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谈起革命者戎马倥偬的生涯来，似乎总会有那么一个阶段，这些革命领袖们会表现出一种超越寻常的开朗乐观、充满自信。例如，在约翰·瑞德（John Reed）所撰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里，在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还有在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钻入奥里恩特（Oriente）山区之后所携带出来的那些关于卡斯特罗（Castro）的故事里面，都曾呈现出这种现象。
革命领袖们浴血奋战，面对过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经历过革命事业成败与否的严峻考验。他们往往高瞻远瞩，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光明前景，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就在他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现。
他们身为职业革命家，很喜欢对未来做出预言。而且，其坚定不移的态度，足以令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惊愕、慨叹。须知，那座美丽迷人的理想花园甚至连蓝图都尚未绘制出来呢，更何况，通往那里的道路异常地崎岖坎坷，充满了艰难险阻。
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对那些谈话内容，我不打算作详细的评论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只想在此处补充一些自己的记录。
当初，我十分清楚，国民党政府虽然公开宣称，允许记者和作家们前往延安采访，但事实上，他们却在途中设置了各种关卡和障碍。鉴于此，奔赴延安路程的全部详尽计划，都是由我亲手制定的。而且，在西安寻找到那个瑞典人机械师艾飞·希尔（Effie Hill），并最终说服他，让他为我们担任司机，驱车前往延安，也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在前往延安的旅途中，我曾经担忧过，自己也许不得不充当翻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来访的几个美国人之间协助沟通。经验早已告诉了我，当翻译是个非常不幸的苦差事。因为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对付每一个词组、每一个短句，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结果，当谈话结束之后，整个采访过程往往只会在你脑中残留下一个朦胧模糊的印象。
然而，出乎意料，我们在延安所遇到的那些中国翻译们，个个都堪称出色，绝对称职。因此，我得以悠闲地坐在一旁，轻松自如地体验了采访的整个过程。
那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感受啊。当一场访谈在进行中时，如果你熟谙双方的语言，但却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不必参与讨论之中，那么，你便可以悄悄地观察到，人们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艺术手段，引导和控制谈话内容了。
一个懂得谈话技巧的人，在被采访的过程中，他会回答采访者所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当他的回答在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他就会从采访者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以及接下来的那些问题中，推断出采访者企图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得被采访者能够对症下药地回答问题。其结果往往导致了采访者实际上修改了自己原本想要端出来的问题。所以，被采访者基本上可以引导谈话发展的走向。
除此之外，我们这几个去延安访问的美国人，对于当时所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那些敏感争执，丝毫都不关心。我们并没有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斯大林的路线？”或者“托洛茨基分子在这点上采取何种立场？”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主要都聚焦在当前的局势上，而非未来的发展。我们之间的谈话，只是偶尔才会回溯到三十年代的某些历史转折点上。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礼貌的回答。而且，那些非常具体和详尽的回答，都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
今天，任何人如果回首往事，仔细阅读毕森为这次访谈所留下来的笔记，就都会明白：共产党领袖们所做出的那些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无论蒋介石是否会忠实地执行新成立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他将背信弃义地对其进行阴谋破坏，抑或由于国民党内斗的因素而逼其被迫采取破坏统一战线的做法，共产党领袖们都深信不疑：即将掀起的这场关乎到民族存亡的抗日大潮，必然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中来。他们毫不畏惧，假如蒋介石了解到他们的所思所想的话，共产党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或者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就会遭到彻底粉碎。
此外，还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细节，可以十分透彻地显示出毛泽东机智过人的头脑来。
毕森在书中提到，毛泽东曾竭尽全力，劝说给我们当司机的那个瑞典人机械师艾飞·希尔，请他留在延安，负责修理和保管红军队伍中那批被国民党的炮火打得稀烂的卡车和吉普车。
艾飞·希尔是个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在旧中国，像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但艾飞却算得上是个传奇色彩浓厚、经历曲折独特的冒险家、流浪汉。
他的父母是瑞典基督教路德派教会的来华传教士。艾飞出生成长于内蒙古河套地区。有很多汉族人在那一带开荒种地。当地百姓所操的方言，在其他中国人听来，是堪称粗鄙可笑的。但那种方言却恰恰是艾飞的乡音。这个年轻人极具天分，善于通过插科打诨的方式，用方言土语与人逗乐，以此博得笑声，赢取好感。
艾飞年纪虽轻，却未曾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他在中国西北部地区辗转流浪了很多个年头，曾为内蒙古和新疆一带的中国富商和军阀们驾车，也曾为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中国-瑞典探险队”服务过。艾飞对中国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阴暗面，可说是了如指掌。无论是娼寮俗语、猜拳行令、民间小调，还是土匪黑话，他都能脱口道来。
虽然从某些方面来看，艾飞对他所身处的特殊的中国环境具有深入透彻的了解，但与此同时，他对这个社会也怀有不屑，涉嫌有点种族主义者的味道。
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充满欺诈和玩弄不正当手段的世界。我很了解他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我是个与众不同的白种人，因此总能翻倍地赢过他们。”
从社会视角上来说，我觉得把艾飞称作“游民小资产者”，会比较恰当。他对政治的了解实际上乏善可陈，其知识面充其量仅仅停留在“谁谁谁接受贿赂却逃脱了惩罚”这种水平上。但他却声称，并不喜欢共产主义的理念。他肯定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因此懂得，共产主义理想将会毁掉他那种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
然而，颇为有趣的是，毛泽东主席对我们这几个美国人彬彬有礼、耐心有加，但与此同时，他却使出了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试图劝说这个落魄潦倒的瑞典年轻人，请他在延安留下来。
这也可以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值钱，一毛钱一堆儿。新苗代代有，且层出不穷。然而，一个欧裔的汽车机械师，操着土里土气却堪称地道的乡下人口音，不但能够把那些繁琐复杂的机器玩弄于股掌之间，还能够教会你怎么对付这些玩意儿，你说他不是个宝贝，还能是什么？
我很高兴也能在这本书中记录下艾飞·希尔这位并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人所发出的真知灼见。
当我们离开延安，踏上归程之后，我曾经问他：“现在，一切都已结束了，你觉得毛泽东这个人怎么样呢？”
艾飞·希尔回答说：“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毕森描述了埃德加·斯诺是如何伸出援手，促成了我们前往延安采访的。
此刻，我怀着骄傲与悲伤交织一处的复杂心情，在瑞士的斯诺家中记下了今天这个日子。
欧文·拉铁摩尔
1972年8月于瑞士沃德省艾辛斯市
编者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 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幼时随父来华，毕业于英国圣·比斯学校。192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各地，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三十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1937年6月与毕森等人组成“美亚小组”访问过延安，1938年起执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41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因不遂蒋介石之意，次年被迫回国。1944年曾建议美方施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五十年代受麦卡锡主义影响，被迫离开美国，直到1985年才得以回国。其名言是：“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