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艺

南乡问画记

几天来天阴沉着脸。今晨车子驶出杨柳青镇，忽然飘下雪来。雪花小且密，沙沙地拍打车窗，窗外景物立时变得一片模糊。待进入炒米店一带，地上已经匀匀地涂了一层冰冷的白，更显出这昔时画乡今日之寥廓。一时，我们车上“杨柳青年画抢救小组”的诸位成员，都陷入了一种历史的茫然。

在一百年前，杨柳青镇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镇南三十六村（亦称“南乡”）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的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所有农人几乎都画一手好画。每个家庭都是“婆领媳做”的手工作坊。人们所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当年这南乡年画的集散地炒米店村，专事营销年画的店铺竟达到一百多家，可见气势之盛！然而这曾经草绿花红的“神奇的土地”因何渐变得荒芜了？

近年来，我几次到南乡考察寻访民间画师。一次在张窝，居然连个艺人的人影儿也没见到，无功而返；一次在房庄子找到了方荫枫老人，他精于手绘神像，笔下极具民间的味道，可惜他的兴趣早已转向中国画。去年在较为边远而地势低洼的宫庄子，访到一位民间画师王学勤。他农忙务农，农闲作画，主要是半印半绘津南一带的年俗画缸鱼。他有一个小小院落，养一头骡子，还有一间很小的“画坊”。四壁全是作画时来回掀动的画板（俗称“门子”），每个门子正反两面各贴一张鲜活肥大的红鲤鱼，画师就坐在这五彩缤纷的缸鱼中间。其情其景，十分动人。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探访缸鱼》。

然而我想，南乡决不止于王学勤一人！其他的艺人藏在哪里？

今年我们中国民协发动了全国的木版年画抢救。我下了决心，要对南乡三十六村做一次彻底的考察了。我曾读到张茂之先生的《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兴衰小记》。他做过一次很重要的田野调查，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根据他的记录，南乡的画工已是寥寥无多。但时间又过十余年，如今民间画工到底还有几人？他们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留下多少物质或非物质的遗产？搞清家底和理清遗产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化责任。我们要对南乡做一次拉网式调查。一网打尽，一清到底。

在阴冷的天气里，我们窜入一个个大雪蒙盖着的寒村。有时真是冷得连麻雀也见不到。

这一次我们自然要先去看望那位画缸鱼的王学勤。谁料到一见面，王学勤就龇着牙，笑嘻嘻对我说：“老冯，你那篇文章叫我快成名人了。”原来我去年那篇《探访缸鱼》到处转载，给他招惹来不少的“热闹”。一年里引得不少记者、年画爱好者和收藏家去拜访他。但农民不是歌星影星，不会炒作自己。他还是习惯地穿着好几层褂子，使我想起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中提到执政时期的人们爱穿五层背心的典故。“五层背心”是法国贵族一种时尚，用来炫耀富有。王学勤则是由于在“画坊”里干活实在太冷，必须多穿几件衣服。

他依然延续着农耕时代年画艺人的生活方式。秋收后便备纸调色，开始印画。到了腊月，把画好的画儿一半批发给河北省各地卖年画的贩子，一半捆在自行车后，去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摆个小摊儿，一边吆喝一边卖画。照例还是价钱极廉，一块钱两张，说实话只是“功夫钱”。想想看，谁会把他这朴拙又浓艳的缸鱼当作一种纯粹又珍罕的民间艺术呢？而年画不是从来都是用过之后，一扯了事吗？即使在农耕社会迅速瓦解的今天，谁又把民间的文化当作一种精神遗产了？且不管这些，我们约请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这位民间画工卖画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了。

尽管在周李庄、薛庄子、阎庄子等地，我们都是一无所获，但是在古佛寺却访得一位老画师董玉成。老画师把他的画样拿出来让我们瞧，竟然是十年前我在杨柳青镇年画摊上买到的那几种仅有的纯民间制作的“半手绘”的木版年画。这几年来已经买不到了，谁想到竟在这里撞上。既有《双枪陆文龙》和《大破天门阵》等戏出年画，也有《合家欢乐过新年》等民俗年画。其中一种《大年初二回娘家》，还是首次见到。虽然都是阔笔写意的“粗货”，却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农耕社会的产物。董玉成一家在古佛寺生活至少三代，全是农人；手中的画艺却是代代相传。他肩宽胸阔，腰板硬朗，一看便是干庄稼活的好手。待细一问，已然七十八岁。他以往年年都画，今年却停了笔，画不动了。后辈人有的干副业，有的当工人，无人能画。民间的文化若无传承，辄必中断。这些画样不就是农耕年画大书上最后的一页了吗？

◇在古佛寺结识了老艺人董玉成

坐在车子上，我的心急于穿过迷蒙的雪雾，到前边那个小小的村落——南赵庄，去寻找一位名叫杨立仁的民间艺人。据知，这杨家在清代光绪年间开设的“义成永”画铺，曾经名噪南乡。杨立仁在民国中期承继父业，但这至少是一甲子之前的事。“义成永”久已不存，杨立仁画业何在？

可是走进杨立仁老人的小房，掀开靠西一间屋的门帘，我感到自己眼睛一亮。里边居然还支着画案，放着老版、棕刷、墨碗、色盘、粉枕纸。墨的味道混在寒冷的空气里，一叠印好的花花绿绿的“灶王”放在一边。与老人一谈，他竟止不住地大话当年。他说起六十年前的“义成永”，单是刷版的店工就是二十几号人，一人一天刷印一令纸（1000张画）。“义成永”只印不画，然后把这些“画坯子”拿给全村人去绘制。那时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拿笔就画。当他说到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的巨型门神都出自他们杨家、他们南赵庄，自豪之情在他苍老的声音中响亮地跳动着。

他家传的古版曾经堆了满满三间屋，却几乎完全毁于“文革”。多亏他冒着危险将几套灶王和一块印供花的八仙老版，藏在干燥的灶膛内，才躲过劫难，留到今天。我看其中一套“独灶”（没有灶王奶奶的灶王爷），线刻很精，流畅生动；线版之外，还有红、黄、橙、绿、紫五色的套版。这应是清代中晚期的古版。老人说，现在腊月二十三祭灶的风俗正在渐渐消失，灶王也不好卖。这两年老人年年印几百张，并不为了卖，他说：只是过一过手瘾罢了！

由此，我强烈地感受到南乡——这个曾经花团锦簇的年画产地，如今已经彻底地步入灭绝。这是由农耕文明向着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无情地决定的。

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农耕形态的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已经终结。由此更感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种终结性的普查与记录的重要。我们在努力地把所见所闻，用笔录、用照片、用录像带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的原生态年画临终时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使后人知道历史的音容笑貌。

癸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