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今日我所见，即昔日他所见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四十一岁，在印度潜心修习大乘佛法已有十五年。其间他在那烂陀寺学佛五载，又游历了印度各国，早已是印度佛教界享有盛名的高僧。他以雄辩令前来挑战的佛侣心悦诚服，以品格令沿途诸国国王引为知交，多次婉言谢绝诸王，尤其是戒日王拜为国师的美意，潜心授徒，研究佛法。

在佛国备受敬重的玄奘为何毅然决然地决定返回大唐？这固然如玄奘所说，他来到印度，是“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在回国后，他确实竭尽全力践行了诺言。但此外，促使他决定此时此刻回国的契机，也与一次梦中奇遇有关。这一梦境在他徒弟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法师传》）中有详细记载：玄奘游历归来，在杖林山“养徒教授”时，某天晚上突然梦见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疑惑中，一自称“曼殊室利菩萨”即文殊菩萨的金人出现在眼前，在金人的指引下，他看到那烂陀寺火光冲天，佛寺村舍尽为灰烬，金人明示他“可早归，此处十年后，戒日王当崩，印度荒乱，恶人相害，汝可知之”。说完，金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玄奘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一梦境对他来说非常震撼，于是他决意东归。大唐永徽（650—655年，唐高宗年号）末年，戒日王朝果然崩塌，印度饥荒，一如金人所告。

如果玄奘没有做出这一选择，再晚几年他就不会遇上唐太宗李世民，也就不会有《大唐西域记》的诞生，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时期，当欧洲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寇松、斯文·赫定等人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时，无疑会缺失强大的路线指引与精神动力。极富人格魅力的玄奘，不仅是这几位探险家的精神师友和偶像，甚至被他们尊奉为庇佑平安、赐予智慧的“守护神佛”。他们带着法译或英译本的《大唐西域记》，一次又一次踏上中亚的土地，对照书中记述的地理方位与地形地貌，踏勘一个又一个冰雪覆盖的山口，希望确认玄奘东归的路线。谁又能说，他们行走在大帕米尔宽阔的谷地上时，从未希冀过能与这位伟大的中国僧人穿越时空相见？

玄奘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世界即将迎来一部经典的问世。由于亲历者卓越的才华和智识，《大唐西域记》注定成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它记载了古代中原地区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往，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东西方交通的繁荣画面，记录了中亚至印度一系列国家的风土人情。它详细地标注了每一段路线的里程、方位、地形地貌与气候状况，特别是罕有文字记载的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水文、植被与气候信息，而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海拔最高、路途最为艰险的路段。在十九世纪之前，无论用于学术研究还是军事行动，《大唐西域记》都是一本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大唐西域记》中的许多记载堪称举世无双，如卷十二中描述的“波谜罗川”，玄奘不仅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分，而且准确地判断“其地最高也”。“波谜罗川”即“大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八个“帕”中面积最大、地势最宽阔、海拔最高的一个。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帕米尔”这一地理名词的精确记载与描述。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光彩夺目，虽然在他之前和之后，法显、宋云、马可·波罗和高仙芝等人都曾走过同样的帕米尔道路，但影响力却远远无法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大唐西域记》的诞生，也缘于另一个与玄奘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即曾经下旨禁止玄奘出塞的唐太宗。从印度出发，历经两年多的风霜雨雪后，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终于抵达洛阳，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唐太宗要他将西域见闻一一记述下来。当时的唐朝，向北已攻灭了东突厥汗国，向西攻灭了高昌国，并在高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疆域远盛于玄奘西行之时。当时正在洛阳聚集天下兵马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西攻灭西突厥汗国。作为一名英明、成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走一步看几步，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第一手的西域信息，也就是玄奘将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种种。玄奘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出家人，他与印度诸王始终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关系，也深知佛法的传播需要依托皇家的力量。他不负所托，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呈上了这部言辞简洁优美、信息含量巨大的著作。

只要想到这位“第一读者”是何许人以及写作目的，就没有必要对《大唐西域记》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任何怀疑。从它精确的描述中，也不难看出玄奘惊人的记忆力和良好的记录习惯。玄奘自幼喜爱游历，他与二哥旅居成都期间，便独自前往江南游学，在印度时同样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玄奘看来，旅途中所见的一切都是学识，阅读再多的著述，都不及具体感观认识来得真切、深刻。他对路线、方位的认知与表达，都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

《大唐西域记》还形象地还原了当时沿途各地的社会生活风貌。在玄奘那个时代，唐朝与印度的海陆往来非常频繁。《大唐西域记》曾反映了这一盛况。曲女城法会之后，玄奘与鸠摩罗王、戒日王作回国前的道别，鸠摩罗王非常诚挚地问：“法师准备向南走海路吗？我可以派使臣护送你。”玄奘因记着当年前往印度时与高昌王的约定，谢绝了鸠摩罗王的好意，决定依旧取道陆路回国。戒日王等印度诸王赠送他大量金银和一头大象，为他备好“过所”（通关文书），并派遣四名官员一路护送他到“汉境”。随后，玄奘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西域诸国，返回大唐。这一系列操作非常娴熟，显然章法早成。

一千二百多年之后，东方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大唐西域记》首次被介绍到西方文化界。1836年，德国学者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在巴黎出版了《玄奘的旅行》（Aperçu du voyage de Hiouan Thsang）一书（1834年柏林演讲稿），这是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方著作。《大唐西域记》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法译本（1857—1858年）。此后，又有了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的英译本（1884年），因他是直译，后来的欧洲研究者大都采用这个译本作为原始资料。上世纪初，又有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的英译本（1904年），较比尔的英译本，它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它采用的是意译，不宜作为原始资料。此后，日本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东方学大热又与英俄“大博弈”的政治背景相辅相成。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控制权产生战略冲突，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博弈”，因此当时有着“地球上最后一块处女地”和“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显得更加神秘，欧洲的地理学家与东方学者或以文化考察，或以探险的名义，先后前来探索这片神秘的土地，但同时也负有军事使命。这些牛人的名字为后人所熟知：斯坦因、斯文·赫定、寇松……

《大唐西域记》以其非凡的地理学成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文献资料，也令玄奘成为这些体魄强健、意志刚强、学识渊博的欧洲探险家们膜拜的偶像。

以盗买大批敦煌文书“著称”于世的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是西方学界声誉卓著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史家与探险家。1900年，他第一次踏上中亚的土地。1931年，当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怀揣《大唐西域记》来到帕米尔高原时，他已年近七旬。四次考察让他留下了《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A Detailed Report of the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Afganistan，Iran，Tibet and China）、《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等地理学名著，他曾说“玄奘是我的中国守护神”。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抵达帕米尔的西方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数后来出任英属印度总督、外相，仅与英国首相职位差一步之遥的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他是著名的探险家与政治家，也是前些年红极一时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中男主人公的原型。他出版了《帕米尔以及奥瑟斯河的源头》（The Pamirs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一书，记录了帕米尔高原，尤其是瓦罕谷地的地理风貌，并通过实地考察确认了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姆河（即希腊语Oxus）的源头。

他们的到来或多或少背负着与时代难以剥离的特殊使命，但作为职业探险家，毫无疑问，他们对当时神秘而壮丽的帕米尔高原都充满热爱与向往。

帕米尔高原拥有高耸入云的雪峰、纵横交错的宽谷以及奔腾咆啸的大河，从它体内发源的河流，哺育了璀璨悠久的文明；它看似荒芜的地表，埋藏了无数文化交流的痕迹，记录了一队队商旅的足迹……

帕米尔高原是普通人望而却步的险境，却是探险家们心向往之的乐园。

对于玄奘这样一个喜欢挑战与体验、精力充沛、乐见沿途风土人情的人来说，这不该是一次艰苦的旅程，而是一场“快乐”的行走。他曾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前往印度，没有丝毫惧意；返回时，仍然选择艰难的陆路而非海道。即使在波谜罗川上经历了“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玄奘也始终不悔，书写出了《大唐西域记》中最华彩的一节。

无独有偶，斯文·赫定也曾在冬天独自一人翻越大雪封山的萨雷阔勒岭（Sarykol Range），偷渡到俄国控制的郎库里帕米尔（Rangkul Pamir）与穆尔加布（Murghab），一段时日后又偷偷翻越回来，只有一条右后腿绑着绷带的瘸腿狗与他相伴。寇松曾在少年时期摔下马背，脊柱严重受伤，常常在行走中疼痛得昏迷过去，但这也无法阻止他在荒原和高山中一走就是几百英里，直抵亚洲腹心，到达帕米尔高原阿姆河源头冰川的脚步。

在强者的眼中，帕米尔高原上的旅行显然刺激、浪漫而又充满激情。

不消说这些名人，我在穆尔加布遇见的两名追寻玄奘与高仙芝足迹的日本老人，也是满腹浪漫情怀，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帕米尔的怀抱。

帕米尔高原是美的，它既有高山阔谷的粗犷，也有杏花春雨的温柔。2011年夏，我初登帕米尔，就被它那令人惊叹的美丽深深吸引。站在石头城上，西侧是巍峨的萨雷阔勒岭，东侧是鲜花开遍的草原，漫流的徙多河（今塔什库尔干河）在牧民的帐篷边欢畅地流淌，白雪皑皑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矗立在远方……这一切令我深深地陶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玄奘东归路线之帕米尔段”的研究。我一直坚信，学术应当从审美开始，并以审美结束，这样才是最好的研究，学术成果本身也应当具有审美的意义。

斯坦因、赫定等人的身影从帕米尔高原上淡去已近百年。一百年来，这个曾经喧嚣一时的地域再度陷入沉静。翻开他们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西方人的探险报告，对照《大唐西域记》提供的方位，借助当今现代化的“全球地理定位”（GP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大比例尺地形图以及卫星遥感图，我在研究中意外地发现，这段路线始终未曾被“精准复原”，人们至今也没有确定玄奘走的是哪一条山谷，翻越的是哪一座山口；而且，即便是上文提到的西方探险家，也都曾犯下不可思议的错误。当斯坦因历尽艰险走到齐奇克里克高原”（Chichikilik Plateau）时，他曾骄傲地感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与玄奘对这里的描述是多么吻合”，并至死都认为这就是玄奘走过的“奔穰舍罗”，无论如何一直到四十年后去世，他都不再思考。玄奘其实是从石头城出发，先是“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再从“大崖东北行二百余里”至奔穰舍罗。如果玄奘去齐奇克里克，恰恰是从石头城直接往东北方向进发。斯文·赫定则忠实地在书中记载了当地人说过的“石头城东南有一个山口”，认为玄奘是由此经过，但他没有亲自去走一趟，而是随手在他著名的中亚地图上画了一条东南行的弧线，可惜这与实际路线相去甚远。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忽视了《大唐西域记》中的地理方位与地标的线索，误判了玄奘归国的山口与路线，比如，他们曾将“东南行”归国的山口定为明铁盖山口（Mintaka Pass），并在此地立碑，现在又要将这块碑移到基里克山口（Kilik Pass），这仍然与玄奘记述的方位南辕北辙。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一向不满足于从书斋到书斋、从纸面到纸面的研究。国内对丝绸之路帕米尔高原段的实地研究一向阙如，即使有少数研究涉及这个方面，也是表述含糊，错误频现，这正是缺乏实地考察所致。在解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并做了充分的前期论证准备的基础上，2013年4月至今，我策划并率领“复旦大学丝绸之路考察队”先后十余次奔赴境内外的帕米尔高原（包括国内外边境的军事禁区）考察，足迹遍及所有重要的山口与河谷，精准复原了丝绸之路帕米尔段的主要路线，采集了海量的影像与GPS数据，“玄奘东归路线”即其中的一条。2014年5月，在此基础上研制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上线，呈现了丝绸之路帕米尔路段精准复原的多条主要路线，上传了重要地标的影像，并不断将考察结果上传更新。

学术研究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真切地接近历史。李白诗里吟唱“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试想当你踏上高远壮阔的帕米尔，眼前看到的景象和玄奘千年前看到的一样，发出“今日我所见，即昔日他所见”的感叹，该是何等的豪迈！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从印度取经东归的玄奘，跟随商队抵达了睹货逻国故地诸国之一的“活国”（“睹货逻”即“吐火罗”，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活国”为今阿富汗昆都士Kunduz）。玄奘这次是故地重游，十五年前的贞观二年（628年），他经铁门南下，到达“睹货逻国故地”。当年曾派人护送他的霸主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早在他离开不久便已遇刺身亡，因此再无必要绕道碎叶重见故人，于是选择了从此处东行，翻越帕米尔高原回国，“逾岭越谷，峡路危险”，抵达位于喷赤河（Panj River）由西转向北流大拐弯处的伊什卡希姆（Eshkashem），“从此东入葱岭”，进入玄奘取经东归大唐旅途中最为艰险的一段——帕米尔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