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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

从前，“雪人”不叫“雪人”，而是叫吉米。那会儿他是个乖孩子。

吉米最早的完整记忆是一个大火堆。他应该是五岁，也许六岁。他穿着红胶靴，靴子上每个脚趾的位置都画着鸭子的笑脸；他记得这些是因为在看完火堆后他得穿着靴子在一池子杀菌剂里走过。他们说杀菌剂有毒，别弄得水花四溅，于是他就担心那毒素会钻进鸭子的眼睛里使它们受伤。大人告诉他那些鸭子只不过是图画，不是真的，也没有感觉，可他不怎么相信。

那么就当是五岁半吧，“雪人”想。大概没错。

时间可能在十月，或者十一月；那时树叶的颜色会变化，橘黄色和红色的。脚底下很泥泞——他准是站在一片田野里——还下着毛毛雨。火里面烧的是很大的一堆牛、羊和猪。它们的腿挺直而僵硬地伸出来；它们身上给浇了汽油；火焰冲天而起，黄色、白色、红色和橙色，一股焦肉味弥漫在空气中。这有点像他爸爸在后院烧烤时他闻到的味道，但要强烈得多，还夹杂着汽油味和烧焦毛发的味道。

吉米知道烧起来的头发的气味，因为他曾用指甲剪剪下自己的一些头发并用妈妈的打火机去烧。那些头发卷起来，像一团细小的黑色蠕虫似的扭动，于是他又剪了些头发来烧。大人发现时他前额的头发已剪得如狗啃一般。受到数落时他说那是一项试验。

于是他爸爸笑了，妈妈却没有。（爸爸说）至少吉米还懂得把头发剪下来之后再烧。妈妈说他没把屋子烧掉已是万幸。然后他们又为了那只打火机争执起来，（爸爸说）要是妈妈不抽烟打火机就不会在那儿了。妈妈说所有小孩在骨子里都是纵火狂，没有打火机他也会用火柴。

只要他们吵起来吉米就觉得轻松了，因为他明白自己不会再受到惩罚。他所要做的就是闭上嘴，很快他们便会忘记当初是为什么吵起来的。但他也感到内疚，因为瞧瞧他惹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知道吵架将会以一扇门砰地关上结束。他越来越紧地蜷缩在椅子上，争吵声在他脑袋上飕飕地飞来飞去，最后门重重地关上了——这次是他妈妈——随之而来的是一股风。门砰地关上时总会有一股风，“呜”的一小声——就在他耳边。

“没关系，小伙子，”他爸爸说，“女人总爱气得脸红脖子粗(1)。她会冷静下来的。我们来吃点冰淇淋。”于是他们吃起了“紫莓细波”，盛在画了蓝色和红色鸟儿的碗里，碗是墨西哥的手工艺品，所以不能拿到洗碗机里洗。吉米吃光了他的那份，以便让爸爸知道一切都是好好的。

女人，以及她们衣领内的事情。她们的罗衫之下是带着奇异的麝香味道的锦绣国度，那儿天气多变，忽冷忽热——神秘、珍贵、难以控制。这就是他爸爸的理解。可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男人的体温；他小的时候爸爸提都没提过，只是说，“别太热乎了”。为什么没说过呢？为什么对男人衣领内的火气就只字不提呢？那些光滑而线条分明的领子及其硬挺的深褐色衬里。他本可以说出一番道理来的。

第二天他爸爸带他去了理发店，那儿的橱窗里有一位漂亮姑娘的照片。女孩噘着嘴，黑色T恤从一只肩膀上拉得快要滑下来。她瞪着一双炭黑色的眼睛，迷离而害羞，头发像豪猪刺那样挺直地竖着。屋里铺了瓷砖的地上到处都是头发，一丛丛，一绺绺；店里的人正用长柄阔扫帚将头发扫拢来。店员首先给吉米罩上一块黑色披肩，只是看上去更像一条围嘴。吉米不想披着它，因为这像小娃娃用的。理发师笑着说这不是围嘴，有谁听说过哪个小孩用黑围嘴的？于是没问题了；接下来吉米满脑袋的头发就给剪短了，这样才能和那狗啃的部分齐平，这可能正是他当初想干的事情——把头发搞短些。然后理发师从一个罐子里挤了点什么抹在他头上，弄得头发像一根根尖刺。闻起来像橘子皮。他朝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接着又怒目而视，倒竖着眉毛。

“硬汉，”理发师向吉米爸爸点点头说，“好一只老虎。”他把吉米剪下来的头发掸到地上，与别的头发混在一起，然后以夸张的动作解掉黑披肩，将吉米放下来。

吉米在那堆火旁很为那些动物着急，因为它们正被烧着，而那肯定要伤害它们。不会的，爸爸告诉他。动物已经死了。它们就和肉排、香肠一样，只不过还带着皮而已。

还有它们的脑袋，吉米想。肉排没有脑袋。有脑袋就不同了：他想他能看见动物们透过燃烧着的眼睛责备地看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火堆，焦味儿，但最要紧的是这些被点燃的、正在受罪的动物——都是他的错，因为他没做任何能挽救它们的事。与此同时，他也觉得火堆是个很好看的景象——闪闪发光，像棵圣诞树，不过是棵着了火的圣诞树。他希望会有一次爆炸，就像电视上那样。

吉米的爸爸在他身边，一直牵着他的手。“把我举起来。”吉米说。他爸爸以为他想要安慰，便将他抱起来。吉米的确是想要安慰，但也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一旦开了头，就得这么收场。”吉米爸爸说，他不是对吉米，而是对和他们站一块儿的一个男人说的。吉米爸爸语气里带着恼怒，那个男人回答时也如此。

“据说是有人故意带进来的。”

“真那样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吉米爸爸说。

“我可以拿一只牛角吗？”吉米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这些。他想要两只，但那可能太多了。

“不可以，”他爸爸说，“这次不行，小伙子。”他拍拍吉米的腿。

“哄抬肉价，好狠赚一笔，他们会这么干。”那个男人说。

“是赚了一笔，”吉米爸爸带着厌恶的口吻说，“但这也许只是哪个疯子干的。邪教分子，谁知道呢。”

“为什么不行？”吉米说。没有其他人想拿牛角。可这次他爸爸没理他。

“问题是，他们是怎么干的？”他说，“我认为我们的人把我们全蒙在鼓里了。”

“我也这么想。我们付的钱够多的了。那些家伙是干什么吃的？养他们不是让他们睡大觉的。”

“也许受了贿，”吉米的爸爸说，“他们会去核查银行转账的，不过把这种钱一直留在银行里也够蠢的。不管怎么说，总要有人掉脑袋的。”

“彻底调查，我可不愿做他们，”那个男人说，“哪些人是从外面进来的？”

“修理工。还有那些开厢式送货车的。”

“他们应该让自己的人来做这些事。”

“我听说是这样计划的，”他爸爸说，“不过这是种新病毒。我们已在显微镜下拍到了它的样子。”

“那种游戏可以有两个人玩。(2)”男子说。

“多少人玩都行。”吉米爸爸说。

“为什么要烧那些牛羊？”吉米第二天问爸爸。他们正在吃早饭，他们三个都在，因而那肯定是个星期天。星期天他爸妈会在一起吃早饭。

吉米爸爸正在喝第二杯咖啡。他边喝边在一张写满数字的纸上做记录。“非烧不可，”他说，“为了防止传播。”他没有抬头；他正摆弄着他的袖珍计算器，不停地用铅笔戳着。

“防止什么传播？”

“那种疾病。”

“什么叫疾病？”

“比如你咳嗽了，就是一种病。”他妈妈说。

“要是我咳嗽了，会把我烧掉吗？”

“很有可能。”他爸爸说着把那页纸翻过来。

吉米很害怕，因为一周前他还咳过。他随时可能会再咳一场的：他的喉咙里已经粘上了一块什么。他能想见自己的头发着火的样子，不是搁在碟子里的一两簇，而是所有的，还连在他头上。他不想和牛啊猪啊什么的堆在一起。他哭了起来。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妈妈说，“他还小。”

“老爹又在使坏喽，”吉米爸爸说，“开个玩笑嘛，小家伙。你知道的——玩笑。哈哈。”

“他不懂这种玩笑。”

“他肯定懂。是吗，吉米？”

“是的。”吉米抽抽噎噎地说。

“别去烦你老爸了，”他妈妈说，“老爸正在想问题呢。他就是靠这个挣钱的。他现在没时间陪你。”

他爸爸把铅笔一扔。“哎呀，你就不能歇会儿再抽吗？”

他妈妈把香烟丢进喝了一半的咖啡里。“来，吉米，我们去散步。”她抓住吉米的手腕把他拽起来，很夸张地轻轻带上屋子的后门。她甚至没带两人的外衣。没穿外衣，没戴帽子。她穿着睡衣和拖鞋。

天空是灰色的，风很冷；她低头走着，头发被风吹起。他们绕着房子转圈儿，越过潮湿的草坪，手拉手快步走着。吉米感觉自己正被什么带着铁爪的东西拖着在深水里跋涉。他觉得像是挨了一顿打，好像一切都被拧散架并被卷走了。同时他又觉得精神振奋。他看着妈妈的拖鞋：上面已沾了潮湿的泥土。如果他自己的拖鞋也这样，他就会有大麻烦了。

他们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下来。然后他妈妈用电视里女教师那种轻柔好听的声音向他发话，这种声音意味着她正怒火中烧呢。病菌是看不见的，她说，因为它太小了。它能在空气中飞，或躲进水里，或沾在小男孩的脏手指上，所以你不能把手指贴近鼻子并放进嘴里，所以你去过卫生间后总得洗手，所以你不能擦……

“我知道，”吉米说，“我可以进去了吗？我冷。”

他妈妈似乎没听见他的话。她继续用那种平静的、拖长了的声音说：“病菌钻进你体内，改变了里面的东西。它把你的细胞一个个重新排列，这样细胞就生病了。你整个儿都是由极小的细胞构成的，它们一块儿工作使你保持着活力，而如果生病的细胞到了一定的数目，那你就……”

“我就会咳嗽，”吉米说，“我会咳嗽的，现在就会！”他发出了咳嗽的声音。

“哦，算了吧。”他妈妈说。她经常试图向他解释各种事物，接着又感到很灰心。那是最难受的时刻，对两人都是如此。他反抗着她，他即便在懂的时候也装作不懂，他做出愚蠢的样子，但他也不愿让她感到绝望。他要她勇敢，要她使出浑身解数，推倒他垒起来抵抗她的那堵墙，并与他继续前行。

“我要听听那些小细胞的事儿，”他壮着胆哼哼唧唧地嚷道，“我要嘛！”

“今天不行，”她说，“我们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