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勇气

《斯巴达300勇士》（300）这部电影讲述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三百名勇士力抗波斯大军入侵的事迹，当我看到那些身体强壮、孔武有力的斯巴达战士时，就深深感受到形体的勇气，正如柏拉图所讲，战士要保卫国家，上阵杀敌，最需要的德性就是勇气。不过，相比于形体上的勇气，有两种勇气更加重要，它是社会文化赖以进步的必要条件，那就是道德的勇气和创造的勇气。

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由那些捍卫真理，无惧于批评、迫害甚至于丧命的人所推进的，为了真理和义务，敢于忍受苦难，这就是道德的勇气。的确，面对困难，通常我们第一个溜走的品德就是勇气。苏格拉底（Socrates）被指控败坏青年人和不敬神，72岁高龄时被迫饮毒酒身亡，但临死前仍无畏无惧，还教导大家轮回转生的真理；跟苏格拉底一样，耶稣为传播真理而触怒了当权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乌托邦》（Utopia）一书闻名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HenryⅧ）兼任教会首脑而被送上断头台；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冒着生命危险，拒绝在沃姆斯国会上撤回声明，决不妥协。为了追寻真理，科学家发表了跟教会不同的意见，结果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活活烧死，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被囚禁至双目失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也遭迫害。的确，基督教一度是阻碍文明进步的保守势力，当培根（Francis Bacon）发表《新工具》（Novum Organum）时，经验哲学被认为颠覆基督教的信仰；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因其哲学观点违背教义，被开除了教席，还遭到暗杀威胁；连牛顿（Isaac Newton）的“万有引力”学说也被指控为推翻上帝。政治就更不用说了，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为追求民主而被软禁多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反抗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领导争取种族平等，为此入狱长达27年。由此可见，勇气要结合其他德性，如忍耐、谦卑和信心。人类的历史就是由这些追寻真理，谋求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和政治家所开辟的。

道德的勇气是基于正义，必须发声或采取行动，就像路德因反对旧教的腐败而推行宗教改革，又如曼德拉因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而号召公民抗命，而他们都遭遇强大力量的打压，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创造的勇气是指开拓精神、创新和发展，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早期美国西部的拓荒精神。从这个角度，苏格拉底和耶稣殉道而死，除了展示出道德的勇气外，他们的教训和精神也决定了以后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也是创造的勇气。

现代社会急促改变，各行各业都要寻求创新和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创造的勇气。而最能表现纯粹创造性的还是艺术，尤其是创造新典范的艺术家，例如被喻为绘画之父的14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Giotto），及19世纪末的现代绘画之父塞尚（Paul Cézanne）。乔托要打破一千年的中世纪公式化绘画方式，复兴希腊文化的写实精神；而塞尚则要摆脱建基于文艺复兴的写实传统，当塞尚发现了新的绘画空间形式后，一方面，他预料会对艺术的将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怀疑这个方向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创造需要勇气；因为创造固然有可能失败，遭到守旧势力的批评，也要面对自己的怀疑。

道德与创造

人的基本能力可分为四种，理性和知性要依靠后天的学习才有所成，而感性和悟性的先天成分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