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局势的开始
2006年是中国服务业发展史上的关键之年。
这一年，是我国的入世承诺中，银行、贸易、快递、酒店旅游等绝大部分服务领域放开的最后截止时间点。此后，这些领域的中国服务业企业必须遵从国际规则，直面外资进入所带来的强力竞争。上述服务业相关的改革很早就被安排进了时间表，政策层面进行了重大突破，企业层面也在积极思变、悄然应对。
此时，全面开放的外贸格局已经形成，贸易企业遍地开花，内贸和外贸的打通，让贸易公司这个服务业中的最大主体在白热化的竞争中纷纷寻求着转型的出路。四大银行也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相继上市，开启了银行“好日子”的上半场。这一年，邮政也拉开了改革大幕，快递这匹黑马在崛起的前夜，与邮政大哥进行着激烈的博弈。新的教育法开始实施，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催生出了教育机构培养精英的新思路。
在宏观政策层面，恰逢“十一五”规划的起始之年，服务业发展有了更加积极的安排，在理想主义的召唤下，被动性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需求端，优化消费环境，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已经进入政策的射程之内，旅游黄金周也在此时成为潮流，消费这驾马车开始跑了起来，这对于未来服务企业在C端的深耕，是个重大起点。
日后对服务业态发展的推动可居首功的互联网，开启了“Web 2.0”时代，用户、流量成为争夺的重点，流量变现的方式也造就了后来耀眼的互联网商业。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在这一年进入了企业巨头的视野，开启了商用化的征程。这将是互联网时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资本领域，上市股份制改革已经完成试点，变现的渠道通畅。在此激发下，VC、PE纷纷成立，开启了黄金时代。
2006年，互联网技术、政策、资本和需求，这些改写服务业发展的外部力量全部就位，它们共同推动着服务业企业以一种崭新的逻辑成长起来。
“Web 2.0”时代来临
在这些年内，互联网这个物种以及背后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服务业态发展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如果将服务业划分为传统和新兴，那么互联网相关技术除了对传统服务进行“肆意”地改造外，也衍生出众多新兴服务业态。很多以互联网作为孵化地的事物不断涌现，网络文学、网络红人、网络综艺、网络影视剧、网络电视、网络原生品牌等兴盛了很多年。它们的参与者不受政策高门槛的限制，不受大投资大资金的制约，互联网所独有的“开放和共享”的基因，让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深度参与，甚至让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试水”，这也是互联网伟大和繁荣的根本。2006年，经历了世纪之初的泡沫危机，互联网企业刚刚恢复元气不久，三大门户（搜狐、新浪、网易）和腾讯、百度相继完成上市，以中国概念股的标签初现海外资本市场，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张对外名片。
这一年，无论是BAT还是ATMJ(1)的互联网格局都没有形成。阿里巴巴开始和雅虎的10亿美元联姻，淘宝已经上线，开始免费战略下的攻城略地；京东刚刚依靠论坛推广做起网购生意；美团甚至都还没有前身，它的创始人王兴还在折腾“校内网”；张一鸣刚从南开大学毕业，在一个旅游搜索网站写着代码。这些影响着未来中国服务业走向，甚至人们生活方式的互联网巨鳄都刚刚走上前台。
2006年，通信软件MSN已经进入中国两年，亚马逊收购了雷军创办的卓越网，准备大干一场；eBay(2)与TOM在线(3)，两大巨头推出为中国市场定制的在线交易平台。这些对于还在探索阶段的QQ、淘宝、京东都是“狼来了”的危机。但事实上，腾讯在与MSN的竞争中显示出本土互联网公司强大的作战能力；淘宝与eBay对C2C电商市场展开争夺，后者饮恨败退；京东、阿里也与亚马逊对峙了15年，最终亚马逊选择退出中国市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本土适应性都显示出了某种魔力。很多商业模式发端于美国，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之后的很多年，都不断被践行。
除了与外资巨头的对战外，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与国内电信巨头们有过短暂的蜜月合作后，2006年前后迎来了“将往何处去”的选择。早期的移动梦网业务中，腾讯、网易、新浪都过了几年的好日子，但随着中国移动将业务分账从“二八”变成“五五”，互联网企业们需要新的增长曲线。新兴与传统的竞争和博弈也就此埋下了种子。
于腾讯而言，移动梦网业务贡献了接近七成的营收，战略方向上的重大调整更加紧迫。手握亿级的QQ流量入口，腾讯似乎可以轻松进入任何一个相关领域，显然这在后来成了一把“双刃剑”。这个时点上，是灭亡还是疯狂，是占有还是颠覆，都流淌在腾讯选择的血液中。
这一年，曹国伟开始执掌新浪，他将带领传统门户网站走向高峰。新浪从门户到博客，再到微博，开辟了AT互联网企业巨头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思路。从博客到微博，每一个产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比于搜狐和网易，新浪将新闻媒介属性发挥到了极致，更代表了一种不忘初心、深耕主业的执着。后来，网易养猪，网易做电商、做社交零售，也都做得风生水起。各自都有它们的坚持和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游戏对互联网生态的贡献不可小觑。2006年，门户正当年，新浪的营业收入达到2.13亿美元，而游戏为主的盛大营业收入也达到2.12亿美元，旗鼓相当。2007年1月，《魔兽世界》的全球注册用户数量超过800万，中国贡献了350万，并成为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老板眼皮底下也能玩”的网页游戏大行其道，进一步催生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电竞的职业化。直到现在，游戏都是互联网巨头的流量收割机和重要现金流。
2006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普通大众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在流行的SNS（社交网络）阵地上，活跃的用户们尽情发挥着储藏多年的能量和创造力，整个互联网世界变得丰富和精彩。“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成为主流，Web 2.0时代的序幕正在拉开。
按照行业普遍认可的说法，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地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用户”成为创造内容的主角，而企业唯一要做的，是管理和维系塑造良好的创造氛围。由此开始，用户、流量成为争夺的重点，流量变现的方式也造就了后来耀眼的互联网商业。
2005年年底，从美国暂停博士学业的王兴和他的小伙伴，效仿在国外具有轰动效应的Facebook，创建校内网。在国内，这个以大学生为用户群体的社交网站，在发布三个月后，就吸引了3万用户，用户量暴增。坊间传闻，因为没有钱增加服务器和带宽，2006年，王兴只能饮恨将校内网卖给千橡互动集团，并被更名为人人网，资本主导下的人人网也就此开始了不一样的成长轨迹。人人网在用户群体和产品内容上进行了双重拓展，并努力抓住游戏、偷菜、停车、团购、视频等每一个当时流行的热点，甚至促成了2011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市值仅次于百度的辉煌。也正是这种横冲直撞和无意识的创新，人人网无暇顾及产品的精耕细作，甚至基本的维护和运营，因此在移动互联的大势中，面对微博和微信的兴起，再无招架之力。这是后话。
如同校内网的火爆，大量Web 2.0型的产品就此诞生和兴起。优酷、土豆等互动式视频网站，豆瓣、开心网、BBS等互动社区一度兴旺。借由无数网络社区的力量，靠博眼球出位的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算是中国很早的一批“网红”。
互联网的思维丰富了服务业的生态，而这些新兴的产品和服务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离不开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支撑，它们具有和水电煤、铁公基(4)一样重要的地位，是基础保障。此时，这些决定服务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进入了互联网巨头们的视野。
2006年，27岁的谷歌高级工程师克里斯托夫·比希利亚第一次向谷歌董事长兼CEO施密特提出“云计算”的想法。很快谷歌推出了“谷歌101计划”，并正式提出“云”的概念，亚马逊AWS、微软Azure、阿里云、华为Cloud随后相继问世。
两年之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思·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火爆起来，书中指出大数据的核心能力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富含信息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专业化能力。从此，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密不可分。大数据能力，也进入了那些能够迅速汇集海量数据信息的互联网巨头的视野。
2005年11月1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并指出无所不在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即将来临。当相比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物联网所涉及的产业领域更广、技术更复杂，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等也成了各国抢占的制高点。
这一切都昭示着，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变革的新时代正在走来。
服务业有了理想主义召唤
服务业的绝大部分行业在诞生之初就具有“被动性”，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管是老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对于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的增加，还是因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所分离出来的生产性需求增长，服务企业的大发展都是由经济进步后的需求引致而来的。
从行业准入来看，服务业中很多内容都属于公共服务业的范畴，或者涉及国民经济安全领域，比如金融、电信、邮政、能源供应，以及铁、海、陆、空运输等基础服务。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这些行业存在着很高的进入门槛，不仅仅是自然垄断特征所必须达到的投资规模门槛，还有政策的准入限制，服务业具有非常大的政策供给弹性。时至今日，这些行业依然没有完全放开。
从改革动力来看，199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对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开篇作用，之后大大小小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规划一直没有间断。然而，政策出发点更多在于解决就业以及缓解财政和国际化压力上，对服务业发展的激励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压力，而非自身做大做强的理想主义召唤。服务业的发展也长期处于配合性和从属性的角色(5)。
因此，长久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经济自然发展中的被动性、行政管制下的缓慢性和现实目标下的配合性三个特质。
2006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为39.5%，距离日后成为半壁江山的地位相距甚远。伴随着入世开放，银行、批发、零售、酒店旅游等服务领域要直面管理更加成熟、竞争能力更强的世界级巨头。服务业的发展要同时解决“有没有”和“好不好”的问题。
服务业发展需要具有更强的主动性。
这一年，国家政策层面对服务业发展做出了积极性的安排。2006年3月14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批准通过，成为指导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为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做出了国家战略层面的安排。
服务业的发展从此有了理想主义的召唤。
这一份五年规划中，突出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向内外需协调、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二是从过于依赖工业推动，转向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推动。它们直接奠定了未来服务业的发展和走向，因此有必要花一点篇幅阐述一下。
第一个是将消费提升到三驾马车的地位，尽管在之后的多年，GDP的增加值还是更多由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所贡献，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应对中达到高潮。但消费对于经济的引领，给服务业带来的巨大红利从这里悄悄开始，并成为2013年国家统计公告中亮丽的一笔，消费贡献率超过50%，到2019年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7.8%。
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涉及每年的GDP构成中的考核目标，是能够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硬杠杠。在具体落地上，要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其中首要的是加快铁路的发展，其次是完善公路网络，并积极发展水路运输。在国家的政策制定中，每一个用词、每一个优先顺序的排列，背后都是由一套逻辑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构成，在每一级的政策推进中，也都以此为准进行落地。
很明显，在此后的五年中，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的发展，排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而发达的交通网络，正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年以后，2007年4月18日，首趟时速200公里动车组列车在上海站始发，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动车时代，未来高铁也将成为日后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高铁促进了人和物最大限度的流动，促进了旅游、运输等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甚至对于房地产在1小时经济圈内的崛起都有着重大影响。高铁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未来这些年的中国速度。
按照新一个五年规划，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很特别的是，该《意见》不但对未来五年的服务业的增加值做出了目标安排，更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超过50%。长达十五年的目标设定，在很多产业政策的中长期规划中，并不新鲜，但在2007年这样一个时点上，在对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落地中出现这样的表述，足以说明了当时服务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份《意见》也对未来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随后几年，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等多方面证据共同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从典型的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2015年，我们的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5%，提前五年完成了目标。
除了国家层面，各地也加大了对服务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其中以广东最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宏观上的服务业增加值，还是微观上的大企业数量，广东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除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地域优势，广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ICT(6)基础设施、构建人才高地，最重要的是，在政企关系、金融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效创新和尝试。不同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差异，政府的力量和政策的到位成为重要的显性因素。
消费这驾马车提速
2006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21.76万亿元，人均GDP达到2 099.2美元，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7.4%，创十年来新高。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服务业发展的土壤富饶起来。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当人均GDP突破2 000美元，意味着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大提高，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美国达到这一数量时，出现了Shopping Mall这种大型商场，因为其背后动辄数十亿的投资额，以及各项日常成本的巨大消耗，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难以支撑其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则体现在：人们对汽车和住宅这类代表着资产和财富的商品的需求，以及对旅游、餐饮等舒适型服务的追求都在快速增长。这些在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端倪。2006年，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16.4%；汽车销量超过72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5%，中国第一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消费国。
2006年，国家层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改善和优化消费环境。
在“十一五”规划通过后的一个星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对中国现行消费税(7)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以合理引导消费为重点，停止对已具有大众消费特征的护肤护发品征收消费税等。
激发大众消费的活力，已经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这一年，政府还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对西部和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学杂费实行减免，同时改革了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了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自2006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 600元。这改变了自1980年个税立法以来，持续近30年的800元起征点。尽管此时1 600元的起征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引起过争论，就像在此后14年还会发生的两轮个税调整一样；但是，起征点的调整反映的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这才是决定人们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基础。
在日后产生广泛影响的旅游黄金周概念，也在这时候形成。2007年年底，国家修改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允许周末上移下错，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形成两个七天的“黄金周”（春节和国庆节）和五个三天的“小长假”（元旦、清明、劳动节、端午、中秋），黄金周和小长假概念对旅游市场形成重大利好，“吃喝玩乐”的旅游消费由此拉开序幕。
消费这驾马车很快跑了起来，这为服务业在消费端的开疆拓土开创了良好局面。此后的十几年时间，在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带动下，餐饮旅游、零售百货、文化娱乐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不仅在数量上有了突破，在服务方式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风投圈开启黄金时代
一般来说，分析商业时代的变迁，大都围绕三个变量展开，即制度变量、需求变量和技术变量。中国服务业的崛起，除了这三个主要的推动因素，资本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手段，和银行贷款的息差模式(8)下的稳健投资不同，追求的是高成长、高风险和高收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态大都属于轻资产，盘子小，资本容易撬动，也更容易变现，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服务的改造和自身的业态繁衍中，吸引了绝大部分风投资金。
风险投资属于舶来品。从概念的引入，到兴起和成熟，也不过二十多年的光景。推动风投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有一个人和一个提案必须留下笔墨。1998年，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代表民建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在后来被称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成老也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此后才有了发生在风险投资领域风风火火、惊心动魄的故事。
随着互联网泡沫给行业带来的阴影逐渐消退，熊晓鸽所率领的IDG资本进入中国，在百度、携程网的投资中逐渐崭露头角，并在它们上市后收获颇丰。还有更为极端的是，软银以4 000万美元注资盛大，20个月获得了16倍的回报。这些都给了本土风投以强大的信心去寻找“物美价廉”的互联网公司。
2004年，空中网、51job、金融界等多达8家互联网企业破纪录地在美国纳斯达克集中上市，让中国的风投者们第一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2005年，美国风险投资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和北京，随后凯雷、DCM、NEA一大批外资基金纷纷在中国设立机构。对中国互联网影响深远的红杉中国也在此时成立，沈南鹏被选为熟悉本土文化又具有互联网感觉的当家人，他的“赛道理论”让红杉在日后大放异彩。
“狼来了”带来的不只是冲击，还有榜样的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5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经过两批试点，2006年进入全面铺开阶段。这就是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历史的“股改全流通”。它打通了资本市场的一、二级市场的通道，风险投资者们此前对项目的投资布局，可以逐渐在二级市场退出，从而套现获利。这不但开启了VC、PE的黄金年代，也激发了创业者的热情，甚至激励着一些创业者深入到“创业—套现—创业—套现”的无限循环模式中。
这一年的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以“2006年第10号令”联合公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给国内创业投资产业带来了更为积极的影响，投资机构的退出通路进一步拓宽。
在这一系列积极变化中，本土风投纷纷成立。
时间到2009年的10月30日，创业板在各方期待下在深圳推出，让PE/VC们更加兴奋。它打通了人民币基金的募、投、管、退全链条，使得“本土募集、本土投资、本土退出”创投模式得以形成。从此，人民币股权投资风生水起，积攒了多年的风投项目，终于在次年爆发。2010年IPO(9)数量309家，远超历年平均值142家。
如果说，政策安排让资金通路不断拓宽，那么，2015年席卷中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在源头上提供了更多、更有价值的投资标的。风投和创业也走进了很多人的话语体系中。众多的创意走上前台，众多的模式活跃在PPT中，一时间鱼龙混杂。
新兴业态和风投在2006年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而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它们一起携手，绽放在互联网、金融、娱乐、物流、医疗健康等众多服务业领域，也上演着狂热、帮扶和裹挟的故事。
风投自身也属于金融创新，它们的发展显然也丰富了服务业态。深创投、联想投资、创新工场、九富投资等专业机构声名鹊起。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也成为创业者极力依靠的大树。还有很多实体企业在产融结合的战略中，于新兴领域布局，向“企投者”转型。伴随着这些多元化的力量进入资本市场，我国本土的风投日渐强大。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本土化的人才战略和管理模式，与监管层的良好关系，对中国市场和行业发展的准确把握，与当地政府引导基金的密切合作，以及在国内资本市场IPO退出方面娴熟的运作能力，等等。这些“关系化”“市场化”的能力，使得本土风投发展迅猛。
时间倒回到2002年的一个晚上，IDG合伙人杨飞与李彦宏，就如何改变百度商业模式的问题，谈了6个小时。这次现代版“隆中对”也为日后百度的战略指明了方向，成就了百度的搜索霸业。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抛出一个问题：除了资金和资源，投资人应该给投标的项目带来什么？这也是本土风投们所要面临的挑战。
无论如何，自2006年开始，中国风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它们区别于传统的力量，让服务业的发展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重要领域改革完成
2006年前后，金融、贸易等领域的改革相继完成，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领域在服务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的推进，为市场化竞争和行业的良性发展扫清了制度性的障碍。
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6年，我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新修订的《外贸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的获得由许可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自此，外贸领域对行业、地区、所有制、企业规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贸易企业遍地开花，竞争激烈，市场上鱼龙混杂。
此时，商务部已经成立三年，多年的“双轨制”结束，内外贸一体化开始。内贸和外贸的打通，又让白热化的竞争变得更加复杂。但同时，这也给外贸公司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它们从贸易服务起步，连接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并从商流逐步向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全流程服务的供应链企业转型，为企业提供着一体化、一站式的服务。
2006年10月，第100届广交会成功举办，并同时宣布自第101届开始，广交会将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从1957年春天创办至今，一直是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广交会的更名，昭示着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也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而主角——贸易公司也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书写更为精彩的故事。
银行业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存在，很难从企业自身这一维度去衡量其核心竞争力。因为它们不但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更是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银行业多年来的“息差”模式，尽管受到诟病，但仿佛又是既能完成对经济的输血任务，又能够活跃在安全防线内的“理性”选择。当经济的发展处于持续的上升通道中时，老百姓的储蓄率又维持在高位，银行有大量廉价的资金成本去不断做大。
2006年，银行业正处于这样的黄金时期，活在安稳又富足的上半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银行完成了一系列改革，所以它们可以轻装上阵。
这场始于2003年的股份制改革，可谓大刀阔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时国有银行负债累累，处境之艰难可见一斑。尤其是2006年，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人民币业务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开始享受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同台竞争。银行的改革迫在眉睫。
此次改革的步骤明确为：重组—股改—引战（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2003年年底，国家专门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分别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了225亿美元，开启了四大行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之后，引战启动，以“引智重于引资”为原则，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在这之前，四大国有银行天量的不良资产剥离完毕，并相继划拨给专门接盘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这一安排，将银行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开始长达十年的低不良资产率的运行。
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AMC，与建行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一一相对应，分别接收了3 730亿元、4 077亿元、3 458亿元和2 674亿元的不良贷款，合计约1.4万亿元。四大AMC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在十年期限内专职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事实上，这一历史任务在2007年前后已经基本完成，但始于制度安排的四大AMC并没有按时退出，而是依靠制度红利和牌照优势，开始了商业化转型，成长为巨头。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从制度、指标、流程、技术、数据和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了银行业监管的规范性建设。
到2006年，银行业基本完成了资产剥离、股改，以汇丰、德意志、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为代表的战略投资者入场，银行监管逐步规范。这一场预先设定好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银行业迎来了集中上市。
2005年，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上市，拉开了四大行上市的序幕。2006年6月，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10月，工商银行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步上市，募集资金220亿美元，创下全球之最，宇宙第一大行的狂奔也由此开始。
相比于其他几大银行，成立于1984年的工商银行，是比较年轻的，却通过十多年的时间成为行业第一，有三大原因。
一是生来就牛。工商银行成立之时，全盘继承了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是当年国内唯一的商行业务，发展底子好，企业客户群体优质，人才队伍优异。
二是管理规范，企业家有担当。工行的管理水平和信息系统相对先进，又建立了铺天盖地的地面网点，既兼顾了银行的安全底线，又兼顾了服务的及时性、便捷性，后者很好地“笼络了”大爷大妈这一批人群。
三是抓住每一个重大机遇。在外贸、房地产、政府投资、铁公基、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风口中，业务得到极大拓展。在信息技术与银行业融合中，也展现出了大银行的底气和远见，没有傲慢，与时俱进，这一点难能可贵。
有一件小事，非常能说明工商银行的规模之庞大。连续多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500强榜单后，总是有媒体朋友看到工商银行的净利润达到千亿元时不敢相信，担心做出的报道闹出笑话，纷纷向我求证。我每次都会给出一个指标予以佐证，那就是工商银行的营业收入达到了万亿元级，10%以上的净利润水平对银行来说简直不值一提。见多识广的媒体朋友都很忐忑，对此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2017年，工商银行的净利润达到了2 000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一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制造业企业的净利润总和是8 000亿元，工商银行一家的净利润相当于500家制造业利润总和的1/4。2018年，世界500强的入围营业收入门槛是235.6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 590亿元，不恰当地说，工商银行拿净利润当收入，都能轻松入围世界500强。
2006年，于银行，是花朵盛开的一年，而工商银行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朵。
这场始于2003年的黄金期，大概持续了十年。
有专家统计：从2003年到2013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高到151.4万亿元，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3.0%提高到12.2%，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均显著改善。按照资本实力排名，中国进入世界前1 000名的银行从2003年的15家增加到2013年的96家，全球前十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
2006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拉开了中国邮政改革的大幕。批复明确了两大重点任务：一是改变中国邮政长期政企合一的局面，重组国家邮政局，在各省（区、市）设立邮政管理局，同时组建中国邮政集团，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二是明晰主业，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普遍服务业务、竞争性业务（包括快递和物流业务）和邮政储蓄业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全资子公司，独立运作。
这份批复堪称未来中国快递崛起的前夜，民营快递们将逐渐突破政策的“枷锁”，成长为中国经济的黑马。邮储银行也成长为国有六大银行之一，并历经十余年实现A+H(10)两地上市。
2006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和强制性。这同时意味着精英教育不再是国家的事情，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多要靠校外培训成就孩子进入名校的梦想，教育培训行业快速发展起来。
特别应景的是9月7日，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新东方将教育培训做成一种产业，为后来的教育从业者树立了榜样。2013年，新东方的创业故事被拍成票房和口碑俱佳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激发了一批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2010年，环球雅思、学而思教育、学大教育等教育企业集中登陆美股，教育培训的内容也从大学生考试和出国英语考试逐渐延伸至幼儿英语、K12(11)教育，由原来的应对出国的“应试教育”，变成了从娃娃抓起的“素质教育”，这何尝不是一种深层次的消费升级所引发的教育服务业的发展。
2006年，技术、政策、资本和需求这四大外部力量同时就位，此后也推动着服务业大步向前。200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还仅有9万亿元，2018年达到47万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高达59.7%，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 BAT和ATMJ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首字母的简称。B是百度公司（Baidu）、A是阿里巴巴（Alibaba）、T是腾讯（Tencent），在一段时间内，它们被认为是互联网三巨头。后随着J（京东JD.COM）和M（美团Meituan）的崛起，百度在竞价排名事件的沉寂，再后来又形成了ATMJ的新格局。
(2) eBay，美国公司，主营线上拍卖及网络购物。
(3) TOM在线，中国无线互联网公司，提供多媒体增值产品及服务，包括短信、彩信、WAP、无线音讯互动服务（IVR）、内容频道、搜索、分类信息、免费及付费电邮服务，以及网络游戏的多个领域。
(4) 铁公基，是指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5) 李勇坚，中国第三产业体制改革的动力与路径（1978—2000），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6）。
(6)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一般指信息与通信技术。
(7) 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在流转税中新设置的一个税种，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又同时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因此，纳入消费税征收的产品需要适时调整，否则很容易出现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
(8) 指银行发放的贷款利息收入与存款利息支出之间的利息差。
(9) IPO，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指一家企业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
(10) A+H分别是A股和H股的简称，A+H股是既作为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又作为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11) 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是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是教育领域的专有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