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哲学大法官

第二章　为什么要读培根？

从现实主义者这个词的任何伟大意义上说，培根都是首屈一指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尼采（《瞧》，“聪明”，条4）

［17］如尼采所说，培根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也是个寓言作家，以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现实主义。通过仔细研读这些故事，我们或许能够更多地了解培根，因为故事和寓言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责任田，也清晰地揭示出培根是一位尼采意义上的哲人。

把培根当做尼采意义上的哲人将会恢复他现在几乎已失去了的荣誉。卢梭说过，最伟大的哲人可能就是那位英格兰的大法官。法国启蒙思想家视他为必不可少的先驱。康德和达尔文把他作品中的箴言放在自己主要著作的篇首，以示敬意。但这种崇高的荣誉现在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看法是，培根充其量只是个充满热情的时事评论家，他思想平庸，对哲学史的贡献微乎其微，即使忽略不记，也不会扭曲哲学史的面貌。培根的寓言可以使我们改变对培根的看法，也改变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寓言表明:与其他人相比，培根一方面更加异想天开，另一方面又更加清醒持重；一方面具有更高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又谨小慎微。现代历史不能没有他。

当前有很多因素导致培根的地位降低，负有主要责任的因素就是尼采所说的“混淆了科学与哲学，既不适当，又有害处”。就在此处，尼采说道，我们要严格地“按劳取酬”，因为给科学家太多，而给哲学家太少（《善恶》，条204，211）。培根作为哲学家，他的计划是促进科学的进步，抬高科学在大众眼中的地位，使科学获得公众的最高尊重。培根的成功反而损害了他的荣誉；［18］培根式的科学是向前看的、不断进步的、征服世界的科学，它似乎超过了对纯粹哲学的需要。但是，哲人培根和尼采一样明白，科学与哲学是两个学科。哲学探索自然和人性的真理，是至高无上的事业。不仅如此，这种探索如果深入下去，终会使探索者具有一些责任，这些责任只能被称为崇高的责任。培根的雄心和成就使他成为尼采意义上的“真正的哲人”、“命令者和立法者”，他已确定了人类的“目标和意图”（《善恶》，条211）。培根本人在描述哲学与他自己时则更加小心谨慎，然而，他言谈时总给出自己克制的原因。但我们反思这些原因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培根的哲学抱负和他的雄心壮志实际上根本不克制。克制要求“那个集捣蛋鬼、乐天派、恶棍”于一身的培根表示出礼貌，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要不露破绽地显示出比实际的你要愚蠢（《善恶》，条284）。现在，培根强作礼貌不但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还妨碍了他在我们历史中恢复他的地位。重新将培根树立为现代性的哲学奠基人之一有助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即恢复哲学在我们历史中的地位。

在我看来，认真研究《新大西岛》和《宣告一场圣战》似乎可以恢复哲人培根的地位。下面两章就致力于这个目标。《新大西岛》明显是个寓言，讲述了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子虚乌有的岛屿。这个岛屿因为拥有培根式的科学，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保持和平与进步，使宗教与科学和谐相处。《宣告一场圣战》是一篇对话，讲的是基督教世界的现状和圣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杜撰的历史”或寓言，因为它讨论的莫名其妙的圣战就是培根式科学发动的战争。

当然，这两部短小的断章并不是无所不包，要充分理解培根还需要研读他的其他著作，那些著作更为详细地表达了培根的计划。在《宣告一场圣战》的献词中，培根全面地谈到了自己的作品，特别突出了两部著作:《学术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和《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培根全集》，VII.13-14）。《学术的进步》被称为“进一步学习《伟大的复兴》的入门性或关键性的读物”。培根在这本书中讲述了当时的学术状况和要做的任务，必须读这本书才能理解培根的“历史感”，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认为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改变了哲学的状况并赋予他以任务。［19］《伟大的复兴》和复兴的一部分即《新工具》（The New Organon）提出了两部寓言所不具备的自然科学的新方法，培根认为他的任务必需这种方法。[1]

然而，在我看来，这两部寓言在培根的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们解释了培根的动因，从哲学上说明了他与古代作家决裂的原因。本来，他对这些作家具有深刻的认识，与他们也产生过强烈的共鸣。然而，每个作品都是一个片断，在读者想要了解更多东西的时候就中断了。因此，读者起初会有一种草率感，似乎降低了作品的重要性。它们难道是苦恼的作者仓促中未能完成的作品？或是临时的消遣，刚刚开始却因为更重要的计划需要关注而必须放弃？研究作品本身可以纠正这种第一印象，因为两部作品各自都揭示出其没有结尾的原因。这些断章的作者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思索断章写作的战略用途。

从《广学论》（De Augmentis Scientiarum）[2]中的一小段插入语中，或许可以瞄见这两部著作没有结尾的原因之一。在此处，培根拒绝谈论“统治术”。因为这门学问需要早先他忘记提及的“沉默的技艺”（《培根全集》，V.31）。当他终于谈论“帝国之术或治国之术”时，他给出了自己开口的原因，同时也重复了他要保持沉默的誓言。他还说道:

然而，从此以后，我利用闲暇时间写出的作品若有关政治，这些作品可能会半途而废或在死后才能发表。（《培根全集》，V.78-79）

培根写出了两部这样半途而废死后发表的著作:一个是他说此话时创作的《宣告一场圣战》（1622-1623年），一个是一年后创作的《新大西岛》（1624年）。在这两部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培根违背了他要在帝国之术或治国之术上保持沉默的誓言。培根有意让它们都半途而废且在死后发表。每部作品都阐述了政治最深层的秘密，都展示了哲学在世间的地位，并表明采取行动为什么必须以哲学和世俗世界为基础。

培根和尼采一样，都明白断章写作或格言写作有助于选择读者并让他们行动起来。格言是“不连续的知识”，“诱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学术的进步》，见《培根全集》，III.405）。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与尼采都同意苏格拉底式的看法:［20］需要学会的东西是教不会的，但可以通过恰当地安排诱因让人学会。结构巧妙的断章不能面面俱到，但也足以引人思考，并为思考提供动力和方向。把断章转变成一个整体取决于读者。当然，培根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他的断章不是所有认识的碎片式样本，也不是诱导读者进行解释的游戏，激起他们提出自己的碎片式误读。若要补全断章，就得根据培根的整个计划来解释，但这个计划现在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这些断章无一例外都支持了培根的学说，一部分是主张新自然科学，而整体则是主张为人类造福，这与柏拉图的哲学观如出一辙。因此，若要续完断章，就需要借助于柏拉图来理解这些断章。在下面的几章中，我将会证明，未完成的寓言表现了培根全方位的视角，展现了培根的计划如何与时代相关，如何与当时的哲学显学即柏拉图哲学有关。寓言还显示了培根如何看待自己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它们可以集结起来，取一个尼采式的标题:“我向古人学了些什么。”尽管培根是个坚定的现代人物，公开表示他过多地受惠于古代哲学家不是明智之举，然而，他的确得到了古人的好处，他也承认这一点。

这些寓言明显揭示了培根勋爵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他是乌托邦之梦的先驱，是现代信仰的奠基人，认为用科技征服自然的方式可以延年益寿，使生活变得安逸。但寓言又告诉我们，培根本人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3]培根从古人那里学到的现实主义使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信仰。他的寓言说明了他为什么会认为必需一种新信仰。建立新信仰就需要发动圣战，这就是尼采讲到培根时所指的“犯罪”:“看到强有力的实在需要的力量与采取行动、实施暴行和犯罪需要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不仅彼此相容，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瞧》，“聪明”，条4）。这个“犯罪”就是培根的科学计划，因为尼采意义上最严重的犯罪就是提出新学说，［21］改变人类观察事物的方式（《朝霞》，条496），这样就违背传统习俗，改变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尼采的观点从新的角度阐明了整个哲学的犯罪史。就培根而言，我们可以说，从罪犯尼采那里也能看到罪犯培根。尼采违背习俗，绝不相信现代性的培根之梦。尼采缺乏信仰或者说破坏信仰，这使我们有可能找出培根对自己学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