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文观止》是一部至今流行已三百余年的古文选本，这部选本之所以名为“观止”，是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的故事（《古文观止》卷二已选）。季札在鲁国观赏乐舞，至舞《韶箾》，认为尽善尽美，已到极致，因而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后世即以“观止”二字形容事物已经好到极点而无以复加。所谓“古文观止”，意即古文的最优秀选本。

若从文化品格角度而论，《古文观止》与早于其一千多年的南朝梁昭明太子所编之诗文总集《文选》有异。《文选》一书甫问世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至唐代李善、“五臣”等又为《文选》作注，令此书声名鹊起；传至宋代更有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的谣谚，《文选》于是成为读书人常置座右的典籍，始终有高踞于雅文化品格的势位。《古文观止》问世之初，仅流行于清代村塾市井、山野坊巷，其文化品格徘徊于雅俗之间而更偏向于俗。当时此选本仅作为城郭乡里从事举业者的参考书，稍后才逐渐为文人士大夫所瞩目，却又闪烁其词，时时流露出不屑一顾的情态。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古文观止》险些成为祭品，在湖南一度遭禁。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准，湖南巡抚刘墉奏缴八十二种。”其中第六十种即《古文观止》：“山阴吴乘权、吴大职同辑。查集内有钱谦益，应销毁。计六本。”所幸此举并未波及全国，所以影响不大。然而此书于有清一代藏书家不收藏，目录家不著录，也是事实。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其《略例》明言“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并未在正文中为《古文观止》留下一席之地。《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及近年所出王绍曾主编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皆未见著录，孙殿起《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竟也不见《古文观止》的踪影。《古文观止》以刊本大行于世，是在民国间形成的，当今更是形成一个出版高潮，有关《古文观止》的各种“言文对照”本、新注本、精译本、鉴赏评注本等等，名目繁多，已不下数十百家。在当下，《古文观止》与清人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并驾齐驱，常年风行海内，早已成为现代社会学习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典籍。

《古文观止》的编者吴乘权，乾隆《绍兴府志》卷六一《人物志·义行下》有传，谓其字楚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传首即誉称其“善论议，谈锋所直，纵横莫能当”。嘉庆《山阴县志》卷一五《乡贤三》亦有吴乘权小传，除上录十二字未录外，文字与《绍兴府志》略同。从上述方志可知，除《古文观止》外，吴乘权还编有《纲鉴易知录》九十二卷、《明鉴易知录》十五卷以及《小学初筮》。前二书属于简明扼要的编年史读物，亦颇流行于世；后者迄未见流传，当是有关文字、训诂以及音韵方面的入门书。三类书中，文章学、史学与文字学俱备，可见编纂者“蒙学”之价值取向细致全面。

有关吴乘权的传世资料无多，其伯父吴兴祚于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曾为《古文观止》作序，内云：“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这一评价当属实录，似非溢美。观《纲鉴易知录》与《古文观止》的自序，吴乘权的文字功夫上乘，绝非乡里冬烘学究所能望其项背者。从上引以及《古文观止》的自序，亦可知《古文观止》的第二编者吴调侯的简况，他名大职，字调侯，既是吴兴祚的“从孙”辈，与吴乘权当属叔侄关系，且年龄较为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吴乘权的这位伯父吴兴祚（1632—1698），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以父吴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入籍汉军正红旗。他曾官至两广总督，秩正一品，《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皆有传，前者且列之于“大臣传”，算是清朝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一般认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即吴兴祚为《古文观止》作序之年，即是书首次刊印之年。《古文观止》的广泛流行当与为之作序者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

清代的古文选本众多，徐乾学等奉敕编选的《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四十八卷，前者有帝王背景，后者属桐城派的选政，如果说这两部古文选本难以普及流传是因其部头过大的缘故；那么，如金圣叹《才子必读古文》、谢友《古文赏音》、胡玉史《古文广注》、董汉策《历朝古文选》、余诚《古文释义》等，都属于卷帙相差无多的中型选本，在衡量这些选编者皆属人微言轻的布衣百姓的平等条件下，何以《古文观止》一枝独秀呢？除了为之作序者的显赫地位以外，讨论此问题也不能脱离时代因素与选家的功利目的。明、清两代皆以八股文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八股文又称“时文”“时艺”等，形式上是与“古文”相对的一种文体。但两者并非判若水火，势不两立，而是息息相通，互有借鉴。《古文观止》从编选到音释注评，都是围绕写作时文而进行的，所谓“山居寂寥，日点一艺以课子弟，非敢以此问世也”（“二吴”本序），道出了其间隐衷，这与我们今天读《古文观止》是纯粹为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迥然不同。

鲁迅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有论者认为《古文观止》之所以三百年流传不衰，完全得益于操选政者的如炬目光。《古文观止》十二卷，按周文、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明文的次序选文二百二十二篇，长者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短者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可谓细大不捐；论辩者如晁错《论贵粟疏》，沉痛者如韩愈《祭十二郎文》，可谓应有尽有。然而这并非是“二吴”沙里淘金或另起炉灶的选择结果，而是参考了前人的各种选本并加以集中归纳的。今人评论《古文观止》，多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立论，如责其不选先秦诸子、曹操与“建安七子”之文，批评“二吴”将金元之文概付阙如，又斥其漏选韩愈、归有光等人《与李翱书》《项脊轩志》等优秀篇章，而入以《上宰相书》《与陈给事书》《吴山图记》等；还有论者指出《古文观止》选录了如《李陵答苏武书》《辨奸论》等伪作，贻误后学。用今人的眼光与目的性要求古人，显然有失偏颇，也混淆了当时科举应试的功利性与今天鉴赏乃至研究的系统性这两种不同文化诉求的界限。

《古文观止》之所以普及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康熙以后，吴乘权所编《纲鉴易知录》刊刻以后，作为历史编年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逐渐风行，难有取代者，读者爱屋及乌，自然于其所编《古文观止》也青睐有加。至于其他因素，如选文篇幅适中，评注钩玄提要，便于习举业者揣摸领会；不避《北山移文》《归去来辞》《阿房宫赋》等骈文入选，有益于视野的扩大；清代人口增加，从事科举的读书人日趋扩大等等，也不可忽视。这些因素都为《古文观止》的广泛流行创造了条件。

清代八股文废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较科举制的寿终正寝尚早三年。作为学习八股时文的参考书《古文观止》却因基础广泛而重获新生，成为联系新、旧两种文化的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白话文成为文坛利器，但历史的难以割断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学习古文，涵泳于典雅的语境，仍为世人之精神需求。书贾为射利，就将《古文观止》作为一种知名品牌保存下来，而其文化品格也就此得到提升，从雅、俗之间的尴尬处境跃迁于雅文化的殿堂。民国十三年（1924），吴兴王文濡选辑《续古文观止》问世，补《古文观止》所未收之清文一百七十余篇，借重者正是这一品牌意识。而《续古文观止》的刊行，无疑又反过来加强了《古文观止》的权威性，于是这部古文选本直到今天仍然为世所重视，被各出版社不断刊印，成为占据图书市场的长销书。

历史机缘造就了《古文观止》这一图书知名品牌，我们今天就应当爱惜它，维护它，让它为广大同学学习传统文化发挥出更大效力。

赵伯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