译文中，培根将《宣告一场圣战》命名为“对话”。除了那六个人物外，培根本人作为叙述者也参与进来，提供背景知识，并打断对话，发表自己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对话预计会很长，由于讨论过长，原来计划在第一天的发言推迟到第二天，以便有时间继续讨论。但对话在安排好的第一个发言中间就中断了。《宣告一场圣战》成了断章，让人注意到其不完整性。

但它真的不完整吗？培根是不是放弃了对话，任其不完整，让它看起来（用极少数评论家的话说）“就像搁在一边的未竟之作”，[4]从而降低了它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环节证明，它是完整的:［71］培根亲自审定拉丁的译文；他在完成流传至今的唯一手稿之后对其进行了修订（页5-7）；培根在献词中声明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其中的献词非常重要，培根在里面对自己的作品做出了详细的反思；培根在计划死后出版的《道德与政治作品集》中特意为《宣告一场圣战》留了一席之地；几乎在同时，培根在《广学论》中表示，他写的有关“帝国之术或治国之术”的任何著作都“可能会半途而废或在死后才能发表”（《培根全集》，V.78-79）；最后一个事实就是，培根把这种表面上的不完整当做一种技巧用于《新大西岛》，后者也是关于帝国之术和治国之术的英文著作，后来翻译成了拉丁文并被搁置起来，死后才发表。比这些外部因素更为有力的则是对话内部的证据:对话点到了所有的话题之后就戛然而止；它结束时，培根刚刚开始谈论圣殿；对话的结尾借用了耶稣讲到的寓言，看似稀疏平常，实际上则大大改变了寓言以服务于培根的目的，这种结尾证明了对话的完整性。但《宣告一场圣战》与《新大西岛》有一个相似点，即都是“未竟之作”，但其完整的论证表明，一部作品刚刚开始，伟大的东西刚刚出现，这就是圣战。

对话中有两个人物取希伯来名字，两个取希腊名字，最后两个取罗马名字。两个希伯来人是狂热的神学家；两个希腊人一个是政客，另一个是温和的神学家；两个罗马人都是行动的人，一个是战士，另一个是侍臣。在拉丁译文中，除了迦玛列，其他人全是罗马天主教徒。迦玛列和西庇太乌斯这两个希伯来人的名字来自《新约》。迦玛列是法利赛（Pharisee）教徒，是希勒尔（Hillel）[5]学派的头目，也是当时最伟大的犹太教师；《新约》谈到他时，他的身份是大数人扫罗（Saul of Tarsus，《徒》22: 3）的老师。西庇太（Zebedee）是两个使徒雅各和约翰的父亲。耶稣曾给他们俩重新洗礼，起名为“雷子”（《可》3: 17）。他们曾狂热地要求耶稣降火于撒马利亚人的村庄，因为后者不让他们进来传教（《路》9: 54）。[6]迦玛列与西庇太乌斯的同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使徒的“父亲”，即宗教狂热分子的父亲。

取希腊人名的尤波利斯（Eupolis）和优塞比乌斯（Eusebius）的字面意思是［72］“好城市”和“好信仰”（=虔诚）。尤波利斯是主人，交谈就发生在他家里，是他编排了第二天的发言顺序。培根在“发言人物”这个奇怪的题目下列出了人物名单，迫使我们对优塞比乌斯的角色发出疑问。优塞比乌斯作为名单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从未发言。为什么一个温和派神学家在圣战问题上无话可说？尤波利斯给他分派了“一个庞大的部分”，正好适合温和派神学家，要他比较不同的战争主张，分出三六九等。然而，“优塞比乌斯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口”，他以后也不会开口。这位沉默的温和派迫使我们质问中庸之道的作用，并关注起尤波利斯这位既不沉默也不是神学家的温和派人士。讲到中庸和发言会使人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因为沉默的“优塞比乌斯”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发了言。凯撒利亚（Caesarea）主教优塞比乌斯是古代最爱高谈阔论的作家。[7]玛尔提乌斯（Martius）所敬佩的一句话以及波利奥（Pollio）在关键的发言中引用的一个典故都出自他的口。

军人玛尔提乌斯与侍臣波利奥取的是拉丁名。玛尔提乌斯的战争热情推动了整个讨论，因为尽管主题是“当今的基督教问题”（页18），实际上其主题显而易见是玛尔提乌斯的发言挑起的基督教圣战。但波利奥打断并反驳了玛尔提乌斯，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人为自己热衷的战争提供合理的辩护。对话中间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由谁来引导玛尔提乌斯？用什么样的依据？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希腊人尤波利斯和罗马人波利奥结成联盟，不动声色地反对两个希伯来人西庇太乌斯和迦玛列，双方都在争夺温顺的玛尔提乌斯这份力量，而表面上一言不发的优塞比乌斯则在旁观。

引人注目的对话写作日期似乎一直是个谜。准确地确定对话的时间起初看起来并不是不可能，因为玛尔提乌斯在发言中两次提到1621年，使得最近的日期可能就是1621年。在描述基督教欧洲令人称道的军事行动时，玛尔提乌斯提到了发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页18）和“过去五十年间”（页19）的大事，其中一件是发生在1571年的雷班托海战，土耳其在战争中被打败。[8]另外，［73］波利奥对当时教皇的描述使得日期最早也可能是1621年。“老朽的”格列高利（Gregory）十五在1621年当选为教皇。但波利奥提到1623年8月选举新教皇之事使对话的日期又蒙上了一层迷雾。波利奥很熟悉这件事:新教皇的名字是乌尔班；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第一个发动圣战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教皇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而乌尔班八世当选时是55岁。由于玛尔提乌斯的发言使得对话日期不晚于1621年，而波利奥的发言又使老朽的教皇仍然在世，那么培根是把波利奥关于新任教会领袖的发言当做了预言。波利奥于是成了现代的以赛亚，能够指名道姓地预言新的居鲁士，即一位外族的统治者，他注定要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赛》44: 28-45: 4）。[9]

在地点问题上，培根很明确，是在“巴黎（尤波利斯的家）”。[10]巴黎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王国的首都，因为亨利三世和四世这些国王被认为不忠于天主教政策而在这里遭到暗杀。在《论说文集》第三十九篇，培根认为，克雷芒（Friar Clement）和雷维拉克（Ravillac）两个刺客是马基雅维里都不了解的那类阴谋家，这些搞阴谋的基督徒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的弑君行为是在诛杀暴君。1621年夏，23岁的路易十三梦想获取荣耀，率军到法国西南部，试图镇压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因此，这部对话发生在尤波利斯的家中，既有直言义又有比喻义。“温和、缺乏激情”的尤波利斯恰好可作为“第五元素”，接纳其他四种元素，后者在他和谐力量的作用下虽然各不相同，但还是朋友。[11]然而，如果尤波利斯接纳的圈子里充满了敌对因素，这个圈子必须要按波利奥预言的方式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