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诗①（1）

其体源出于《国风》。（2）陆机所拟十四首，②文温以丽，③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④（3）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⑤（4）虽多哀怨，颇为总杂。⑥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⑦（5）“客从远方来”、⑧“橘柚垂华实”，⑨亦为惊绝矣。⑩（6）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⑪悲夫！

【古笺】

①《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②陆机《拟古》今存十二首，见《文选》。

③《西京杂记》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

④《史记·吕不韦传》曰：“使其客著所闻集论，号《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案：“文温”以下赞古诗，非称陆机也。

⑤“去者日以疏”，《文选·古诗十九首》之第十四首。除《十九首》外，古诗今存者无过十馀首。合《十九首》，止得卅馀首。较仲伟所见，又佚十馀首也。

⑥《礼记·月令》注：“总，猥卒。”“总杂”，犹“猥杂”也。

⑦案：“去者日以疏”诸篇温丽淳厚，自是汉风。试取建安篇什与之同诵，鸿沟立判矣。旧疑“曹、王所制”，必不然已。

⑧《古诗十九首》之第十八首。

⑨《十九首》外别标《古诗三首》之第一首。

⑩案：《文心雕龙·辨骚》篇曰：“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又赞曰：“惊才风逸。”仲伟所云“惊绝”，盖“惊采绝艳”或“惊才绝艳”之省词。

⑪案：使果出曹、王之手，则人代甚近，何云“冥灭”？知仲伟亦不以“旧疑”为然也。

【许疏】

（1）案：古诗多无主名之诗，故锺嵘有“人代冥灭”之叹。而刘勰、徐陵谓中有枚乘、傅毅之作，则作者殆兼两汉。更以时序言之：“凛凛岁云暮”篇，以“凉风”、“蝼蛄”状时，明系秋节，而谓“岁暮”，则必在汉武未改历以前，仍秦制以十月为岁首之时也。盖以十月为岁首，则秋杪自可谓之“岁暮”矣。（友人戴静山据《读书杂志》三“春正月”条所考及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例言》，定汉武太初改历仅改岁首，而四时十二月并不改。）又“东城高且长”篇，亦既言“秋草”，复云“岁暮”，厥例亦同。两篇自皆为西汉作品无疑。若以地理言之：李善既举“驱车上东门”及“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篇句）为“辞兼东都”，近人黄侃复释之曰：“阮嗣宗《咏怀》诗注：‘《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有上东门。”’（文雨案：《洛阳伽蓝记》：“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案：此东都城门名也，故疑为东汉人之辞。《古诗》注曰：‘《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案：张平子《南都赋》注引挚虞曰：‘南阳郡治宛、洛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赋》曰：‘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赋以‘宛’、‘洛’互言，明在东汉之世。”然则“驱车上东门”及“青青陵上柏”两篇为东汉作品无疑。

（2）案：《文心雕龙·宗经》篇亦分析《易》、《书》、《诗》、《礼》、《春秋》为各种文体之源，与本书论诗源意相似。刘熙载《诗概》云：“《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锺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3）吴汝纶《古诗钞》云：“陆机所拟，今可见者十二首。锺记室云‘十四首’，盖二篇亡佚矣。旧传为枚乘作者，殆此诸篇。《玉台》所录枚乘《杂诗》皆在此。惟‘今日良宴会’、‘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三首，以非《玉台》体，徐陵不录。而李善据‘游嬉宛与洛’与‘驱车上东门’，辨其非尽枚乘。知此三篇，旧必亦云乘作。陆所拟亡二篇，其一篇必‘驱车上东门’矣，馀一篇不可复考。且《诗品》以此十四篇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疑‘去者日以疏’以下四十五首为‘建安中曹、王所制’；《玉台》亦以‘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诗篇，引为古诗，不云枚乘，知此十四篇与馀篇，古自分划，不杂厕也。”案：吴说甚是，惟于陆氏篇章欠考。陆氏除“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会”、“迢迢牵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兰若生春阳”、“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庭中有奇树”、“明月皎夜光”十二章拟作外，其《驾言出北阙行》，唐人《艺文类聚》于题下有“驱车上东门”五字，为十四篇拟作之一甚明，毋劳以《选注》迂回定之。又其“遨游出西城”，以辞气考之，亦明是“回车驾言迈”之作。吴《钞》发其疑，而不指出陆氏所拟之篇，诚有遗憾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以为此诸诗“兴象玲珑，[1]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其言似本仲伟。

（4）案：此“四十五首”，就现存汉京之诗考之：本品所举，则有“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二首；十九首除上所举，馀篇尚有“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盖傅毅之词。”可知旧本均题为“古诗”，彦和亦无断然之意也。）“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五首；此外则有古诗“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八首；又古诗“采葵莫伤根”、“甘瓜抱苦蒂”二首；又《太平御览》九百九十四引古诗之“青青陵中草”一首。统计以上，仅得古诗十八首耳。别有明黄庭鹄《古诗冶》，本王世贞之说，录“两汉古诗十八首”，号称“后十九首”。其前六首，即上举古诗八首之前六首也；其第七首以下，曰《长歌行》，曰《鸡鸣高树巅》，曰《陌上桑》，曰《相逢行》，曰《伤歌行》，曰《羽林郎》，曰《董娇饶》，曰《飞鹄行》，曰《艳歌行》，曰《饮马长城窟行》，曰《古八变歌》，曰《艳歌》，皆乐府诗而移称古诗者也。诚若是，则费锡璜《汉诗说》连举“荒昧高古”之“江南可采莲”、“里中有啼儿”、“晨行梓道中”、“枣下何攒攒”四首，亦得充数矣。推之凡五言乐府，如《怨诗行》、《尹赏歌》、《邪径童谣》，均可备篇。窃恐汉代声诗与徒诗，容有辞同及声调互用者，此系诗、乐初分时之现象。若遂泯其标界，概目以古诗，终非事实所允也。《诗薮》杂编卷一云：“古诗‘冉冉孤生竹’、‘驱车上东门’，又载《乐府》，则《饮马长城窟》之类，旧亦锺氏‘四十五首’数中，未可知也。”此说亦不敢苟同。又杨升庵《诗话》载汉无名氏诗“客从北方来”一首，又谓从类书中会合丛残得“闺中有一妇”一首，又杂录汉古诗逸句，谓皆四十馀首之遗句见于类书中者也。然明人伪撰及仿古之风皆极盛行，庭鹄之效颦萧《选》，固不足取，而升庵匿类书之名所录者，亦难保必无杜撰耳。又王闿运目《玉台》所载古绝句四首为古诗，察其音制，何殊《子夜》、《读曲》？闿运殆袭李于麟《古今诗删》之误耳。《诗源辩体》卷三云：“‘日暮秋云阴’乃六朝人诗，‘菟丝从长风’则六朝乐府语耳。”所辟甚是。

（5）案：四十五首中，如“上山采蘼芜”篇，李因笃评云：“怨而不乱，《小雅》之遗。”“橘柚垂华实”篇，李因笃评云：“写逐臣弃友之悲，托之橘柚，犹《楚词》言香草也。”然则仲伟所谓“多哀怨”者，宜指此种。其所谓“总杂”，约含二义：一系杂有乐府性质，二系体兼文质。盖以声情言之，四十五首中固有题为古诗而实乐府体者，如锺惺评“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数篇，“声情全是乐府”是也。而声情之最显而易知者，当系用问答谈话一体。仍以“十五从军征”为例，张玉穀《赏析》云：“问‘有阿谁’，‘遥望’二句，乡人答辞。”陈祚明《评选》云：“此乐府体。”此即总杂乐府之证也。《诗薮》内编卷一云：“魏文兄弟，崛起建安。自是有专工古诗者，有偏长乐府者。”以此言推之，则汉京古诗实与乐府相混。又四十五首之体，实兼文质。《诗薮》内编卷二云：“古诗自质而甚文。”举“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翩翩堂前燕”、“洛阳城东路”、“长安有狭邪”等诗为例。是即总杂文质之证也。而《诗薮》杂编卷一云：“惟‘悲与亲友别’、‘兰若生春阳’七篇，（案：指“兰若生春阳”、“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新树兰蕙葩”、“步出上东门”七篇。然“橘柚”已见称于本品，胡氏亦失言矣。）奇警略逊，疑锺氏所谓‘总杂’者。”其说殊有未晰。至杂编又谓“兰若”等诗“词气温厚，非建安所及，不得谓出曹、王”，则洵为近实。然仲伟亦仅举“旧疑”，本未标为定论，自不为过。观《北堂书钞·乐部·筝》所引曹植诗“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二句，又见《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篇。《书钞》当有旧据，足证仲伟所疑亦未必尽出臆见也。若许学夷《诗源辩体》云：“又或疑《十九首》多建安中曹、王所制，其说亦似有见。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当为五言之始。盖先质木，后完美，其造诣与唐人相类。”是则徒求理论之通畅，与今动辄曰以文学史眼光观察者如出一辙，而核实与否则在所不计也。又案：“曹、王”分指曹植、王粲，而冯舒《诗纪匡谬》“乐府起于汉，又其辞多古雅”条引此作“陈王”，又纪昀《四库·古诗解提要》亦引作“陈王”，则专指曹植一人。

（6）案：《十九首》有“客从远方来”，不在《玉台》所载枚乘诗内。“橘柚垂华实”亦古诗，但不在《十九首》内。《诗薮》杂编卷一云：“锺氏取‘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二首为优。今读‘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词皆绝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采蘼芜’一篇章旨浑成，特为神妙。”案：胡氏所谓“外九首”，乃指《十九首》以外之九首，即“兰若生春阳”、“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新树兰蕙葩”、“步出城东门”九首是也。然胡氏亦薄昭明所刊落者耳，其鉴裁未必果胜仲伟。

[1] “兴象”，原误作“气象”，据《诗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