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由至蒙哥：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

1．贵由时期对蒙古帝国东西疆域的再分配

贵由汗的登基，是皇后脱列哥那一手扶植的。由于此举违反合罕遗命，因此遭到东、西道诸王的反对，久未能决。拉施都丁说“约有三年，汗位处在脱列哥那哈敦的支配和保护之下”[1]。依靠脱列哥那本人的外交手腕，在1246年于答兰答八思（Dalan Dabas）召开的忽勒邻台大会上，蒙古宗亲才最终一致推举贵由登上合罕之位[2]。但是关于拖雷家族在此过程中所发挥作用，除志费尼外，其余诸家史书皆故作轻重，语焉不详。《世界征服者史》载：

（当时）脱列哥那哈敦属意贵由，别吉及其诸子在这点上与她意合，大多数异密在此事上跟他们一致。

这句中“别吉及其诸子”，波伊勒译注本未作解释。但波斯文本的校勘者可疾维尼在校勘记中已经正确指出，别吉就是蒙哥之母唆鲁禾帖尼[3]。联系同时代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鞑靼人史》中所谓“贵由汗以一票优势当选”，可知当日诸王之间斗争之激烈[4]。而拖雷家族对窝阔台家族的支持态度在贵由汗登基问题上应该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拉施都丁所著《史集》之“窝阔台”、“贵由”两朝纪事虽然大段摘抄《世界征服者史》中相关段落，但将此句改成：

关于汗位，宗王合异密们议论道……“最好还是拥立合罕的长子贵由汗吧”，［贵由汗］战功卓著，脱列哥那哈敦又倾向于他这方面，大多数异密也也与她一致[5]。

《元史》的记载也仅及“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和《史集》一样，调停诸王的事被改写成完全出自脱列哥那一己之力，对拖雷家族的作用进行了掩盖，与事实不符。

作为酬谢，拖雷家族理应得到更多的权益。李庭《碑》叙奥屯世英于辛丑（1241）岁夏因事被诬，夺虎符，唆鲁禾帖尼（唐妃）遣蒙哥亲草懿旨救之得免，“仍授以万户之职”[6]。又，史载“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7]，这两段文章所指实为一事，是对拖雷家族权利的重新确认。又，时任宣差河中府随路军马都总管张札古带，也是少“事睿宗于潜邸，从破金有功，赐虎符，授河东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8]，属于拖雷系统中人。他们在蒙哥上台之前，皆曾追随大汗旨意，隶刘黑马麾下四出征伐。同时，隶属平阳府解州的安邑县也成为蒙哥的私属。模刻于1252年的《安邑长春观札付碑》载“蒙哥皇帝宣谕……先于壬寅年（1242）献到葡萄园七十亩，充御用果木”云云[9]。因蒙古宗王常常和其分地内各类宗教寺观结成固定的施舍、奉纳关系，此碑也反映了解州和拖雷家族的私属关系。由河、解地区的镇守官多由拖雷系万户出任可知，在窝阔台在位最后一年直到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河、解地区逐渐被把握在拖雷家族手中。而和每一任大汗合作，并派遣自己属下大量军队支持帝国的出征，也是拖雷家族得以不断累积封邑，壮大本支的生存之道[10]。

并非如后世史家所描述的，贵由仅仅是个优柔寡断、沉湎酒色之徒[11]。贵由和其他蒙古大汗一样，致力于开疆拓土；而在加强大汗权力方面他也继承了其父的做法。早在正式即位前，他就曾积极组织发起过针对四川地区的战事。郝和尚神道碑铭载其于甲辰岁（1243，即乃马真后称制二年）“朝定宗皇帝于宿免都之行宫，受命发五路未起之兵，复征西蜀”。贵由汗“解佩刀赐公曰：‘部曲有悍戾不用命者，以此刀从事。’”郝氏受命后，“所向克捷，诸城皆定”，遂于丁未岁（1247）再次赴宿免都朝觐定宗[12]。而在东北亚，因窝阔台之死陷入停顿的征服高丽的战争也重新启动[13]。又因为大汗本人与拔都结有宿仇，其强化中央集权的首要意图就是削弱朮赤系的力量。在河中，属于拔都系统的大必阇赤成帖木儿、阔里古思先后被杀，反映出对朮赤势力有计划地清洗[14]。

在此背景下，贵由提名也速蒙哥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家长，就是其为进一步与拔都对抗预布的棋子。虽然也速蒙哥直到贵由登基后才获得正式的家长名分，但他早已是察合台诸子中最具实力者，向也里派遣必阇赤的决定就是由他“召集全体察合台［系］宗王位下诸侯、官吏（jumlat almalik wa nā’ib-i kul shāhrzāda-yi Chaghatāy būd）”协商决定的[15]。先是1245年，也里原来的世侯马基德·丁（Majd al-Dīn）以及其侄詹思丁·马合木（Shams al-Dīn ）皆因倾向拔都而被杀[16]。稍后，也速蒙哥委任于也里之达鲁花赤哈剌那颜（Qarā Nūyān）及忽鲁合秃（Hulqatū）暗地里遣使报告新继任的世侯苫思丁·迦儿忒（Shams al-Dīn Kart）对察合台系宗王提出的差发要求甚为怠慢。后者随即派出断事官（Yarghū），要求苫思丁赴其在［突厥斯坦］的帐殿接受审讯，后因人援救得免[17]。

与此同时，由于大汗的支持，也速蒙哥也在和拔都争夺汉地分地利益的斗争中略占上风。当时在山西，平阳、太原分属此两家，“辽山和顺故隶平阳，与太原接壤，守臣主彼者，率其徒劫二县民籍之。民从违相半，遂自为敌，日千百斗击”[18]，为争夺属民，察合台系与朮赤系常发生冲突。但是，“定宗即位，平阳道断事官斜彻横恣不法，诏惟中宣慰，惟中按诛之”[19]。案，据丁酉年（1237）《拔都大王霍州令旨》所记诸蒙古官员名录可知，斜彻（一作薛阇）曾为“宣差平阳都达鲁花赤”一职，可以确定他是朮赤家族派驻当地的代理人[20]。而杨惟中则早“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帝于是有大用意”。他既出身太宗近侍，故可知其人与窝阔台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结合当时蒙古帝国西部的形势，我们基本可认为，诛杀朮赤家族在平阳道的官员，同样出自贵由汗授意。乃其与拔都斗争白热化的体现。这客观上有利于察合台势力的扩大，使之成为山西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王。故戊申岁（1248）秋郝和尚拔都奉诏还治太原，甫下车即“上请于王府，下燕京行台，罢远输税粮，蠲减本路盐课”。己酉年（1249）也速蒙哥更是擅自变动区划，“特命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所有军民人匠税课、盐铁山、河泊、金银、丹粉、窑冶皆隶本路，得以便宜从事”[21]，将河东北路行省行政、财赋权利转移到自己手中。都是前述事件继续发展的结果。

2．蒙哥即位后对蒙古帝国东西境分地的再分配

由于拔都的支持，蒙哥汗在贵由死后篡夺了蒙古大汗之位。随之而来的则是对窝阔台、察合台家族及僚属的大规模清洗。蒙古帝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除年长的宗王、大异密被处死外，属于这两家的部民和军队大部分被大汗“夺走并分配掉”，而其依附在属民概念之下的分地，也由大汗重新进行指定[22]。与此同时，朮赤和拖雷家族连手瓜分大蒙古国既得领土的全部利益，并在这两家间进行均分。鲁布鲁克曾观察到，原本属于察合台系宗王不里的条顿工匠，在其被处死后，从怛逻斯（Talas）被强迁至孛罗（Bolad），后者正是蒙哥本人的分地[23]；而在异密阿儿浑（Arghūn）所重新组建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中，火者·匿只马丁（Khvājaal-Dīn）以拔都代表的身份参预政事[24]。除了在整个帝国中，“蒙哥合罕”的至高权威得到普遍地遵从外，甚至可以认为，在其他方面两家的利益是对等的，一方在某个地区的特权必然是以承认另一方在别处拥有同样权利为前提的。为平衡拖雷家族独占在蒙古帝国腹地的巨大利益所作的交易使别儿哥在谷儿只、外高加索地区获得更多权力[25]，而作为承认朮赤家族在河中地区既得利益的交换，撒里那颜（Sālī nūyān）于1252年被派往欣都斯坦，取代了自太宗时代以来驻守当地的斡哥秃那颜[26]，出任全权统帅（bar ān lashkargardānīda būd）[27]。

穆斯林文献记载道，在蒙哥在位后期，质浑河（，即乌浒水，Oxus）以西地区的岁入被分作三份，其总数的五分之二归大合罕（al-Qā’ān al-kabīr）、五分之二归［波斯的］蒙古军、五分之一归拔都（Bātū），后由别儿哥继承[28]。而不花剌城中所有人口被分作三份：“五千户归拔都所有（ba Bātū dāsht）；三千户归旭烈兀之母［唆鲁］禾帖尼别乞所有；余下的则归大中军（Ulugh Qūl）——即合罕所有。”[29]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窝阔台、察合台家族被完全排斥出利益分配的序列，阿母河行尚书省机构中不包括他们的代表，甚至到1253年旭烈兀远征波斯西部时，仍没有代表窝阔台家的宗王参与[30]。

在汉地山西地区，随着察合台家族势力的式微，大量分地转移入朮赤和拖雷两家手中。在贵由汗时期受到抑制的朮赤系再次抬头，并得到了蒙哥汗的支持。如前引许有壬文又云朮赤家族属民马显上告朝廷察合台位下官员劫夺人口事，“会灭薛二辈行断事官，往诉其状，寻奏复之”[31]。并擢马显为和顺令，其“在官十年，治最一路”，至元己巳（1269）除榆次主簿，则此事当发生于宪宗年间。下文所谓“嗣王业速普化（也速不花Yesü Buqa）”可确定为朮赤之孙[32]。“灭薛”或即“麦肖”，其人本为拖雷位下断事官[33]，故而作出有利于朮赤的判决。而在贵由汗在位期间，被也速蒙哥寄以方面重托的世侯郝和尚拔都死后，其子郝天泽未能克绍裘箕，其墓志称其“年逾三十，尚未出仕”[34]；而另一子郝天挺虽稍后在元世祖朝仕途亨通，但出仕年代亦甚晚[35]，似也与其领主察合台家族被削弱不无关系。

[1] 《史集》第二卷，第213页。

[2] 《元史》卷三《定宗本纪》；《世界征服者史》（上）第36章《贵由汗登上汗位》，第200—203页；《史集》第二卷《贵由汗纪》，第215—217页。

[3]Juvaynī/Qazvī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vol．1，p．306，校勘记6；《世界征服者史》第36章，第202页。又帖木儿时代史家米儿洪德（Mīr Khvānd）所著伊斯兰王朝通史Tārīkh-i《洁净园》，记载此事为：“拖雷汗之妻唆鲁禾帖尼在此事上与她（脱烈哥那）一致。”（va sūr［qa］tūnī bīkī ka khātūn-i Tūley khān būd dar īn bāūmuvafigh），Tehran：Intishārāt-i Markazī，1959-1960，vol．5，p．182．可据以校勘《世界征服者史》中此句脱文。关于脱列哥那改立贵由前后的紧张形势，参看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蒙古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辑，第12—29页。

[4] C．de Bridia原著，海老泽哲雄、宇野伸浩译注：《C．de BridiaによるHystoria Tartarorum訳·注（2）》，《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996年第11期，第77页。

[5] 《史集》第二卷，第217页。尽管拉施都丁在别处又暗示唆鲁禾帖尼支持贵由的立场，如作者说，召开推举大汗的忽邻勒台时，“唆鲁禾帖尼别吉和她的儿子们最先到场”，第215页。

[6] 李庭：《寓庵集》卷七。《碑》文叙辛丑年（1241）奥屯世英因事被诬，夺虎符，唆鲁禾帖尼（唐妃）救之得免一事后云“仍授以万户之职”，是可证明其在此前已出任河、解万户职。

[7]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第1380页。

[8]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谢坚请钦公疏》、《河中请坚公疏》，第256页下—258页上；《元史》卷一六五《张万家奴传》。又参考赵文坦：《〈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29—30页。

[9] 《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四录文，第264页上—265页上，作《葡萄园宣谕》。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7页。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篇，第36页对此碑作了重新的校勘与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稿）。

[10] 参考Allsen观点，见Herbert Franke（傅海波）等编，史卫民等译：《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5页。诸王派遣部下军马从征，并不等于改变原有的隶属关系。参Peter Jackson，“The Disslo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pp．191-193．以及杨志玖：《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页。而并非如瞿大风所认为的，此即证明窝阔台已将奥屯世英、札古带两人“改属别部”。见瞿大风：《元时期的山西地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11]这种印象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现存最为丰富的汉文、波斯文蒙古史料多成于倾向拖雷家族的史家之手，而在独立性较强的亚美尼亚史料及西方使臣报告里，对贵由汗有着较为正面的描写。参考韩国学者金浩东（Hodong Kim），“A Reappraisal of Güyüg Khan”，Mongols，Turks，and Others：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edited by Reuven Amitai&Michal Biran，Boston，Brill．2005，pp．307- 338．

[12] 《成化重修三原县志》，《故五路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谥忠定郝公神道碑铭》，第478页上。

[13] 《经世大典辑本二卷·政典·征伐》：“定宗皇帝二年丁未（1244），命将阿母侃与洪福源一同征讨，攻拔威州平虏城。”《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七册，第568页。

[14]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二部，第28章，第548—560页。

[15]Tārīkh-nāma-yi Harāt，pp．136-139．和贵由汗一样，也速蒙哥同样也被奉拖雷系为正统的波斯史家描绘成“一个酒鬼”，《史集》第二卷，第170页。这也要求我们在分析早期蒙古诸王时，必须综合参考不同来源的史料，以免为其倾向性所误导。

[16]Tārīkh-nāma-yi Harāt，pp．132-134，pp．136-139．并参考P．Jackson，“The Disslo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中相关论述，p．213．

[17]Tārīkh-nāma-yi Harāt，pp．163-164．

[18] 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五《故进义副尉元氏县主簿马君墓碣铭》，收入《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景聊城邹道沂石印本，第七册，第259页b。

[19] 郝经：《陵川集》卷三五《元中书令杨公神道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第91册，第801页下—803页上。又据《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第3467页。

[20] 崔允昭：《直隶霍州志》卷二五（上），佚名：《元初经始公廨桥道记（附拔都令旨）》，上海图书馆藏道光六年刊本，第20页b—22页a。

[21] 《成化重修三原县志》，《故五路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谥忠定郝公神道碑铭》，第478页上。

[22] 《史集》第二卷，第13页。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63—164页。

[23] 《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二十三章，第247页。

[24]《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元年辛亥）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案，法合鲁丁（Fakhr al-Dīn）虽然最初为贵由任命之必阇赤，但正如志费尼在书中暗示的：“（蒙哥汗上台后），后者（阿儿浑）现在和火者法合鲁丁结成过去从未曾有过的友谊。”也就是说，他在权力易手之际便投靠了拖雷家族。《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569、581页。而志费尼书在记载“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官员构成时，仅仅包括了唆鲁禾帖尼、拖雷诸子以及朮赤家族的代表，完全未提及窝阔台、察合台两家。第572、577页。

[25]T．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3-54．

[26]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Hamādānī，Jāmi’al-tavārīkh：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ed．by Muhammad Rawshan，Tehran：Mīrās Maktūb，2005，p．74．案，此人当为《史集·窝阔台合罕本纪》中之“忽合秃”（莫斯科集校本作Harqārū，应取校勘记12中之Hūqātū条）。Rashīd al-Dīn，Джāмu’，ТомⅡ，Часть1，p．120；汉译本《史集》第二卷，第60页。

[27] tārīkh-i ，p．3．Tārīkh-i ，p．12．

[28]Ibn Abī al-Faza’il，Kitāb al-nahj al-sadīd wa al-durr al-farīd fīmātā’rīkh Ibn ，ed．and tr．by E．Blochet，Moufazzal Ibn Abil-Fazail：Histoire des Sultans Mamlouks，Texte Arabe Publiéet Traduit en Francais，Paris：1911，p．444．此则记载又为稍后的马木鲁克史家所摘引：al-Dīn Mūsā b．al-Yūnīnī，Dhaylal-zamān，Hederabad：Dairatu’l Ma’arif-il-Osmania，1954-61，vol．1，p．498；vol．2，p．162．唯前书中之“拔都”改作“朮赤”，实指代“朮赤后裔”。

[29] tārīkh-i ，p．28；Tārīkh-i ，p．51．

[30]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577、678页。

[31] 许有壬：《故进义副尉元氏县主簿马君墓碣铭》，第259页b。

[32]案，察合台家族第二、三代无名为“也速不花”者。而朮赤之子别儿哥彻儿和升豁儿（Sonqur）各有一子名也速不花。据《史集》第二卷，第131、135页。又参考MS． panjgāna，f．113b．

[33]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中堂事纪上》，第4页。又《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中统三年春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麦肖，行中书省于陕西、四川”，第83页。

[34] 郭松年：《元少中大夫四川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郝公墓志铭》，李慧、曹发展：《咸阳碑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498页，图版074。据志文，郝天泽于至元壬申（1292），始以门资从侍安西王。

[35] 《元史》卷一七四《郝天挺传》，第4065页：“以勋臣子，世祖召见，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执文字，备宿卫春宫。’”则其出仕之年代至少在中统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