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滔天洪水：世界秩序的重建

1915年圣诞节早上，格拉斯哥（Glasgow）工会工人不断发出嘘声，以此来迎接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这位过去的自由主义激进派、现在的军需大臣。劳合·乔治要求招募更多士兵投入战争，并说出了一番颇有预见性的话。他警告说，这场战争将重建整个世界：“这就是那场滔天洪水，它是自然的战栗……给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带来闻所未闻的改变；它是一场飓风，把现代社会的花花草草连根拔起……它是一场地震，将欧洲生活的巨石抛到空中；它是大地又一次的震动，各个国家稍不小心，就将前进或者倒退几十年。”[1]四个月后，在战线的另一侧，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说出了同样的话。1916年4月5日，在噩梦般的凡尔登战役开始六个星期之后，霍尔维格把一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了德国国会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经历过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历史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2]这场激烈的大战足以改变一切。到1918年，亚欧大陆上的古老王国——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已经在“一战”中土崩瓦解，中国则因内战而动荡不安；到20世纪20年代，东欧和中东的地图已然重绘。尽管这些变化是如此不可思议、众说纷纭，但其重要性仍然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刻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改变。一种新秩序在战火中冉冉升起，它超越了新兴国家喋喋不休的争吵和民族主义表演，彻底重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理解这场权力转移的规模与重要性需要一些地缘政治和历史的想象力。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决定性因素——新兴大国美国——的缺席。但对于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来说，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前景确实有一种让人痴迷的魔力。

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初，在大战结束十年之后，三位同时代的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都在回顾历史。1929年元旦，在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保守党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正抓紧时间完成他“一战”史诗《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最后一卷《战后》。对于那些熟悉丘吉尔后来的“二战”回忆录的人来说，最后这一卷令人惊讶。1945年后，丘吉尔将创造一个新词“第二次三十年战争”（Second Thirty Years War），把对德国的长期战争描述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然而在1929年，他说的可大不一样。[3]那会儿丘吉尔在面对未来时相当乐观，而不是垂头丧气。一套新的国际秩序似乎已经在“一战”的狂风暴雨中逐渐形成了。通过两个区域性条约，全球性的和平已经建立起来：1925年10月在洛迦诺（Locarno）提出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12月在伦敦签署）以及在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Pacific Treaties）。对于这两个条约，丘吉尔写道：“是一对坚不可摧的和平金字塔……需要得到世界大国及其全部陆海军力量的拥护。”这两个条约使1919年在凡尔赛未能完成的和平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张空白支票填写完毕。丘吉尔认为，“我们翻遍历史，也无法找到类似的伟大事业”。他写道：“现在，我们的希望建立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永远远离战争的恐惧。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各个大国向着世界组织稳步迈进，确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4]

而对于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来说，他们在“一战”后十年回望历史时，显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1928年，曾经的“一战”老兵、从失败的起义者转型成为政治家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大选失利的同时，还在跟自己的出版商讨论，打算在第一本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之后再来个续集。第二本书的计划是将他1924年以来的演讲和文章编成合集，但由于《我的奋斗》在1928年的销量就像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表现一样糟糕，因此他这份手稿并未出版。这就是后来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 [Zweites Buch]）。[5]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倒是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写作和思考，因为在与斯大林（Stalin）的斗争失败之后，他被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1929年又流亡到了土耳其。在那里，他笔耕不辍，记述下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的革命局势。[6]把丘吉尔、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放到一起，虽然说不上令人反感，但也挺不搭调的。对一些人来说，将这三个人相提并论，本身就足以引发争论。当然，无论是作为作家、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道德个体，这三个人的分量都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对世界政局的看法互相印证。

和丘吉尔一样，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他们都相信，“一战”开启了“世界组织”（world organization）的新阶段。然而，不同的是，丘吉尔认为这一新情况值得庆贺，但对于像托洛茨基或者希特勒这样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意味着被历史抛弃。从表面上看，1919年所达成的和解似乎使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主权自决观念更为合理了。这一观念在19世纪促成了巴尔干半岛上新生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又在当前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中达到了巅峰。然而，尽管主权国家的概念变得丰富，但其内涵已经被掏空。[7]大战已不可逆转地削弱了欧洲的所有参战国，即使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和战胜者也不例外。1919年，法兰西共和国在太阳王[*]的凡尔赛宫庆祝自己对德国的胜利，但无法掩饰的是，“一战”终结了法国成为全球列强之一的企图。对于那些19世纪诞生的弱小民族国家来说，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创伤。1914年到1919年，随着战事起起伏伏，比利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都几近亡国。1900年，德国皇帝趾高气扬地在世界舞台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可二十年后，德国就已经堕落到要跟波兰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还得找一位日本子爵来主持争端的地步。德国已经变成了国际政治（Weltpolitik）一词的宾语，而不再是主语。意大利在战争中倒是加入了战胜国集团，但除了盟友信誓旦旦对它许下的承诺，和平只是强化了它作为二等国家的自我认知。如果要说欧洲有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英国，所以丘吉尔才会有一种晴空万里的感觉。不过，英国以前可是世界帝国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当时的人觉得大英帝国在经历过战争后还算是差强人意，这只进一步证明，欧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一个世界性强国的时代，欧洲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已经不可逆转地只能是偏居一隅了。[8]

唯一一个看起来在战争中毫发无损，甚至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是美国。事实上，美国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以至于人们再次开始思考17世纪时从欧洲历史中排除出去的那个问题：美国是否就是当年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意图建立的那个包罗万象、席卷世界的帝国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9]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发现，“分崩离析的欧洲”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如同”战前欧洲东南部国家与巴黎和伦敦的关系。[10]它们空有主权国家的华服，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希特勒在1928年警告说，欧洲的政治家必须帮助其人民摆脱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轻率无知”，否则，“北美大陆那位感受到挑战的世界霸主”将把它们都贬低到瑞士或荷兰的地位。[11]从白厅的角度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丘吉尔感到，这股力量并不是历史的猜测，而是权力的现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它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行使着否决权。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勾画出这一权力新秩序的形成过程。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美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权力。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领导人无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大国。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出面，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用潜在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还原世界各国努力构建国际新秩序，并最终承认美国核心地位的过程，将是本书的主要工作。这个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斗争，涵盖了经济、军事和政治各个领域。它在“一战”还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搞清楚这段历史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理解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缘起，今天，它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另外，搞清楚这段历史还能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丘吉尔在1945年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来概括的第二场世界风暴。[12]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暴力如脱缰野马一般不断升级，这其实说明了那些暴乱分子认为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力量。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以及他们的日本同伴采取那样极端的行动，恰恰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感受到，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未来将会支配整个世界。这个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它正在策划一个阴谋，要将全世界都笼罩在其邪恶的影响之下。这样的想法很显然有些神志不清，但是，如果想要搞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的极端暴力政治是如何在“一战”中及其结束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秩序和暴乱的这种辩证关系。如果仅仅将法西斯运动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运动看作与欧洲近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似的事物，或者等到1940—1942年它们在欧亚大陆盛行，似乎将要改变历史的时刻才开始了解它们，那就太片面了。意大利、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领导者，都把自己看作以暴抗暴，反抗强大、不公正国际秩序的人。20世纪30年代这些政治家都认为，西方大国不是软弱，而是懒惰和虚伪。它们曾经击垮过德意志帝国，也有能力改变现状，却将自己伪装成正人君子和乐天派，隐藏锋芒。想要抢先一步阻止历史终结于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之中，就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13]这就是那些暴乱分子从1916年至1931年的历史里获得的可怕经验。本书就将回顾这段历史。

一

哪些关键因素支撑起了这个在其潜在敌人看来如此不公正的新秩序呢？通常认为，这一新秩序有三个主要方面——道德权威，以及支持它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优势。

在许多参与者看来，这场大战始于帝国冲突，是一场传统的大国战争；然而它的结束却饱含道德和政治意味——一个联盟的伟大胜利，这个联盟宣称自己是世界新秩序的捍卫者。[14]在一位美国总统的带领下，进行并且赢得这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是为了维持国际法的统治，结束独裁和军国主义。正如一位日本观察家所说：“德国的投降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果，很自然地，基于人民、反映人民意愿的政治，即民本主义[†]，就像在一场竞相奔向天堂的赛跑中，战胜了全世界的思想。”[15]丘吉尔对这一新秩序的描绘十分生动——“一对坚不可摧的和平金字塔”。而金字塔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们是精神与物质力量共同塑造的巨大丰碑。对丘吉尔来说，这两座引人注目的金字塔恰似当代人想要将国际权力纳入文明社会的雄心壮志。托洛茨基的性格则决定了他不会使用那么美好的字眼。在他看来，如果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确实已经无法分割开来，那么，二者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单一逻辑：即使是在像法国、意大利或者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全部的政治生活”，包括“党派和政府的更替，归根到底都将由美国的资本主义所决定”。[16]托洛茨基用他一贯的嘲讽风格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是庄严宏伟的金字塔，而是一幅极不谐调的画面：芝加哥的屠夫、乡下的参议员和炼乳制造商，向法国总理、英国外交大臣和意大利独裁者，大谈特谈裁减军备与世界和平将带来的好处。这样的场景让人看着不舒服，但它们恰恰预示着，美国在用自己标榜的和平、进步和繁荣的国际主义精神来追求“世界霸权”。[17]

然而，无论形式上如何不谐调，国际事务的这种道德化和政治化都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17世纪宗教战争以来，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传统理解已经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在一个大国外交和战争的世界里，传统道德观与国内法的观念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新的“世界组织”的建造者要打破那堵墙，他们在有意识地玩一场革命游戏。的确，1917年时，革命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政体变更已经成为停火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凡尔赛和约》规定了战争罪，并宣布德国皇帝有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协约国一起宣布了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死刑。到20世纪20年代末，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然而，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的规定如此诱人，但它们却回避了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让战胜国有权制定这样的法律呢？强权就意味着权利吗？为了实现这些规定，他们给历史下了怎样的赌注？这些声明能为国际秩序搭建一个坚固的基础吗？人们不愿意未来发生战争，但宣布一个永久的和平是否就意味着，无论其合法性如何，人们都一定能很好地维持现状呢？丘吉尔可以说一些乐观的话，因为他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国际道德和法律最成功的推行者。但就像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20年代提出来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发现，在这个新秩序里，自己属于被剥夺权利的人、属于下等人之列，就像是和平金字塔中的“法拉欣”（‘fellaheen’）[‡]，那又会怎样呢？[18]

对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就是将时钟倒拨。他们主张，应该将道德的国际组织这趟自由主义列车倒回去，国际事务应该回到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的理想化状态之中，在那里，欧洲各王室在一个没有审判、没有等级的世界中比邻而居。[19]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历史，与18世纪和19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它还忽略了1916年春天贝特曼·霍尔维格对德国国会所说的那番话的分量：在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20]真正的选择要更加简单明了：要么选择一种新的循规蹈矩，要么选择发起暴乱。这种暴乱在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就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身上得到了体现。1919年3月，他在米兰组建起了自己的法西斯政党，他指责说，正在形成的新秩序是“有钱人搞的一场道貌岸然的‘骗局’”，这里他指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与无产阶级民族相敌对”，这里他指的是意大利；“要将世界均势的现实条件永远固定下来……”[21]但他并不是要退回到想象中的旧制度，而是提出要继续大步向前。在国际事务政治化的过程中高昂起丑陋头颅的，是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这种冲突曾使17世纪的宗教战争和18世纪末的革命斗争充满血腥和暴力。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可怕，接下来的，要么是永久的和平，要么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

尽管这种对抗的危险清晰真实，但风险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被激发的愤怒情绪或是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要想建立并维持一个国际新秩序，其风险归根到底还在于，要施加的道德秩序的可信性、它的优点被普遍接受的可能性，以及被召集起来支持它的军事力量。1945年之后，在波及全球的美苏冷战冲突中，全世界人民都目睹了这种对抗性逻辑如何达到顶峰。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集团，充满自信地宣扬着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各自用数量庞大的核武器储备武装自己，在“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思想下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有很多历史学家将1918—1919年威尔逊与列宁的争论视为冷战的一个先兆。这种推论尽管看起来颇为诱人，但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在1919年的时候，美俄两国并不像在1945年时那么势均力敌。[22]1918年11月，屈膝妥协的不光是德国，还有俄国。1919年世界政治的平衡状态更接近于1989年的单极世界，而不是1945年的分裂世界。围绕一个单一的权力集团和一套普世的自由主义“西方”价值观重新安排世界，如果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像是重大的历史偏离，那么，正是这种想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如此引人注目。

对于同盟国集团来说，1918年的战败更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主动权不断地来回反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德国军官总是能在局部确立优势，并随时有可能形成突破：1915年的波兰、1916年的凡尔登、1917年秋天的意大利战线，以及直到1918年春天的西线。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战场上的戏剧性事件就把注意力从战争的根本逻辑上转移开来。实际上，同盟国只对俄国取得了真正的优势。在西线，从1914年一直到1918年夏天，情况一直是十分糟糕的。有助于解释这一点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军事物资的平衡。从1916年夏天开始，英国军队为欧洲战场建立起了一条跨大西洋的庞大供应线。同盟国当时建立起的局部优势被扭转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们在这场消耗战中筋疲力尽。尽管直到1918年11月最后那段日子，同盟国还在坚持着脆弱的抵抗，但在那之后几乎就全面崩溃了。当各大国云集凡尔赛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集会时，德国及其盟友已经一蹶不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军队被解散，法国及其在中东欧的盟友成为欧洲的主人。然而这一变化并不持久，法国人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1921年11月，在停战三周年之际，各国领导人组成的高端集团第一次齐聚华盛顿，接受了美国用前所未有清楚明白的字眼勾画出的世界秩序。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上，国家实力是用军舰吨位来衡量的，并且像托洛茨基嘲讽的那样，“定量”进行了发放。[23]《凡尔赛和约》中模棱两可的用词以及《国际联盟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中的模糊化处理都不再被接受，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力量按照10∶10∶6∶3∶3的比例固定下来。位于前列的是英美两国，它们地位相同，是仅有的两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其海军力量遍布公海；日本排到了第三位，但其军事力量仅限于太平洋；法国和意大利则退缩到了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除了这五个国家，其他国家都没能进入这个体系；德国和俄国则根本就没有被邀请参会。看来，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一个包罗万象的全球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对战略力量的控制比今天我们对核武器的控制还要严格。托洛茨基指出，这是国际事务的一个转折点，堪比哥白尼改写中世纪的宇宙学。[24]

华盛顿会议是愿意接受国际新秩序的军事力量一次强有力的发声，但在1921年时，就已经有人怀疑，战舰时代巨大的“钢铁城堡”真的就是未来的武器吗？然而，这样的讨论在当时无关紧要。不管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如何，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最昂贵、制造技术最复杂的工具，只有最富有的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支作战舰队。美国甚至没有用完自己的配额，大家都知道它有这个能力，这就足够了。经济力量已经完美诠释了美国的实力，军事力量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托洛茨基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还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人们特别喜欢搞一些比较经济测量的“黑魔法”。托洛茨基认为，1872年，美、英、德、法各国的财富大致相当，都在3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50年后，各国之间显然已经有了巨大差异。战后德国几近赤贫，托洛茨基认为它比1872年时还要贫穷。相比之下，“法国的财富大约增长了一倍（680亿美元），英国也差不多（890亿美元），而美国则拥有大概3200亿美元的财富”。[25]这些数据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但无可争辩的是，在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的时候，英国政府欠美国45亿美元，法国欠美国35亿美元，意大利欠18亿美元；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正在严重恶化，正急不可耐地向J. P. 摩根（J. P. Morgan）寻求帮助。与此同时，苏联的1000万公民正靠着美国的救济来度过饥荒。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对全球经济有过这样的优势。

如果我们利用今天的统计数据绘制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曲线分成两个部分（图1）。[26]从19世纪初开始，英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16年，也就是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那一年，美国的总产值赶上了英国。从那以后，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始终是影响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有些人——尤其是英国人，总会忍不住将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描绘成一个权力继承的故事，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了世界霸权的接力棒。[27]这让英国人感到高兴，却是误导性的，使人们错误地以为世界秩序仍是过去问题的延续，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一以贯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所引发的问题，与之前英国、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所遇到的都不一样。然而，这张财务状况表同样也告诉我们，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不同于曾经的英国。

英国的经济优势是在其帝国所创造的“世界体系”内部展开的，这个帝国从加勒比海延伸到太平洋，在一个“非正式的”广阔空间中通过自由贸易、人口迁移和资本输出而不断扩张。[28]大英帝国为后来所有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型，19世纪后期，这些经济体将全球化的边界不断向前推进。看到主要竞争对手开始崛起，一些鼓吹成立“更大不列颠”（a ‘greater Britain’）的帝国学者开始游说，要将这个成员混杂的大联合体打造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单一经济集团。[29]但由于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传统，因此只在最糟糕的大萧条时期，才实行了帝国特惠关税。对于帝国特惠制的拥护者来说，美国正是他们想要的，英国却不是。美国一开始只是十几个不同殖民地的联合，到19世纪初期，它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广阔帝国。与英帝国不同，当美利坚合众国向西边和南边扩张时，它设法将新的领土纳入自己的联邦体制中。由于自由的北方和蓄奴的南方在18世纪初建时的基础就大相径庭，因此这种一体化十分危险。1861年，在诞生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美国快速扩张的政体陷入一场可怕的内战。四年之后，联邦保住了，但所付出的代价从比例上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参战国的损失。50多年后的1914年，当时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些人，他们的童年都有那场可怕血腥战争的记忆。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美国第28任总统所领导的，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由南方民主党人组成的内阁，我们才会明白伍德罗·威尔逊执政时提出的和平政策蕴含着怎样的危险。南方民主党人将其自身政治地位的上升视为重新接纳白人主导的美国以及重建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证明。[30]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美国终于将自己打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家。这不再是西进运动时那个贪得无厌地扩张的帝国，但也不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新古典主义“山巅之城”的理想。它是被古典主义政治理论判定为不可能的某种东西，是一个统一的、横跨美洲大陆的联邦共和国，一个超大规模的民族国家。从1865年到1914年，得益于英国所搭建的世界体系中的市场、运输和通信网络，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其速度超过了之前的任何经济体。同时在世界两大洋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得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想要并且能够发挥全球影响的国家。将美国说成是从英国手里接过了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就如同1908年时一些人坚持把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T型汽车称作“没有马的马车”。这样的标签与其说是错误的，还不如说是死守成规。这不是继承，而是一种范式上的改变，它符合美国对新型世界秩序的支持。

本书将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伍德罗·威尔逊及其继任者，但最基本的观点其实很简单。通过咄咄逼人地在整个美洲大陆上进行扩张，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影响全球的民族国家，却避免了与其他大国的冲突。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观既不同于英、法这样的传统大国，也不同于德、日、意这些新兴的竞争对手。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帝国主义进入了一个国际对抗的新时期。当美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它就迅速意识到自身在结束这种紧张的国际对抗中的利益。的确，1898年时，美国的政治家也曾经因为自己在美西战争中首次进行了海外扩张而欣喜若狂，然而，面对在菲律宾实行帝国统治的现实，他们的热情很快消退，一种更加深刻的战略逻辑开始显现。在20世纪的世界里，美国不可能孤立存在。在战略空军力量出现之前，美国军事战略中最核心的问题仍将是推动建设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美国需要确保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邻居都“井然有序”，确保门罗主义这一阻止外部力量干涉西半球的栅栏依然屹立不倒，其他国家绝不允许进入。美国将逐渐增加基地和补给站，以部署自己的力量。但是，乱七八糟、麻烦缠身的殖民地对于美国来说则是多余的。在这个简单却关键的问题上，美洲大陆上的美国与所谓“自由帝国主义”的英国有着天壤之别。[31]

1899—1902年，在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最早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三份“照会”中，我们能清楚看到美国势力的真实逻辑。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这三份“照会”提出了一项看似简单但其实影响深远的原则：商品和资本的平等进入。[32]重要的是搞明白这个原则不包含哪些内容。门户开放并不要求自由贸易，在各大经济体中，美国是最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它也并不欢迎竞争。美国非常自信，一旦大门打开，美国的出口商和银行家就能让所有对手出局。这样，从长远来看，门户开放政策将削弱欧洲国家独占的势力范围。但美国无意搅乱帝国主义种族等级或全球种族界限，商业和投资需要秩序，而不是革命。美国曾经明确想要扼制的是帝国主义，而它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既不是高效的殖民扩张，也不是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种族统治，而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所进行的“自私”的激烈对抗，这种对抗会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分割成四分五裂的利益范围。

战争将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变成全球瞩目的人物，他被喻为“自由国际主义伟大的开路先锋”。然而，他的整个设计中的基本要素是美国势力门户开放逻辑可预见的延伸。威尔逊想要的是国际仲裁、公海自由，以及贸易政策的非歧视待遇，他希望国际联盟能够结束各帝国之间的对抗。对于一个确信通过软实力的手段——经济和意识形态——就能够远距离施展其全球性影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反军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的计划。[33]然而，并不十分清楚的是，威尔逊究竟要将这种美国霸权的计划推进多远，以对抗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影。正如本书在开篇几章将要讲到的，1916年，当威尔逊把美国推到世界政治的最前沿时，他的任务是要避免“正确”的一方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要确保没有赢家。他拒绝与协约国公开结盟，对于伦敦和巴黎方面正在进行的，并且希望把美国拉进来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这场战争，威尔逊竭尽全力控制战事不再升级。1917年1月在国会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中，他曾提出一个目标：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只有这样的和平才能确保美国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事务真正的仲裁者。本书将证明，尽管这一政策在1917年春天就已经惨败，尽管美国并不愿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始终是威尔逊及其继任者的首要目标。这一点也是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美国打算全力以赴构建一个门户开放的世界，并且也拥有丰富的、可随意调用的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为什么事情最后完全走样了呢？

二

自由主义列车的脱轨是两次大战间历史研究的经典问题。[34]对此，本书大胆提出，只要我们先理解了以英美两国为首的“一战”战胜国究竟占据多大的优势，这个问题就会呈现一个新的面貌。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难被忽略的，而威尔逊主义的鼓吹者确实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相反的答案。[35]他们早已预见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他们用悲伤的词句讲述着，英雄威尔逊如何徒劳无功地想让自己摆脱“旧世界”的阴谋。这位认为未来属于自由主义的美国预言家曾将自己的理念摆在腐朽的旧世界面前，而他与这个旧世界之间的区别将构成故事的主线。[36]威尔逊最终屈服于以英法帝国主义者为首的那个旧世界。结果是一个“糟糕”的和平反过来被美国国会否定，被所有英语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否定。[37]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旧秩序的负隅顽抗不仅阻断了改革之路，还给更严重的政治后果打开了大门。[38]就在欧洲被革命和暴力反革命撕裂的过程中，威尔逊发现自己正与列宁相对而立，这似乎是冷战的一个前兆。共产主义反过来复活了极端右翼思想，法西斯主义开始吸引世人的眼光。它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然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德国表现得最具毁灭性。1917—1921年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暴力运动，以及日益严重的反犹和种族言论让人不安，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更大的恐怖。对于这样的灾难，旧世界只能责怪它自己。欧洲，加上它那个聪明的学生日本，才是真正的“黑暗大陆”。[39]

这个剧情的发展极富戏剧性，历史学家对它进行了大量的阐释。然而，除了能促成大量历史学著作，其重要性还在于，它实际上影响了世纪之交以来大西洋两岸在决策方面的争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直到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时期，威尔逊政府及其共和党继任者的态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欧洲和日本历史的这种理解。[40]这种批评的言论不仅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很多欧洲人也对它颇有兴趣。对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威尔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用来反对国内政敌的依据。正是在“一战”之中及战后阶段，欧洲从美国的实力和宣传当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倒退”，这种感受在1945年之后更加强烈。[41]然而，认为黑暗大陆是在暴力地抵制历史进步的力量，这样的史观具有切实的历史影响，对于历史学家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威尔逊主义令人心碎的惨败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威尔逊主义关于两次大战之间世界历史的构建衍生出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以致人们需要有意识地努力不受它的影响。这就使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不和谐三人组——丘吉尔、希特勒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具有了强大的矫正价值。他们对战后世界的看法与上述观点大相径庭，他们确信，世界事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还都认为，这种变化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进行的，而英国心甘情愿地作为它的随从。如果说确实有人在幕后为激进化进行逻辑论证，并将为极端分子的暴乱打开历史大门，那么直到1929年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希特勒都还没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最终，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萧条，才使得暴乱如山崩地裂一般被释放出来。一旦让极端分子得到机会，那么，正是觉得自己正面临强大对手的想法，使他们对战后秩序的攻击充满暴力且具有毁灭性。

这让我们开始考虑阐释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时的第二个重要线索，我们将其称为霸权派的威胁。[42]这条阐释线索的起点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即协约国和美国在“一战”中的压倒性胜利。它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美国势力的宗旨为何遭到抵制，而是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占据如此明显优势的胜利者为何没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不管怎么说，它们的优势并不是空想出来的，它们在1918年的胜利也不是偶然的。1945年，一个相似的各国际联盟将会更加全面彻底地打败德、意、日。不仅如此，1945年之后，美国将继续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相当成功的政治经济秩序。[43]那么，1918年之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凡尔赛流产了？为什么世界经济在1929年从内部崩溃了？考虑到本书的出发点，这些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并且它们对于今天仍然具有意义。“西方”为什么没能把手里的胜利牌打得更好一些呢？管理和领导的边界在哪里？[44]考虑到中国的崛起，这些问题的意义十分明显。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评价这种失败的恰当标准，同时还要对意志和判断力的缺失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缺失正是富有而强大的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

面对两种基本的解释——“黑暗大陆”派与“自由主义霸权的失败”派，本书试图将二者综合起来进行考虑。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从两派各找出一些东西糅合搭配到一起。相反，本书将对这两种历史论述的主流派别提出第三个问题，指出它们共同存在的盲点。无论是“黑暗大陆”还是“霸权失败”的历史模型，它们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往往都模糊了一个问题，即20世纪初期的世界领导者们所面对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45]当黑暗大陆派以“新世界、旧世界”的简陋图景进行阐释时，这个盲点就已经存在了。这种解释将变革、开放和进步都归因于“外部力量”，它也许是美国，也许是革命的苏联；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则被含糊地定义成“旧世界”或者“旧制度”，它所指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往前追溯到专制主义时代，或者更久远的欧洲与东亚的血腥历史。20世纪的灾难由此被归因于历史沉重的包袱。霸权危机模式对两次大战间危机的解释也许不太一样，但它在回顾历史时却更加随意，并且更不愿意承认20世纪初期也许真的是一个彻底变革的时代。这一派最强有力的观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它在16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开始，一直都依赖一个起到稳定作用的中心力量——它也许是意大利城邦，也许是哈布斯堡王朝，也许是荷兰共和国，也许是维多利亚皇家海军。霸权更替的间歇期通常会出现危机。两次大战间的危机仅仅是最新的一次间歇，它发生于英国和美国的霸权更替之间。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考虑到的是，19世纪末以来，国际事务中真实发生的那些变化，其速度、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当时的人们很快便意识到的，各大国在19世纪末纷纷加入的“世界政治”的激烈竞赛，并不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稳定体系。[46]其合法性既不来自王朝传统，也不来自其内在的“自然”稳定性。它随时会爆炸、充满危险、吞噬一切、消耗巨大，到1914年时，也不过才存在了几十年。[47]“帝国主义”这个词并不存在于神圣庄严却腐坏堕落的“旧制度”的词典之中，它是一个新词，直到1900年前后才被广泛使用。它概括了一种新视角来理解一个新现象——在无限制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竞赛之下，对全球政治结构的重建。由此可见，黑暗大陆和霸权失败两种模式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现代的全球帝国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新力量，而不是旧世界的残余。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种世界霸权秩序也是史无前例的。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秩序现代模式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集中出现在英国。当时，英国庞大的帝国体系正面临来自欧洲中心地带、地中海地区、近东地区、印度次大陆、广袤无垠的俄国，以及中亚和东亚的挑战。正是英国的世界体系将这些地区联结在了一起，并由此使得它们各自的危机都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当这些挑战不断出现时，英国远不是自信满满地控制着整个局面，而是一次又一次扮演见机行事的救火员。面对快速崛起的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英国放弃了自己的海外地位，选择同法国、俄国和日本一起，努力在欧洲和亚洲达成谅解。英国带领的协约国集团最终赢得“一战”的胜利，但结果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其战略上的纠葛，并利用英法两个帝国在全球的势力，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扩展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于是，战争遗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问题，却没有可以解决它的世界霸权历史样板。从1916年开始，英国人自己尝试采取一些干预、协调和稳定的行动，而在帝国全盛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可不屑于做这些事。大英帝国的历史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与世界历史纠缠在一起，反之亦然。这种纠缠不清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延续到了战后时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所能利用的资源有限，但战后的劳合·乔治政府依然扮演了欧洲财政和外交的枢纽这一前所未有的角色。但这也成为他垮台的原因。1923年，连续不断的危机到了最糟糕的时刻，终结了劳合·乔治的首相职位，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英国霸权实力的捉襟见肘。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如果有的话——能胜任这个新的、没有哪个国家曾认真企图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美国。

1918年12月，当威尔逊总统访问欧洲时，为了搞明白这幅新的世界图景，他带上了一支由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48]在“一战”刚结束时，几个大国所面临的无序状态在空间上范围甚广。战争在纵横欧亚大陆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真空地带。在数个古老的帝国中，只有中国和俄国存活了下来。苏联是第一个恢复元气的。但有人热衷于将1918年威尔逊和列宁之间的“疏远”解读为冷战的前兆，这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并不愿意承认战争所形成的特殊局势。显然，1918年之后，全世界的保守主义者都在思考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但这其实是在担心爆发内战和出现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危险。它根本无法与1945年斯大林红军所展现出来的令人生畏的军事存在相比，甚至也比不上1914年之前沙皇俄国的战略重要性。在经历过革命、对德国的失败以及内战之后，列宁的政权得以幸存，但也只是死里逃生。整个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一直在打防御战。哪怕到了1945年，也很难说苏联和美国拥有同等地位。再往前二十多年，如果将威尔逊和列宁视为旗鼓相当的两个人，其实是没能认识到当时局势一个真正重要的特点：俄国内部的严重崩盘。1920年的俄国是如此虚弱，以致成立还不到两年的波兰共和国都觉得可以攻打俄国了。红军的实力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但当苏联人向西进军的时候，他们在华沙城外遭遇了惨败。这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Hitler–Stalin Pact）以及冷战时代的情况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

意识到欧亚大陆的部分权力真空，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日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那些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鼓吹者会感到进行扩张的天赐良机正在到来。劳合·乔治内阁里的帝国主义支持者、德国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日本的后藤新平，他们毫无掩饰的野心为黑暗大陆说提供了大量证据。然而，尽管他们的观点明显都很极端，但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到他们战争言论中的细微区别。鲁登道夫这样的人绝不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彻底重新规划亚欧大陆的伟大设想是传统治国之道的表现。[49]他之所以认为自己的宏大野心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基于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全新阶段，即全球权力终极斗争的最后或是倒数第二个阶段。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赞成什么“旧制度”的。他们激烈地批评传统主义者，认为后者总以势力平衡与合法性问题为借口，不敢抓住历史的机会。自由主义世界新秩序最激烈的反对者并不是旧世界的鼓吹者，而本身其实就是未来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们又不是现实主义者。通常所说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那些区别其实向威尔逊的反对者做出了太多让步。威尔逊也许丢了颜面，但帝国主义者发现自己同样处于不利境地。早在战争期间，人们就清楚地看到，每一个想要进行扩张的宏大计划本身都存在着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 Litovsk，简称《布列斯特条约》）——代表帝国主义最后的和平——在1918年3月被批准生效后仅仅几周，就被它的缔造者们否定了，他们正竭尽全力摆脱自己政策的矛盾性。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徒劳无功地大发雷霆，因为日本政府打算吞并整个中国的决定性措施被否定了。最成功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它主要在中东地区进行扩张。但这个例外恰恰证明了这一规律。由于英法帝国对立的主张，整个地区陷入了混乱无序。正是“一战”及其后果，导致中东地区成为一个战略包袱，直到今天还是这样。[50]在更加成熟的英帝国权力核心之上，其政策主线是退让、自主和地方自治，并最终形成了像爱尔兰和印度这样的白人自治领。这条主线未能获得一致认可，英国人也是相当不情愿的，但不管怎样，它的发展方向是确定无疑的。

对威尔逊的失败所进行的常见描述，总是说这位美国总统陷入了老牌战争帝国主义的攻击。而真实的情况是，过去的帝国主义者自己意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他们必须找到适合新时代的新战略。[51]许多关键人物开始将这种新的国家利益具体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让德国既与协约国合作，也与美国合作。爱德华七世时代帝国主义狂热分子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长子、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因为在推进战后欧洲安排上的不懈努力，与德国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三个因《洛迦诺公约》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法国外交部部长，曾经的社会党人，1928年的《非战公约》（Pact to Outlaw Aggressive War）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则代表了一条东亚和平的新道路。所有这些人都与美国亲近，并视之为建立一个新秩序的关键因素。但如果我们过度聚焦于一些个体来认识这种变化的话，无论他们多么重要，总还是未得要领。这些个体对于改变的态度常常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在自己对旧决策模式的留恋和所感受到的新时代本质特征之间摇摆不定。丘吉尔这样的人确信新秩序充满了生机，而希特勒和托洛茨基却沮丧失落，原因正在于，这个新秩序看起来是建立在比个体的人格力量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的。

人们很容易把20世纪20年代的这种新氛围与“一战”后出现的“公民社会”、大量国际主义者，以及非政府和平组织看成一样的东西。[52]然而，认为新的道德事业就是国际和平社团、权威人士的世界主义大会、热情洋溢相互支持的国际妇女运动，以及遍布全球的反殖民运动，这样的倾向反而间接使人们更加认同帝国主义顽固残留在权力心脏之中的旧有看法。相反，和平运动的软弱无力使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得以强硬地坚持他们的主张，归根到底，只有权力是最重要的。本书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本书试图在政府机构自身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在军事力量、经济和外交的互动之中，找到权力计算的根本性变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法国是“旧世界国家”中最饱受非议的一个。1916年之后，法国并没有纠缠于历史的仇恨，我们可以看到，巴黎方面当时的最高目标就是与英国和美国共同建立起一个新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大西洋联盟。这样，它就使自己摆脱了与沙皇独裁政府的可恶同盟，它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依赖于这个同盟，以换取一个含糊不清的安全保证。这使法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共和国宪法保持一致。寻求成立大西洋联盟成为法国国家政策新的当务之急。在1917年之后，这一国家政策将哪怕是像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这样相去甚远的人都联合到了一起。

在德国，唱主角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是魏玛共和国稳定时期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1923年鲁尔（Ruhr）危机的高潮之后，施特雷泽曼对于德国亲西方政策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53]然而，作为一个带有俾斯麦印记的民族主义者，他直到比较晚的时候才艰难地适应了新的国际政治。支持施特雷泽曼提出的每一项著名新举措的，是基础广泛的议会制联合政府。但在其成立之初，施特雷泽曼经常与之产生严重分歧。联合政府的三个成员：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以及进步自由派（progressive Liberals），是战前德国国会最主要的民主力量。这三个团体都曾因反对俾斯麦而闻名。他们之所以能在1917年6月团结起来，共同接受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这位平民主义基督教民主党人的领导，是由于对美国的潜艇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将会看到，对他们新政策的第一次考验在1917年年底就出现了。当列宁提出和平诉求的时候，德国国会联合政府尽可能地放弃了鲁登道夫考虑不周的扩张主义，并试图在其东方构建一个他们希望具备合法性，因而也可持续的领导权。臭名昭著的《布列斯特条约》在本书中被与《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倒不是因为它的报复性质，而是因为它也是一场“变坏了的美好和平”。德国国内关于《布列斯特条约》所带来的胜利和平的争论被视为国际政治新时代的重要前兆，因为这种争论对德国国内秩序与对国际事务同样关注。德皇威廉二世的政权既不愿履行承诺，在国内进行改革，也不愿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外交政策，这为1918年秋天革命性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我们将会看到，当德国在西线遭遇失败时，正是德国国会中的多数派，他们在1918年11月到1923年9月之间，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大胆地将自己国家未来命运的赌注押在服从西方国家上。从1949年至今，德国国会多数派的正统继承者，即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依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与德国参与欧洲事务时的中流砥柱。

在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关联，以及究竟选择暴力政变还是屈服退让方面，20世纪初期的德国和日本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19世纪50年代，面对被外国强权灭国的危险，面对俄国、英国、中国和美国这些潜在对手，日本的反应就是占据主动，着手国内改革与对外扩张的计划。正是这项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大的勇气遵循的方针，让日本获得了“东方普鲁士”的称号。但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往往受到另一个发展倾向的制衡，即通过效仿、结盟与合作来寻求安全，这成为日本霞关外交的新传统。[54]这一倾向的首次实现是1902年与英国结成伙伴关系，后来又与美国达成暂时的战略性妥协。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在发生变化。日本民主进程与和平外交政策之间的紧密联合不比其他任何地方简单。然而，“一战”以来，日本逐渐成形的多党议会政治成为对军部领导权的有力约束。正是内政与外交的这种重大关联反过来提高了风险。到20世纪20年代末，那些主张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的人同样提出要在国内进行革命。正是在20年代大正时期的日本，两次大战间政治的两极性体现得最为明显。只要西方各国能控制住世界经济的局势并维护东亚的和平，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就能占据上风。一旦这个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框架濒临崩溃，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人就会抓住机会。

经过这番重新阐释我们就会发现，与黑暗大陆说的观点正好相反，大战的狂风暴雨最初并不是转化成为冷战时美苏相互竞争的两极状态，也不是像同样过时的观点所认为的，转化成了美国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三方竞赛。战后出现的，是对和平与绥靖战略的多边多极探求。在这一探求过程中，所有大国的计划都取决于一个关键性因素：美国。正是这种盲从让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感到担心，他们两人都希望大英帝国能够成为美国的挑战者。托洛茨基还预言了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55]，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建立起一个盎格鲁——日耳曼联盟，以对抗美国和策划世界阴谋的邪恶犹太人。[56]然而，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托利党政府气势汹汹，但英美对峙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英国做出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战略让步，和平地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了美国。而当英国的民主政治迎来工党执掌的政府之后，这一倾向也只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24年与1929—1931年所领导的两届工党内阁显然都坚定地把大西洋作为自己的重心。

然而，尽管大家都承认了美国的地位，暴乱还是即将到来，这让我们再次回到霸权危机派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在那个盛况空前的时代，西方国家为什么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呢？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做的也已经做了，现在我们就只能从这样的事实中寻找答案了，即美国未能与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共同努力稳定一个可行的世界经济，并建立起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制。显然，同时解决经济和安全这两个问题，是避免走入帝国主义竞争时代的死胡同的必由之路。鉴于它们都曾经历过的战乱，以及未来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破坏的风险，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美国能够让这样一个新秩序稳定下来。这样强调美国的责任并不是要回到美国孤立主义的简单叙事，而是说，在探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回过头来把手指指向美国。[57]应该如何解释美国不愿面对“一战”之后的挑战这一事实呢？如果想把“黑暗大陆”和霸权失败两种解释综合起来，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想要真正地综合二者，不仅需要意识到这两个方面，即“一战”后摆在美国面前的全球领导权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而其他各国也在积极寻求一个超越帝国主义的新秩序。第三个需要注意的要点是，大多数对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叙述，认为美国自己进行现代化的过程非常简单。但事实上，与世界体系中的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这是一个剧烈变动、混乱不堪、捉摸不定的过程。的确，想一想这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中隐藏在深处的裂痕：它从大西洋黑三角贸易中诞生，在野蛮侵吞西部的过程中扩张，土地上布满了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屡屡遭受创伤，又必须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汹涌浪潮之中永不停歇地运转。可以看到，美国现代社会的问题的确十分严重。

在努力治愈19世纪扭曲痛苦的历史的过程中，一种观念逐渐形成，并且在美国得到了政见不一的两党的共同认可，那就是美国例外论。[58]在一个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时代，并不只有美国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特殊使命。19世纪自尊满满的那些国家，没有哪个未曾感受到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战”结束之后，美国例外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劲和流行，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正在开始承认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威尔逊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美国政治家的长篇大论就会看到，“进步时代国际主义最重要的来源……是民族主义自身”。[59]他们想让世界接受美国神授的“领头羊”角色。当美国的天命感与强大的实力结合起来时——正如1945年之后的情形，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变革力量。1918年，这种力量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但威尔逊政府及其继任者都没有明确说出来。这样，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为什么20世纪初的美国例外论最终没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宏伟战略的支持？

我们将要得出的结论让人不禁想起一个直到今天依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人们——尤其是欧洲历史学家——通常把20世纪初描述为美国现代社会一跃而起登上世界舞台。[60]然而，本书坚持认为，日新月异的发展其实是与深远持久的保守主义比邻而居的。[61]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人还在坚持19世纪末就已经是当时仍在运转的最古老的共和国制度。正如其国内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这在很多方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维护内战以来的国家团结、激发国家的经济潜能方面，与1945年之后能够高效扮演世界霸权支柱的那个“大政府”相比较，20世纪初的美国际联盟邦政府其实并不健全。[62]为美国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的国家机器，这是内战结束后各个政治派别中的进步分子都希望能够完成的任务。19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大量涌现的令人不安的平民主义者，更加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紧迫性。[63]必须做点什么，以让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不受日益严重的斗争的影响，这些斗争不仅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内秩序，还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这是20世纪初期威尔逊及其之前各届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64]然而，尽管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与其同僚认为，军事力量和战争是一个进步国家体制的有力指标，威尔逊却反对这种陈腐的“旧世界”道路。他在1917年春天之前所坚持的和平政策，是要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国内改革计划不要被战争导致的政治狂热与社会、经济混乱所影响。但这最终徒劳无功。在威尔逊第二个任期中的1919—1921年，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世纪第一次想要重建美国际联盟邦政府的伟大努力化为乌有。结果，不仅《凡尔赛和约》被撕毁，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更是从天而降——1920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恐怕是20世纪历史上被最严重低估的历史事件。

如果把美国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特点考虑进来，我们将可以用一种更宽容的眼光看待美国例外论。在对美国历史的特殊价值和天命色彩的赞美中，美国例外论带有一种伯克式（Burkean）的智慧，体现出美国政治阶层充分认识到了，在20世纪初期前所未有的国际挑战与他们所管理的这个国家被严重束缚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协调。例外论者念念不忘的是，这个国家在不久之前刚刚被内战撕裂，它的种族与文化组成如此多样，而共和政体内在的弱点又使其多么容易陷入僵局或严重的危机。在远离欧洲和亚洲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战争暴力的愿望背后，其实是认识到，尽管美国财大气粗，但其政治实力仍有局限。[65]当威尔逊和胡佛时代的进步主义者展望未来的时候，归根到底，他们并没有打算彻底克服这些局限，而是想要保持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并调和它与“一战”后开始出现的新国家秩序。这便是20世纪初期最具讽刺意义的事：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是一个对其自身的未来持保守观念的政体。威尔逊以防御性的词汇描述自己的目标，即要在世界范围内保障民主制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恢复常态”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标志性口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给所有那些试图促成“世界组织”的人带来的压力，将成为贯穿本书的红线。这条红线从1917年1月威尔逊试图用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来结束一场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战争，一直延伸到14年后的大萧条，这场20世纪初期摧毁一切的危机，转向了它的最后一个受害者：美国。

本书所记载的血腥动荡的事件将19世纪充满自豪感的民族历史彻底掉了个个儿。死亡与毁灭让每一种乐观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心碎。但人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巨变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预示着一切历史意义的终结，所有进步观念的崩坍；也可以用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或者把它看作对最野蛮的本能行动的许可。还有一些人要清醒一些。发展——尽管尚不明确，但甚至也可以说进步——是存在的，但它比人们所期望的更加复杂和充满暴力。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从19世纪理论家所构建的井然有序的阶段理论，而是采取了托洛茨基后来所说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模式，它是一张大网，将以不同速度发展的事件、人物和过程松散地连接在一起，这些个体的进程以错综复杂的形式相互关联。[66]“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个短语本身并不简洁，它很好地概括了我们在此讨论的历史，既涉及国际关系，也涉及相互关联的国家政治的发展，从美国经亚欧大陆直到中国，涵盖了整个北半球。对托洛茨基而言，它规定了一种进行历史分析和政治行为的方法。这个短语表达了他的一个坚定看法：即使历史没有什么确定性，它也不是没有逻辑的。要想获胜，就要使自己的历史智慧变得敏锐，这样才可以发现并抓住罕见的机会。同样，对列宁来说，这位革命理论家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发现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并向其发起攻击。[67]

站在政府而不是革命家一方，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20世纪60年代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形象的说法。他将大大小小的国家比喻成“一条铁链上的囚犯”（a ‘chain gang’），一群被捆绑在一起、蹒跚前行的人。[68]这些囚犯千差万别，有的比别人更暴力，有的头脑简单，还有的展现出多重性格。他们既要与自己斗争，也要与别人斗争。他们可以寻求成为整条铁链的统治者，或者寻求与别人合作。在铁链可以活动的范围内，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但终究还是被绑在一起。不管我们选用哪一种描述，它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要理解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就必须先研究整个系统，并追溯其在一段时期内的运动；要理解它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先进行梳理。这就是本书的任务。

---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编者注

[†]日本大正时期政治学者吉野作造用“民本主义”翻译democracy，有别于强调宪法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吉野的“民本主义”不区别主权在天皇或在人民，但主张政府重视人民福祉、意向，政策、决定以民义为基础、国民为政治主体。——编者注

[‡]源自阿拉伯语，指中东和北非的农民。——编者注

[§]《非战公约》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故有此说。——编者注

[¶]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泰迪是他的昵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