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这个女人是突破口

冯杰是我的得力部下，也是我的文友，我的知己。冯杰干练、果断，一双不大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我们之间无须更多的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互相就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了。我时常为有这样的同事、朋友、兄弟感到欣慰，有时还会多一份感动……

我让冯杰迅速查一下毕海波在郑州地区经常与谁来往，特别是经常在哪里住宿。

我很认真地对冯杰叮嘱：“一定要查找到和他交往最密切的女人。”

连日来，我调阅了毕海波等五人的询问笔录，反复看了很多遍，尤其是那个毕海波，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都是东北人，又都是贼，用他们的话说，都是“吃”铁路这碗饭的，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说不定“3·20”绑架乘警案就有他们团伙中的人参与。即便不是他们，那他们也可能知道一些信息，这样说不准一扯就能扯出一大串，揭开这个案件的真相。

还是先了解郑州市公安局是怎么抓他们的，为什么要抓他们。

原来，郑州市公安局刑侦处也就是九处负责社会面控制工作的三科侦查员李超然接到线人报告，说近几天常有几个东北籍的人住在车站附近一家旅社里。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好像不干好事。他们还常常高价购买郑州火车站开往各个方向大城市去的火车票，可一天之内就又返回，回来就是睡觉，肯定有猫腻。李超然马上联想到最近各个方面情报反馈，一个时期以来，东北籍流窜犯罪分子在火车上作案频繁，感到这伙人来者不善，于是指示线人：“你反映的情况很好，你要想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去贴近他们，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线人受命后，以拉家常、代买车票、介绍郑州情况等手段，变着法套近乎，慢慢取得了这几个东北人的信任。

29日上午，几个东北人在房间里突然大吵大闹起来，线人立即以劝架为由进入房间打探虚实。拉架中，他把叫贾永发的叫了出来，好说歹说才平息了争吵。贾永发气愤地说：“真不仗义，用我的包掂钱，才分给我三吊（三千元）！”

线人说：“算啦。算啦，都是自家弟兄。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为几个钱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对不对？让我说呀，趁着有钱，花个痛快，玩个痛快，才不枉活一世。”

那个和贾永发争吵的于艳春首先应和。

几个人当时一商量，便上了百货商场，买了几辆“凤凰”自行车，售价一千五百五十元的金表，五个人一人一块。

戴着高级手表，骑着新自行车，几个人兴高采烈地逛起了大街。

线人的报告引起了三科的极大重视。他们立即布置侦查员、耳目眼线分别在二七纪念堂、二马路、群众影剧院等处设卡侦控。

在郑州市二马路一条街道上，有一间民房是贾永发租下的，他每天就在这里和他的姘头鬼混。

当天傍晚七时许，由副科长孙树堂带队，何光辉等几名侦查员便装接近目标。

贾永发、于艳春、穆建推门准备外出。

但门口数支枪对准了他们……

根据贾永发等人的交代，三科侦查员连续作战，于子夜二时许，突袭了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叫小红的女人家，缉捕了重要案犯毕海波。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何光辉审讯了毕海波。毕海波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交代。

何光辉反复向他交代政策后，毕海波提出一个要求：“让我见一下你们的局长我就都说。”

一个市公安局局长怎么会轻易见一个犯罪嫌疑人呢，怎么办？

李超然一看坐在那儿沉思的韩静文，笑了：“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局长嘛。”

李超然一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老韩是个老侦查员，长得也颇有官态。

“局长”，就这样定了！

这天，六十出头的韩静文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坐在那里。

毕海波被带了进来。

“这就是市局的赵局长。”何光辉介绍道。

老韩煞有介事地缓缓说道：“毕海波，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

“你们会枪毙我吗？”毕海波的最大心病就是这一点。

“这要看你的态度。”老韩的声音坚定、有力。

“好，我说吧……”

按照毕海波的交代，三科迅速对郑州市二马路的一个东北流窜犯长期的窝点进行布控。

另一个东北流窜犯杨志刚从南方回来了，在这个窝点一露面便落入法网。

三科的侦查员们一鼓作气收缴了毕海波在小红住处的一套高级组合家具和大量衣物。初步判断，这几个东北人很可能就是昼伏夜出，专门盗窃过往列车的流窜犯。

经与郑州市公安局九处三科商量，把毕海波这五名嫌疑分子移交给我们“5·10”专案组。

移交很顺利，接过来以后就是全面突审一遍。

但是，以毕海波为首的五名案犯到“5·10”专案组以后，全部推翻了在郑州市公安局的供词。他们说，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是良民。

必须撬开他们的嘴！而且是先拿那个为首的毕海波开刀。也就是说撬开毕海波的嘴，这也许就是“5·10”专案成功的第一步。

连续几天审讯无果。

这个从十几岁开始就在铁路上流窜作案的毕海波，称得上是老奸巨猾。长年的犯罪生涯，使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对付审讯的生活，也让他早已熟知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及政策和法律上现存的一些漏洞。每次提审，任凭你给烟抽、给水喝、嘴皮子磨薄，哪怕是磨破，他都是老主意一个——不说。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还有他那藐视的眼神，嘴角露出的那丝嘲笑……

怎样才能撬开这些罪犯嫌疑人的嘴呢？

我召集审查组的几个同志一起，对这五名案犯逐一作了分析。综合研究后，还是先拿毕海波开刀。

审查站十几平方米的第七讯问室，是“5·10”专案组专用讯问室。铁门、铁窗，中间有一张破旧的长形木桌，桌后是三把椅子，预审员吴永胜、罗国华、田和平就坐在这里。

桌子的前方不到两米处是一只方凳。

预审员吴永胜是我的同乡，我俩同龄，同一天参加铁路公安工作。他相貌端庄，眉宇间透着江淮男人的秀气，架一副三百度的近视镜，平添了几分文雅。吴永胜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自1979年开始调任审查站开始搞预审，屈指算来已有十个春秋了。铁道部公安局多次大案、专案的审查工作都有他的辛劳。在公安系统的人都知道，搞审查工作是件相当费脑子的事情，不但要与罪犯斗嘴皮，更重要的是斗智谋、斗毅力。十年间，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战胜了多少对手，为打击犯罪，把案犯送上审判台立下了汗马功劳。“5·10”专案是他第八次参加跨区域的大型专案。

我把吴永胜放在审查组第一办案组，主要负责对付首犯、要犯。

罗国华，这位五十多岁的广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老干探，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这位很有经验的老民警，虽身在南方花城，却很有北方人的豪爽侠风。由于工作原因，他没能在“5·10”专案组干到最后，提前返回广州，衔命出任广州铁路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可没多长时间，他还是辞了副科长，又回到刑侦科继续当他的侦查员。有一次，我出差到广州，二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放着轻松的官不做，偏干侦查员？”罗国华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人家相命的说我前世注定和侦查员这伙计离不了婚，白头偕老。”

我最了解三十六七岁的田和平，他1976年从部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公安局看守所。几年后，公安系统为“文革”的受害者落实政策，他就被派到铁路公安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这个忙一帮就是整整六年。1985年，落实政策办公室撤销，对所有帮忙的同志重新分配，他又拎起铺盖卷回到了审查站，一年后才被调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警队。

在刑警队，他参与了多起大案的侦破工作。1988年12月，铁路局生活段商店被一个青年用假提货单诈骗“如意”牌十八寸彩电二十台，价值七万余元。刑警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田和平与战友们仅用三十多个小时就破获了这起特大诈骗案。在“5·10”专案组，他是一个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不多说话的干将，从内到外的憨劲儿让人们感到和他在一块儿交往很放心。所以，谁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他聊聊，他也是认认真真地听、认认真真地帮人家出主意。

可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刑警，他的婚姻生活却充满着不幸。妻子在他为千百万人的安宁而日夜战斗在铁路线上的时候背叛了他，以致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

田和平带着巨大创伤领着儿子离开了这个使他深深留恋的家……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已有一位敬重刑警的温柔贤淑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叫孙静。在“5·10”案大获全胜之际，他们的连理花也开放了。

“哐当”一声，铁门打开了——

一名全副武装的看守民警把一个四十出头、身高一米六五，长相倒也周正的汉子带了进来。

卸去手上的铐子，他站在屋子中央，眼睛死盯着对面的墙壁，一言不发。

田和平指着他旁边的方凳：“坐下。”

毕海波毫无顾忌地大大方方地坐下，乜着双眼打量了一下桌后的三位审查官，以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坐在那里，大有一派“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气概。

寂静。

沉寂。

死一样的难耐……

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讯问，是从最简单起步——

问：“叫啥？”

答：“你们知道。”

问：“年龄？”

答：“还用问？”

问：“住哪儿？”

答：“没有家。”

问：“什么职业？”

答：“……”

再也没话了。

审讯只好停止。

十多次的提审，如此反复，毫无进展。

听完第一办案组的汇报，我没有说话，而是把冯杰叫到我的办公室。

冯杰，是我最欣赏的干将之一。他出生于刑警世家，父亲冯同荣干了一辈子刑警，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的刑侦科科长，而作为公安局刑侦科资深内勤，后来又成为副科长的我，与冯同荣科长有着深厚的友谊。他虽是个大老粗，但是有着刑警的细腻和缜密，为人特别宽厚，我很敬重他。冯杰从郑州市警校毕业后，被分到了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某派出所工作，后来由于得罪了领导，被调到铁路公安机关，成了我的部下。他曾经给我讲过在地方得罪领导这段历史，让我增加了对他的几分欣赏。

原来冯杰初到基层，领导赏识他的干练、精明，似乎更赏识他的文采，把他放在了内勤的位置上。在公安界，内勤就意味着擢升……可冯杰，挺聪明的小伙子对这其中的奥妙似乎不太谙熟，竟以下抗上，活生生地把自己从擢升的阶梯上给扯了下来。每到年底，内勤一个重要而繁忙的工作就是做总结报表。你这个单位能不能评先，你这位领导工作水平、成绩如何，报表就是无可置疑的说明。冯杰反复核对后在报表上填写了当年破获案件的总数：九十七。

一位主要领导看过，笑容可掬地说：“小冯啊，你很能干。做报表嘛，总有可能出岔子。我的印象中，这个数字不太对，好像比这多，你再核实一下，不要有漏的，否则对咱们局不好哇。”

“好吧，我再核实一下。”冯杰接过报表。

机敏的少年没有理解老谋的上级那寓意深刻的暗示。

核实，再核实。

冯杰这次无比坚定地报告：“咱们局今年的确是破了九十七起案件。”

领导的脸凝固了：“你这是怎么搞的？你知道吗？一个数字关系到咱们全局今年的先进单位荣誉，关系着全局同志能不能拿奖金。你就不能在前面加一位数吗？”

冯杰呆住了！

他努力睁大眼睛，认真地、带有审视地凝望着自己一向敬重的上级：“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嗯，现在谁不是这样……”

领导又说了些什么，冯杰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后来，他被调到了另一个派出所……

冯杰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后，我据此创作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百花园》杂志上。我和冯杰有着共同的爱好，他喜欢写诗，时不时拿一首小诗给我看，我很喜欢。1988年我的处女作电影《风流警察亡命匪》在全国各地电影院上映，冯杰专门跑到电影院看了一场，还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他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过，地方比较熟，朋友多，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我把涉及地方上的一些疑难案件或其他一些事情交给他办，他都办得很好。慢慢地，他就成了我的干将。

实际上，我和冯杰有着相似的经历。

记得那一年，我已经担任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但是全局凡是涉及刑事侦查工作方面的材料都还是我写，包括年度工作报告、全年工作要点、专项斗争的部署方案和总结、领导讲话、重要经验材料、工作简报等，因为我早已是数一数二的笔杆子了。在上一任领导那里，我的材料会一路绿灯被审查通过，各级领导都会签上“同意”二字。但是，现在我面对的是新调任来的领导，有人介绍他曾经是某个公安分局的笔杆子，还担任过办公室主任。

我很崇拜他。正赶上写一个年终总结，我熬了几天几夜把稿子写出来，反复修改后，觉得满意了才签上拟稿人的名字，送给那位领导。领导很快反馈了他的意见，不行，根本不行。我很佩服这位领导的水平，站位比我高，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出我的水平。于是，我绞尽脑汁，用了几个夜晚写出第二稿。这一次我感觉很满意，再次送给了领导。领导一看，还是两个字，“不行”。这一次，我有点儿疑惑，我确实感觉写得不错。但是，遇到了高水平的领导，我只能再作修改。于是，我去请示领导，应该怎么修改，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免得再走弯路。领导说，你自己考虑。没辙了，我苦思冥想，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写第三稿，到了领导那里还是不行。我困惑了，我开始怀疑这个领导的水平。最后，我想了一个绝招儿，我把第一稿拿出来，一字不改地重新打印一遍，再次送到领导那里。

这次领导一看，满意了，连连夸奖：“小王，都说你是笔杆子，但是前面的几稿都不行。这一稿你确实下功夫了。记住，以后干什么工作都要下功夫。”他很高兴，欣然提笔，当场批示：“同意发。”

我却感到很好笑。

仔细一想才悟出来，原来前边的几稿他根本连看都没看，为了显示他有水平，就连续三遍地否定我。我心里想，就他这水平的领导，我也能当。

之后，我就在这位领导的领导下，哭笑不得地工作了几年。所以，我理解冯杰，我们有共同语言。

这次对付毕海波，正好可以发挥冯杰对地方熟的特长。

我说：“看来，正面进攻毕海波不行，必须迂回作战。”

吴永胜等三个审讯干将不解地看着我：“迂回？”

冯杰也问：“怎么个迂回法？”

我对冯杰说：“郑州市局三科抓获毕海波的时候，是在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叫小红的女人家里，你去查一下，这个小红是什么人，把她找来见我。”

冯杰领会了我的意图，自信地说：“放心吧，科长。”

三天后，冯杰给我领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此刻怯怯地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前，想敲门，几次又都把手缩了回去。

我说：“不用敲门，请进来吧。”

我故意把“请”字说得很重，好让来人感觉到自己受欢迎，很重要。

我观察着毕海波的这个叫“小红”的女人。

虽然是张憔悴的脸，但不失清秀，白皙的皮肤，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带着惊恐的眼神，腹部已经隆起。

她看我一直盯着她看，胆怯地低下头，躲避着我的目光。

我让她坐下，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

小红感激地望了我一眼，好半天，才细声细语地对我说：“我已经怀了毕海波的孩子。”

我微笑着点点头：“我知道。”

小红的眼里充盈着泪水。

我说：“毕海波的案件已经交给我们铁路公安机关了，他的问题很严重。”

小红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情绪激动地问：“他会被判死刑吗？”

我朝她摆摆手：“坐下，坐下，别着急。”

她再次追问：“他会被判死刑吗？”

我说：“这就要看他本人的态度了，他现在态度很不好，一直在抗拒公安机关对他的审查。”

她急切地问：“那……那该怎么办？”

我的态度严肃起来，小红用祈求的眼光看着我：“那你们多教育教育他，让他坦白，告诉他坦白就能宽大。”

我说：“今天把你找来，就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让他打消顾虑，消除幻想，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小红低下了头，好半天没有说话，然后她将信将疑地抬起头问我：“那……那他交代了，你们真会宽大处理他吗？”

“一定会！”我肯定地对她说。

“那……那，我能不能……见他一面？”小红试探着问。

本来我让小红来，就是准备用这一手，让她和心爱的人见面，用女人的温柔和泪水去说服毕海波，但是我玩了一个小小的伎俩，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说：“按照有关规定，你不能见他。”

小红恳求我：“王科长，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行吗？你看我都这个样了。”

停了一会儿，我才说：“那行吧。你见了他以后，必须好好做他的工作，要他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只能给你这一次机会，行不行就看你的了，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小红连忙站起来朝我致谢，像点头又像鞠躬。

我说：“好吧。毕海波能不能活命，就看你的了。”

我叫来吴永胜：“你去安排一下，我要提审毕海波。”

半个小时后，我和吴永胜领着小红来到7号预审室，我让小红坐在侧面的椅子上。今天，这里既是提审室，又是特殊的“会客室”。我能感觉到，小红很激动，也很紧张。

看守民警押着毕海波走进来，他万万没想到小红会在这里出现，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并且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没错呀！他一下子愣住了。

小红满脸泪水地站在那里，她看到毕海波再也不是几个月前的样子，头发剃光了，身上穿着号服，两只手被手铐紧紧铐着。

几个月前，他们布置了新房，购置了家具，连新婚的请柬都发出去了，没想到他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很多次，小红都不想活了。家里人骂她找了个小偷丢人现眼，邻居们嘀嘀咕咕地议论她。她想了几种死法，喝老鼠药、撞车、跳楼、上吊……可是，肚里的孩子怎么办？亲戚们都让她堕胎，她也去了医院，手续都办完了，可是她没有做。

小红想起了毕海波的好。毕海波跟她讲过他在东北老家有老婆孩子，而且是合法夫妻。一开始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可是，毕海波用他无微不至的关爱，用他的情怀，完全把小红融化了。小红想，不管他有没有家室，只要他如此爱我就好。毕海波说，他会好好挣钱，绝不会让他们母子受罪，一定要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你看，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毕海波一个人拿的。父母要为她准备嫁妆，也被毕海波制止了。多好的男人！多好的丈夫！多好的女婿！连邻居们都夸毕海波好。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像毕海波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小偷，怎么会是坏人？

而站在小红面前的这个毕海波确确实实就是个坏人，而且说不好会被枪毙。这些天，小红反复想了，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男人，不管他怎么样，自己也值了。

好人和坏人有绝对的界限吗？

在小红的眼里，他就是好人。

小红要为他生下这个孩子，让这个爱情的结晶去见证他们的爱情。父母反对，家人反对，亲朋好友反对，可是这些都没有用，小红已经铁了心要生下这个孩子。

也许是上天有眼，她正准备托关系找公安机关通融通融，希望能偷偷地见上一面，摸摸底他会不会被枪毙？劝劝他老实交代，或许能保住一条命。只要他能活着出来，她就一直等下去！不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没想到铁路公安的小冯找到了她，让她来见他们的头——王科长。这个王科长白白净净，一张娃娃脸，那么好说话，真没想到。天助也！

此刻，就是打死毕海波也不会相信，让自己牵肠挂肚、夜不能寐的心上人会出现在审查站的提审室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突然，他明白了，这是老警察的花招儿！

毕海波看到小红已经隆起的腹部，还有那副憔悴的面容，赶紧避开了眼神。快要死的人了，此刻他不知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个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女人，实际上是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子。

“哥，你的事，王科长都和我说了，你别傻，快交代吧！”

“王科长？哪来的什么王科长？我才不管什么王科长不王科长。”

毕海波望着眼前这个曾经让自己如痴如醉的女人，此刻她竟要把我送上断头台！真他妈狠毒！他眼中放出凶光：“你！你是来劝降的？你想把我送进地狱？你给我记住：如果有一天我能活着出去，我非杀了你！”

小红哭了，既委屈又伤心：“哥，你交代了就能得到宽大，这是王科长说的。”

王科长？毕海波这才注意到桌子后边比平时审讯他时多了一副陌生的面孔，中等的个头，一双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睿智、善意的光彩，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温顺地左右而分，一件黑色、质地很好的夹克衫穿在略显富态的身上，总体感觉是安详和倜傥，但分明呈现出一种干这一行的人所少见的儒雅。

毕海波对这个王科长的感觉不错。

我感觉到毕海波认真看了我一眼后的变化。看得出，他的内心开始激烈地斗争。

毕海波低下了头，猛吸几口烟。“我毕海波二十多年的盗窃生涯，被抓过很多次，也曾受过打击，1987年7月因盗窃被处以劳教三年，可是我9月份就逃跑了。哎！没想到这次又被抓进来，已经快三个月了。可是我老毕蹚过无数的激流险滩，这个小河沟还会翻船？无数次走进这间审讯室，和这些预审员软磨硬泡、东拉西扯，就是没说过‘正事’。因为每次被抓，我都会在心里起誓：就是把牢底坐穿，也甭想让我交代一个字！可是，全国各地，我经过那么多警察，就是没见过王科长这样的警察，他那笑眯眯的样子，他那真诚的眼神让我无法抗拒。”（这段话，是十年后毕海波在河南开封第一监狱服刑时，他亲口对我和一位作家说的。）

别看这个王科长白白净净、文文静静的样子，可是他竟然这么有心计。他想征服我，竟然把我的女人找来说服我，真够绝的！真够损的……

毕海波收起凶狠的目光，审视着自己曾经那么心爱的女人。如果将来有了孩子，我一定让你们娘儿俩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发誓我绝不会让他们受罪，她也曾无数次地在我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说：我的第一次给了你，我只属于你一个人，我只爱你一个人，你比我年纪大，将来你老了我会伺候你。可以说，我们的爱比山高、比海深。

可是，这些话能靠得住吗？

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非是钱呀！利呀！名呀！权力呀！地位呀！情啊！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是我相信有情爱。这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爱情。你想啊！两个恋爱的人，个个都是山盟海誓走进婚姻的殿堂。在西方，两个相爱的人面对神父起誓，神父问：“你爱他吗？”回答：“爱。”神父又问：“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你都会爱他吗？”回答：“会。”无论男方和女方都这样坚定地回答神父的问话。山盟海誓，誓言铮铮！可是当这两个相爱的人离婚时，他们在法庭上为了利益、为了财产分割，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几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前者是当着神父或者众多亲友的面发出的誓言，后者是当着法官的面展开话语的搏战。你说这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吗？

小红为什么听王科长的话？难道是因为我们的爱情吗？是为曾经的山盟海誓吗？是为她自己，还是为我？

毕海波不能忘记那天被抓时的情景，郑州市公安局那帮老警察真他妈够狠的，我们刚刚布置好的新房，什么家具、什么大红被褥、什么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录音机），统统被风卷残云。我看见小红扑闪着一双惊恐的泪眼躲在门后，我祈求他们不要当着小红的面给我戴上手铐，但是，他们不仅当面给我戴上了手铐，而且扎得那么紧，痛得我龇牙咧嘴骨头都要断了，他们把我连拖带拽地带上了警车，我看见连哭带号的小红在门后瘫软下去。

别看我毕海波是个人渣，但我的小红可是个良家女子。她的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的亲友也都是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我知道，我被抓后，我和小红的爱情和婚姻肯定完了。因为小红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跟她说我在外跑生意，她相信了。因为很多人都在外跑生意挣钱，可是现在她知道我是个流窜犯，是个小偷，不！是个大偷、惯偷。她和她们家肯定会和我划清界限，她的肚子里有我们的骨肉，她肯定会把这个孩子当成孽种，肯定不会留下来，早就堕胎了。

而现在小红挺着肚子来到我面前，我知道已经五个多月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是我在飞驰的火车上发了一笔大财，连爆两次。这是我们的行话，爆一次就是说一次偷一万元以上，连爆两次，也就是说那一天夜里，我偷了两次，偷了两万多。清晨回来时，小红还在睡梦中，我冲了个澡，钻到热乎乎的被窝里，轻轻地爱抚她、吻她。我们疯狂地亲热了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一夜，小红怀孕了，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

当然，这是我被抓的前几天才知道的。

此刻我才明白，我的小红是爱我的，是真爱我的。当她知道我是个坏人时，她还留着我的孩子，还来看我。我相信这个世界有真正的爱情。我相信爱情，我相信小红的真爱！

这时，小红重复着刚才的话打断了毕海波满天飞的思绪：“哥，你交代了吧，老实交代吧！交代了就能宽大。只要你活着出来，我就等着你！无论多少年，无论我吃多大的苦，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给你生下来，养大成人！”

好一会儿，低着头的毕海波突然抽泣起来，他的肩头剧烈地抖动着。这个从来没有流过泪的汉子此刻失声痛哭。毕海波在河南开封第一监狱服刑了十年后对我说：“活了四十二岁，那是我流的第一次眼泪。”

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我拿出作为作家的拿手好戏，现在是煽情的绝佳时刻。

我说：“毕海波，你太幸福了，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你上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女人。你不好好活着，你怎么对得起她，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孩子？”

毕海波猛地站起身，几乎是扑向小红的面前，双手抓住小红的手：“你……你不嫌我？”

小红也站起来，伏在毕海波的肩头：“我认命。只要你能活着出来，我就知足了。不管判多少年，我都等着你。”

“你说，我交代了，他们真能宽大处理我？”毕海波心里没底。

小红的脸从毕海波的肩头抬起来，一脸的认真：“能！王科长亲口对我说的。这就是王科长，不信你问问他。”

毕海波看着我。

我看着毕海波：“毕海波，我知道你担心我们政策不兑现。”

毕海波：“人家都说，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在东北的时候也领教过，你们老是用这法子骗我们口供，一旦交代了就不算数了。该判的判，该杀的杀。”

我的语气很诚恳，而且十分坚定：“我不否认你说的话，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5·10’说话算话！我说话算话！我现在以‘5·10’专案组前线指挥的身份对你和所有的东北流窜犯宣布。‘5·10’说话算话，坦白的坚决从宽，抗拒的坚决从严！”

说完我做出起身要走的样子，我合上笔记本，端起茶杯，站起身。

小红急忙也站起身：“王科长，您别生气……”

我的脚步已经挪到门口，我对小红说：“光是你着急没用，你看他……”

毕海波开始低着头没有动，听我这么一说，他抬起头，欲言又止。

我感到，他的脑子在急促地运转，他那迷茫、迟疑的目光中闪现出渴求的光泽。

停了一会儿，毕海波抬起头说：“王科长，我不是针对您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罪太大，我不敢说，我怕讲出来就保不住脑袋了。这些日子，你们对我讲了那么多政策，我不是一句也没往心里去，我是在跟自己斗争。搞得好，我的脑袋可以保住，搞不好，我这小命就没了。”

我回过身，往毕海波面前走两步：“听你这话的意思，你还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那好……”我又回到座位上。

毕海波用真诚的目光看着我：“王科长，你让小红进来看我，我知道您做这些都是为我好。”

我故意激他：“我不是害你？”

毕海波摇摇头：“王科长，我毕海波好歹也在江湖上这么多年，我还知道……”

我打断他的话：“毕海波，我不想听你玩嘴。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办？”

毕海波：“王科长，今天见到小红，我才知道她对我没有变，还像以前那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今天她要是不来这一趟，我肯定是破罐子破摔了。我要是再不老老实实说，我就对不住她了……我想好了！反正……早晚都是这一步，不管咋样，我讲！”

毕海波供出了自己的真实住址：黑龙江省安达市吉星岗乡一大队五队，在原籍早有结发妻子和儿女。

毕海波交代了自己和别人的几起犯罪事实：

1988年8月至9月，毕海波伙同东北流窜犯杨志刚、钱振民、王奇共同盗窃，毕犯盗得两千元。

同年10月，毕海波伙同杨志刚、么福军、王奇等五名东北流窜犯在243次列车上，杨志刚盗得一万四千元，毕犯分得一千二百元。

1989年3月26日，毕海波伙同于艳春、穆建、贾永发在178次列车上行窃，毕犯盗得两万零八百元。

……

毕海波的初步供词为“5·10”专案打开突破口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一是毕海波供述了一批东北流窜犯结伙在旅客列车上作案，涉及十一名案犯，为初步掌握东北流窜犯罪团伙提供了支撑；

二是毕海波供述了他本人参与犯罪团伙所作的案件，其中有一批是大案，按照当时的立案标准，这里面光特大案件就有六起；

三是说明现在羁押的这五名刑事犯罪嫌疑人确实是从东北流窜至内地作案的案犯，收审关押他们没错。

我把这个初步的战果立即向我的顶头上司、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卫伯英、副局长李学安汇报。

接着立即向铁道部公安局五处处长李升龙汇报。李处长很高兴，要求我们继续审查深挖，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打开“5·10”专案的突破口。

过了一会儿，李升龙处长给我来电话，向我传达了铁道部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邹景华的指示：“转告郑州‘5·10’专案组的同志，此局开得好。”

这天中午，我把审查组的几个同志叫到一起，在附近的四川菜馆里撮了一顿，我掏的腰包。

那天中午，我们五个人喝了三斤白酒。那时候，还没有五条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