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什么要煽动圣战？

若宗教不想成为哲人手中教育人与培养人的工具，而坚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总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尼采（《善恶》，条62）

［67］培根的《宣告一场圣战》至少有些奇特。它是培根文集中唯一的对话，记述了六个人物的争论，其焦点是基督教欧洲对伊斯兰土耳其帝国发动的圣战有哪些优点。这部作品开始于某一天，计划在第二天展开一系列详细的发言，但在事先定好的第一个发言中就突然结束了。虽然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未竟之作，培根却写了一篇重要的前言，让人把它译成了拉丁文，并安排在他死后用两种语言出版。

能够陈述自己观点的两个人对圣战的优点感到热血沸腾，更为温和的人物只在中间插入了几句话，仅有几处提示让我们知道，若有更多篇幅他们将会说些什么。为圣战辩护在今天看来毫无疑问会使辩护人蒙受耻辱，而培根竟然就充当了辩护人，这一点甚至使斯伯丁（J.Spedding）感到难堪，他认为培根屈从愚昧的时代，因而对这些论点不予考虑。[1]难道我们只能认为，培根成了热情愚昧的牺牲品？这位哲人对自己的信仰感到迷狂？但是，为什么又要为狂热分子单独搭建一个舞台，并计划在身后的作品中把这个舞台放在一个显要的位置？

我们怀疑，培根的圣战可能基于作品的外部原因:培根一生都在关注宗教问题，一直主张宗教宽容；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未来社会的基督教完全不会发动基督教圣战，因为它已变得宽容和文明，承认了科学与国家的权力以及其他宗教存在的特权。我们怀疑培根的圣战也［68］可能基于作品内部的原因:那些似乎要反对圣战的人物如果有机会发言，结果又会如何呢？先前的引证似乎表明宗教上的圣战具有可行性，后来经过探讨，似乎又推翻了这种看法，对这些引证又如何看待呢？一旦我们起了疑心，就不禁要问，这六个人物是谁？他们为什么取那样的名字？对话为什么到此为止？一旦开始质疑，培根小小的对话就会显示出其异常的复杂性和历史重要性。

这部对话写于命运多舛的17世纪20年代初，当时，与培根的狂热分子西庇太乌斯（Zebedaeus）属同一教派的信徒不仅战胜了与培根的另一个狂热分子迦玛列（Gamaliel）属于同一教派的信徒，而且战胜了其他温和派，如仍然残存于欧洲的伊拉斯谟派（Erasmianism）。对话诸多的引经据典让人想起一百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此前几个世纪的圣战和宗教审判、罗马帝国以武力树立起基督教的信仰，以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禀性的差异。用尼采的话说，我们在对话中一眼即可看出来的是“坚持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宗教。但其中的很多典故、行动和插叙表明，欧洲为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对话似乎得出了尼采的结论，但我们做出这个结论时应当谨慎小心，因为培根似乎挑起了哲学与宗教之争，要把宗教纳入哲学的控制之中。

这个结论首先“与常识相悖”，但所有“从历史与经验的坚硬的矿藏里挖掘出来的知识”都是如此（《培根全集》，III.503）。培根似乎重新把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在《宣告一场圣战》里又埋了起来，让人更容易开采。并且，上述结论明显与《新大西岛》相吻合，因为即便说本撒冷没能发动基督教的圣战，它也为自己至关重要的思想即科技进步发动了圣战。这实际上是未来几个世纪发生在欧洲内部的圣战，即科学与宗教之战，它驯服了至高无上的宗教，而站在战线最前方的就是培根。当时，狂热分子把持政权，需要与其作战，但针对至高无上的宗教，如何挑起战争？《宣告一场圣战》为此巧妙地采取了隐秘法，别的还能有什么方法呢？

我认为，培根的小对话恰好表现了为什么要发动在尼采看来对现代哲学具有重要作用的信仰之战:“现代哲学……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69］在反基督教”（《善恶》，条54）。“宣告”是指公共告示或城镇宣传员宣读的声明。通过这样的“宣告”，培根暗地里为最重要的一步圣战辩护。这场战争要宣传对科学的信仰，对抗并驯服基督教。培根的其他著作实际上已点燃了圣战之火，使圣战在现代世界中展开，而《宣告一场圣战》提出了圣战的必要性，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这位公认的现代科技之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他所从事的革命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就是要制止宗教狂热，后者曾经控制欧洲达一个世纪之久，使欧洲面临着另一个黑暗世纪的威胁。斯伯丁认为，《宣告一场圣战》“在培根的作品中具有重要地位”（《培根全集》，VII.6），但他完全忽略了其精华部分即论证本身:“对话的论证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页5）。与此相反，论证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其精彩地表现了培根为什么自己充当新秩序的先锋，对主流的基督教秩序发动战争。《宣告一场圣战》支持了新的信仰战争，是培根以古代的模式为哲学所作的辩护词。与《新大西岛》一样，它从哲学中找出与传统哲学决裂的原因。这部小小的戏剧性的对话反映了最伟大的戏剧，即为了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展开的信仰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