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刘姓诸侯王也参与了白马之盟这一准契约的订立。军功列侯与皇权之间发生过“诛吕安刘”的血腥政变，刘姓诸侯王与皇权之间则发生过更为残酷的战争，即汉景帝时代所谓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这个词是典型的皇权本位。常见的表述中，所谓“七国之乱”是这个样子的：

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膨胀，威胁到中央的统一。为削弱诸侯王势力，晁错建议景帝查诸侯王之罪，削其封地，收其枝郡，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发动叛乱。景帝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平定叛乱。(21)

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难免会被“膨胀”“叛乱”“平定叛乱”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影响，进而觉得吴王刘濞等七个诸侯王全是反面人物，汉景帝则代表了绝对的正义。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技巧营造的错觉。贾谊当年对汉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22)

贾谊说：淮南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广阔土地上横亘着梁和淮南两个王国。中央直属之地的吏和民为了负担徭役往来于长安，他们用尽自己的家产置办衣装，但往往才到半路衣服就破了。做中央的百姓，他们感到非常痛苦，很殷切地想要投奔王国，去做梁王、淮南王的子民。时下抛弃田宅，投奔诸侯王之人已经不少，长此以往，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在贾谊看来，王国之所以会膨胀，之所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力，进而产出更多的资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的压榨太厉害，百姓不愿再做中央的子民。他们用脚投票，抛弃家园故土，主动跑到王国去了。

贾谊之言不是孤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写过一封长信，其中提到：“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23)咱们两家已经和亲，那些逃往匈奴的百姓并不足以增长匈奴的力量。从今以后，匈奴人不进来，汉朝人不出去，有人违反了约定就杀掉他，两国自然可以长久地和平相处。

汉文帝说的“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若用脚投票，逃往匈奴的汉朝人数量真的极为有限，这件事就不足以拿出来在汉帝国和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之间讨论。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也说，长城以南的汉的“边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常想着越过长城逃跑，还经常发出“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24)这样的感叹。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也说：“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25)大意是：吴国出产铜和盐，国内百姓没有税赋的负担；对那些要去负担徭役的人，会给予相当数量的薪资；逢年过节，慰问人才，赏赐平民；不允许朝廷和其他王国派人来吴国抓捕逃亡之人。《盐铁论》里也说：“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26)刘濞对辖下百姓征收的赋税较轻，还愿意救济穷困之人。

结果就是，那些本属中央管辖的百姓不愿再承担朝廷苛刻的盘剥，用脚投票，抛弃故土家园，遁入吴国，成了刘濞的子民，也成了景帝、袁盎和桑弘羊口中的“天下亡命”（逃亡者）(27)、“无赖子弟”（生计无所依赖之人）(28)和“山东奸猾”(29)。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前者是由“膨胀”“叛乱”“平叛”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刻意构筑的，灌输的是汉景帝本位思维，但对百姓而言，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场，后一个版本才是更有思考价值的历史真相。对普通百姓而言，秦制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白马之盟约定的体制下的可以用脚投票、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孰优孰劣，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遗憾的是，白马之盟没有固化为稳定的制度，它只维系了不足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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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高傭：《老子今解》，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1—62页。

(2)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7页。

(3) 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0—1891页。

(4)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5页。

(5) 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1—2572页。

(6) ［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41页。

(7)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页。

(8)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4页。

(9) 《史记·陈丞相世家》载：“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9页。

(10)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骊山之徒数十万人，（英）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78、1881页。

(11) 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98页。

(1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2—54页。

(13) 劝进疏及诸侯王陈词，见《汉书·高帝纪》：“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页。

(14) 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8页。

(15) “白马之盟”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史记》与《汉书》。如《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0页。《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1页。《汉书·张陈王周传》载：“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0—2061页。《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8页。

(16) 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9页。

(17) 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0页。

(18) 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2页。

(19) 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0) 班固：《汉书·申屠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0页。

(21) 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7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3页。

(22) 贾谊：《请封建子弟疏》，见《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1页。

(23)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3页。

(24) 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4页。

(25) 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23页。

(26) 桓宽：《盐铁论·禁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27) 汉景帝诏书称“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3页。

(28) 袁盎对汉景帝称“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0页。

(29) 桑弘羊称“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见桓宽：《盐铁论·错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