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俄国民主被战争埋葬

1917年4月6日，美国参战，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明显有利于协约国一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似乎注定将要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次转折。但在当时，这明显展露了协约国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不断升级战争所冒的巨大风险。如果威尔逊能再拖上几个月不让美国参战，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当时战争处于多么微妙的平衡状态，以及伍德罗·威尔逊1月时所呼吁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将具有多么强的吸引力。1917年3月20日，就在威尔逊极不情愿地同意内阁要求国会宣布参战的同一天，华盛顿方面向其在彼得格勒的使馆发出指示，承认俄国新成立的临时政府。[1]

在一个星期的罢工与游行、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也拒绝执行命令后，3月15日，沙皇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大势已去，沙皇的弟弟们也拒绝继承王位。[2]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俄国在法律上还不是一个共和国。然而，吸纳了沙皇的尾闾议会——国家杜马——中的进步元素而组建起来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在一年之内召开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这场革命的大会将效仿美国和法国的优秀先例，解决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最根本，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土地问题，以及俄罗斯人与数千万在沙皇压迫之下聚集到一起的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未来关系问题。与此同时，拥有新的革命合法性的主要力量是被称为苏维埃的代表会议，它由各个城市、乡镇和村庄里激进的战士、工人和农民自发组成。到初夏时，这些苏维埃将成立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与临时政府合并。

尽管根本性的体制改变有待立宪会议完成，但当时在新秩序的某些特征上还是迅速达成了压倒性的一致意见。自由成为革命的口号；死刑被废除；所有关于集会和言论自由的禁令都被解除；犹太人与其他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都被赋予了平等的公民权；女性主义者大声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并取得了成功。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第一号法令赋予俄国军队的普通士兵与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残忍的体罚被认为是非法的，即使逃兵也不会被处以死刑，士兵被赋予了政治言论和组织的完全自由。俄国出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改变，这个欧洲曾经的独裁怪物国家，现在重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3]问题在于：民主的这一伟大胜利对战争意味着什么呢？

一

对于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4]从1916年开始，他就是政府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协约国支持者。英法两国对于沙皇专制主义军队的依赖曾经是他支持“民主主义协约国”时最大的障碍。现在，正如兰辛对内阁同僚所说的那样：“俄国革命……已经移除了我们把欧洲战争定性为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唯一障碍。”[5]在宣战声明中，威尔逊自己也对“最近几周在俄国发生的鼓舞人心的美好事情”表示欢迎。异族对俄罗斯的独裁统治已经被“推翻，现在，伟大慷慨的俄罗斯人民也带着他们朴素的威严和力量，加入世界上正在为自由而战的人们中来……”[6]面对一个民主制的俄国，热情与喜悦席卷了伦敦和巴黎。乔治·克列孟梭跟兰辛一样，对于跨大西洋民主联盟的前景兴奋不已。1917年春天，对于美国参战和沙皇被推翻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他简直欣喜若狂：“在威尔逊总统为自己的行动”——宣布参加战争——“辩护的核心思想中，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俄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相互补充，从而一劳永逸地明确了这场冲突的道德利害。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伟大民族……都在这场战斗中站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个民族的胜利而战，而是为了所有人。”[7]俄国的民主革命将为战争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结束它。

这样的希望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1917年春天，俄国革命首先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在所有关于沙皇与皇后的流言蜚语当中，最具杀伤力的便是关于他们与自己的德国表亲相互勾结的传言。否则，怎么解释1914年8月时，尽管改革和动员的呼声越来越高，将俄国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许多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推到了沙皇一边，但沙皇仍然固执地拒绝改革和动员呢？在北线，俄国军队惨败于德国人。但俄国在战争中倒也不是一败涂地。1915年，俄国军队痛击了土耳其人；1916年夏天，布鲁西洛夫上将对奥地利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促使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但正是由于没能保住这样的胜利，才导致征兵暴动、农民抗议和罢工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革命。沙皇已经被推翻了，不会再有人谈论投降了。身着灰色外套的伟大民兵已经控制了彼得格勒的所有集会，如果有人敢侮辱他们的革命爱国主义，就可能被处以私刑。[8]革命的荣誉，还有数千万人的牺牲正在经受考验。此外，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战略家还得考虑更长远的后果。如果俄国单独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那么，协约国肯定会进行报复，切断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方面向俄国发放的贷款。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在东线达成和平，就可以让它全力以赴在西线上赢得一场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再转过头来对付俄国。

然而，如果不能选择有条件的投降，革命同样也不能把沙皇的战争再继续下去。革命前期的指挥者，比如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这位穿梭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具有工党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又比如伊拉克利·策列铁里（Irakli Tsereteli），这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导了外交政策讨论的、魅力四射的格鲁吉亚（Georgia）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他们都不想继续这场为了征服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等帝国主义目标而进行的战争。革命所需要的是光荣的和平，是没有战败的和平。而且，如果不能单独进行和谈的话，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就还得带上其他协约国国家。这样，俄国的民主革命者就面临着一个仅仅几周之前还在困扰威尔逊的难题——应当如何结束战争，才能既不助长必胜心态，也不会给战争任何一方带来痛苦的失败。而且，俄国革命者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尽管威尔逊在1916年年底到1917年年初对协约国的挑战主要针对的是伦敦和巴黎方面，但对俄国也产生了影响。正如策列铁里在苏维埃的孟什维克战友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 Sukhanov）所说的，苏维埃在1917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废除协约国对威尔逊1916年12月和平照会所做出的好战回答。[9]4月4日，就在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对德开战的当天，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和平方案，包括三个条件：民族自决、不割地、不赔款。俄国军队将继续战斗，直到满足这三项条件的和平得到实现。这个和平里没有自私的胜利者，而是通过声讨沙皇、将俄国置于世界“民主制度”的最前沿，从而为革命增光添彩。

临时政府不出几天就采纳了“彼得格勒方案”。5月，亲协约国的外交部部长、自由主义者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在苏维埃的要求下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始终坚持传统的“兼并主义”战争目标。[10]苏维埃的“革命护国主义”政策并不是要进行教条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要进行妥协。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想用保卫革命这个旗帜把俄国政治舞台上所有的“活跃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农业社会革命者，以及自由主义者——团结到一起。布尔什维克在讨论中很少出现，列宁还在流亡，正等着德国的特务机关安排他回国。这时的布尔什维克还不起眼，只是在追随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直到4月16日夜里，列宁才回到彼得格勒，他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es’），宣布他反对革命的苏维埃与继承了旧俄国的临时政府达成任何协议。[11]任何妥协都是对革命的背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列宁拼尽全力要将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赶出历史舞台，但需要认真对待他们所处的位置。革命护国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战略，民主俄国不会向德意志帝国投降。尽管遭到列宁的批评，但它同样也是革命性的。在1917年春天呼吁和平，这并不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而是要在欧洲进行政治变革。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大声说出了威尔逊在参议院讲话中没有言明的东西。到1917年，战争各方都已经承受了巨大牺牲，因此，只有一个愿意彻底告别过去的政府才能促成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这其实意味着这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它要求各国政府都像威尔逊那样，否认自己与战争罪行之间的关系，同时批评战争各方的帝国主义行径，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接受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不以此为辱。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才顽固地抵制威尔逊的呼吁。他们不能接受他的道德平衡论，他们知道，在威尔逊关于政治未来的设想里，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德国不合时宜的侵略决定促使威尔逊站到了协约国这一边。然而，如果俄国革命早几个月发生，如果德国人能把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推迟到春天，或者，如果威尔逊能坚持到5月还不参战，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战争还会继续下去吗？俄国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得救吗？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在离开美国时痛苦地回想起这一切：如果德国在1916年年底到1917年年初时“接受了威尔逊的调停，那么，美国对俄国产生的影响就将完全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像事情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不利于”德国。“有了威尔逊和克伦斯基的和平计划”，德国完全可以获得一个和平，提供所有“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12]正是这些无法彻底看清的反事实使俄国革命与美国参战的同时发生具有了重大意义。但即使威尔逊已经站到了协约国这一边，俄国革命依然给战争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震动。1917年夏天时，战争似乎就要结束，达成某种类似“没有胜利者的和平”的东西。[13]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参战，而不是其他任何事，完全消除了这种可能性。这对欧洲，尤其是俄国来说，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二

战争已经走过了可怕的第三个冬天，在1916年支撑着参战国的那些力量正在逐渐消退。沙皇被推翻之后，东线上没再正儿八经打过什么仗。德国人想看看是否有可能与革命政府单独达成和解，因此没有发动进攻。在德国国内，俄国革命使得民众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心开始动摇。保护德国人不受沙皇专制独裁的侵略，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的主要动机。随着俄国革命者宣布放弃所有领土兼并的意图，这一动机开始遭到质疑。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想尽一切办法让社会民主党保持对政府的支持。1917年4月8日，在他的坚决主张下，德皇发表了自己的复活节宣言，承诺战争结束后马上在普鲁士进行宪政改革，一人一票将取代三级选举制。三级选举制一直将左派排除在普鲁士州议会之外，而普鲁士州控制着三分之二的德国国土。但这已经太晚了，而且也是杯水车薪。1917年4月中旬，欧洲社会主义的巨型航空母舰——社会民主党——分裂了。[14]更激进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德文缩写为USPD），他们要求立即按照彼得格勒革命苏维埃所提出的条件实现和平，30万工人在工业重镇柏林和莱比锡举行罢工，热情地支持这一方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ajority SPD，德文缩写为MSPD）则继续支持国家进行战争，但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坚持，这场战争必须只能是一场防御战而已。在德国政府的纵容之下，他们通过中立国，带头与他们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志开始谈判。

与此同时，协约国在军事上奋力一搏却惨遭失败，这就使得同盟国集团内部的这些政治波动变得格外重要。1917年4月18日，在英国的行动越来越虚弱无力后，法国军队再一次突破了德军阵线。然而，尽管他们年轻的新指挥官罗贝尔·尼韦勒（Robert Nivelle）将军非常乐观，这次进攻还是失败了。德国人守住了自己的防线，法国的士气则严重受挫。5月4日，法国军队中开始出现拒绝执行命令的情况；几天之内，好几个师都出现了叛乱。虽然冷酷无情的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将军想尽办法恢复秩序，但法国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巴黎方面则竭尽全力想要掩盖这场危机。英军战壕中倒没有发生类似事件，然而，到1917年5月，不满情绪已经弥漫在整个不列颠群岛之上。在下议院，32位自由党和工党的议会议员公开投票赞成在彼得格勒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和谈。[15]与此同时，柏林的工业区正因为开战以来最严重的行业骚乱而遭到严重破坏。[16]成千上万的熟练技术工人不顾工会的命令，放下了手中的劳动工具。6月初，劳合·乔治没有因为即将出现的伟大民主运动而感到兴奋，而是和内阁一起忧心忡忡地讨论一个英国苏维埃的可能。由于担心会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温莎王室（House of Windsor）明确表示，白金汉宫不欢迎流亡的罗曼诺夫家族。乔治五世向一位密友说出了真心话：“民主的氛围”太浓厚了。[17]

潜艇战封锁所造成的冲击加强了协约国越来越严重的无力感。1917年2月到6月，德国击沉了至少290万吨的货物。为了保证自己的进口量，英国削减了给意大利和法国的吨位配额。为了防止士气被彻底摧毁，巴黎方面不得不把食品进口的优先级排在武器生产的需求之上。[18]意大利在物资供应方面更加依赖外国，因此情况也就更加糟糕。1917年初夏时，意大利的煤炭供应量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19]1917年8月22日，在意大利战时经济的心脏都灵（Turin），食品库存严重不足，以至于商店每天只开门几个小时；罢工导致铁路停运，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煽动人们四处抢劫、袭击警察局，还烧毁了两座教堂。在50名工人和3名士兵被杀死之后，军队对城市实施了戒严，逮捕了800名骚乱分子，重新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然而，尽管对协约国造成了打击，但在柏林方面看来，潜艇战还是让人大失所望。1917年1月，海军曾保证，英国人在年底之前就会饿肚子。到了夏天，尽管德国给英国造成了一定损失，但德国显然没有足够的潜艇来对付协约国从世界各个角落调动来的商船队。对这一失败的逐渐认识，完成了德国政治的深刻重整。随着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都更加强烈地呼吁和平，1917年7月初，天主教中央党平民主义派和进步自由派的主要人物也都加入其中。联合的迹象早在1912年国会选举时就已经出现，在那次选举中，都曾经反对过俾斯麦的这三个党派在普选中获得了将近三分之二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进步自由派组成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在国内实行民主，并进行不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和平谈判。[20]7月6日，中央党左翼的主要发言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说出了德国国会中多数人的想法。1914年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曾经振臂高呼，认为应当将领土扩张作为战争的目标，现在他却慷慨陈词，要德国人面对潜艇战失败的后果。德国人必须想办法进行和谈。[21]贝特曼·霍尔维格拼尽全力想要控制住这场危机，他让德皇再次承诺，战后将在普鲁士实行民主化。但这还是不够，德国宰相没能阻止潜艇战灾难性的升级，现在他必须在政治上付出代价了：他被解除了职务。7月19日，国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份和平照会。这个照会呼吁一个“相互谅解的和平”，以及“不同民族间的永久和解”，这样的和平不能是“强行侵占领土”或者是“政治、经济或财政压迫”。这个照会还呼吁，在自由贸易、公海自由，以及成立“国际司法组织”的原则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尽管德国国会多数派避免直接重复彼得格勒方面或者威尔逊的话，但他们之间毫无疑问是有共同点的。埃茨贝格尔希望“在大概几周之后”取得对俄国的胜利。[22]

现在，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或者一种愿望。由于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已经筋疲力尽，在1917年夏天，看起来它就快要成为现实了。5月初，俄国革命者看上去处于有利位置。美国和协约国都承认了俄国临时政府。考虑到它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俄国作为联盟中的忠实成员，有权要求重新讨论战争目标的问题。另一方面，彼得格勒苏维埃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团体，可以同时自由地推行一场宣传国际团结与和平的运动。协约国内部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压力可以完成威尔逊没做到的事，它迫使伦敦和巴黎方面进行谈判，让俄国得以避免在可恶的单独和解与继续打完帝国主义战争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1917年4月，英国和法国派出了由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主要人物带领的代表团，肩负说服俄国继续作战的重任，前往彼得格勒。代表团发现，革命护国主义者坚决反对单独与德国达成和解，但坚持协约国必须重新考虑其战争目标。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和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这两位英法两国社会党中主战的主要人物，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偏离轨道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同意说服自己国内的同志参加彼得格勒要求于7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希望以此来遏制布尔什维克。[23]法国社会党让他们在内阁中的成员正式辞职。然而，在贝当将军将数千法国叛变者送交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从而恢复了西线的秩序后，巴黎方面不敢再提什么和平主义了，法国社会党人的护照当即被注销。劳合·乔治政府也立即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结果，英国劳工运动分裂成了两派：支持战争的大多数，以及不断发声的少数反对者，而后者已经发展到了独立工党之外了。

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伦敦和巴黎方面的冷酷无情并不意外，但更让人感到失望的是华盛顿方面的态度。[24]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后，革命护国主义者依然指望得到威尔逊的支持；而威尔逊也充分了解他们的两难境地。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俄国在1915年和1916年参与签订的协约国秘密协定十分可恶。就像他对一位英国密友所说的，他知道，“通过建立新政府和进行民主改革”，俄国人会发现“这场战争罪大恶极，并愿意在任何合理条件下结束它”。彼得格勒所提出的和平方案显然是在重复威尔逊自己“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主张，这让华盛顿方面陷入了尴尬。[25]如果威尔逊倾美国之力支持彼得格勒的和平呼声，产生的影响本应是巨大的。然而，1917年春天德国人的贸然进攻似乎已经让威尔逊相信，只要德意志帝国继续构成威胁，英国和法国的好战情绪就不可能平复。[26]德国只能通过武力驯服，旧世界作为整体也是一样。为了确保这一和解不会变成又一场帝国主义的征服战争，美国必须成为战争的领导者。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裁决世界和解是一回事，让俄国革命者来决定政治和解的步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个美国没有发表实质性意见的、乱糟糟的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和平大会，不会产生什么有用的东西。虽然被迫选择了战争，但威尔逊不想失去对政治和解的控制权。当俄国政府正式向协约国提出修改战争目标的要求时，伦敦和巴黎方面十分乐于让威尔逊率先做出回答。5月22日，美国总统向俄国人民做出回应。他在一开始就再次提到了德意志帝国的致命威胁：德皇政府表面上愿意接受改革，但实际上“只是为了保留他们在德国已经确立的权力……以及他们想要控制从柏林到巴格达甚至更远地区的秘密计划”。柏林依然是“一张阴谋大网”的中心，“它所针对的正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这张阴谋之网必须被打破，但只有在过去的错误都得到纠正之后，我们才能打破它……”[27]持久的和平不能只是恢复战前的状态，因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正是源自其中……我们必须改变那个状态，这样才能避免如此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而最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打败德国。对此必须毫不犹豫，“……在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或许不会再有机会这样团结在一起征服对手。现在是我们要选择战胜还是屈服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并肩作战，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这胜利还会带来自由。到那时，我们可以给予仁慈，但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我们都不能软弱……”合众国这次发出了洪亮的战斗声音，与威尔逊仅仅几个月之前的姿态完全不同，这让伦敦和巴黎方面喜出望外。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愉快地表示，威尔逊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很有必要，“抵消了他之前的（和平主义）声明在俄国造成的显著影响”。[28]

法国和俄国都处于弹尽粮绝的边缘，只能由英国牵头重新激发战争的活力。因此，美国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1917年夏天，英国在战争中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潜艇战，也不是在利兹（Leeds）出现的苏维埃，而是它极有可能拖欠1915年以来与华尔街签订合同的贷款。就这一点来说，美国的参战立刻减轻了它的压力。早在4月底，当国会还未批准一笔30亿美元的贷款时，华盛顿方面就已经前所未有地向英国支付了2.5亿美元的预付款。结果，国会所用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但这只是凸显了协约国已经陷入完全依赖美国的境地。在6月的最后几天，破产对于英国来说是分分钟的事。[29]但随着美国成为战时盟友，也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风险了。协约国不需要再依靠变幻莫测、不稳定的私人资本市场，现在它可以进行政府间的公开政治贷款。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支持，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开始组织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这就是后来声名狼藉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它的预备阻击战在7月17日拉开了序幕，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3000多门英国大炮向德国战壕发射了423.8万枚炮弹。这场钢铁风暴花掉了大概1亿美元，进一步证明了大西洋两岸合作之后的战争实力。[30]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次攻势是为了把德国人从他们在佛兰德斯海岸的据点赶走。但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显然是政治性的，帕斯尚尔战役体现了英国政府坚定的决心，确保不会再有什么人谈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31]

对于俄国的民主革命者来说，这场战斗秀是一次灾难。如果伦敦和华盛顿方面都不支持和平对话，那么彼得格勒方面就只剩两个选择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有可能冒险与德国开始单独和平对话。如果还没有得到承诺，那么它有可能在7月利用德国国会的和平方案，迫使其他协约国做出回应。尽管威尔逊不喜欢德国人，也不喜欢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但他真的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吗？这对英国和法国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在英国下议院，独立工党要求政府对德国国会提出的和平方案给出积极回应。工人阶层的不满是无法否认的。[32]然而在俄国，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中的多数派，都无法向德国迈出第一步。用寻求单独和解的方式来开启一个革命新时代，这将是严重的背叛。如果被孤立，俄国的民主就不会有未来。

是否有更激进一些的选择呢？在革命的左翼，布尔什维克正在不断发展。列宁在不断地掀起浪潮，他坚决反对革命力量与身上还残留着沙皇时代自由主义和国会保守主义的临时政府成员达成任何妥协。他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只有让权力牢牢地掌握在革命者手中，才有可能在真正民主的和平与以革命的方式继续战争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对列宁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和平方案还不够。民族自决和不割让领土听起来也许是进步的，但“不割地”也就意味着，革命者要承认战前状况，这怎么可以呢？[33]唯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方案，就是无条件地支持“民族自决”。自由派和改革派中的进步分子在这样的方案面前退缩了，因为它很容易激起暴力和民族冲突，但列宁支持这个口号。在列宁看来，一年前在都柏林（Dublin）爆发的起义就是未来的预告。1916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1200名新芬党（Sinn Fein）志愿军同英国军队展开斗争，并最终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件事情彻底扭转了爱尔兰的政治局面，并为公开的独立斗争奠定了基础。在这之后，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新芬党人，认为他们是自杀性的暴乱者，缺少工人阶级的重要支持。而列宁却认为，他们是革命未来的重要指针：“认为没有殖民地或者欧洲弱小民族的反抗，没有部分带有偏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我们也可以实现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是在否认社会革命……”任何期待一场仅由工人阶级参与的“‘纯粹’的社会革命”的人，将“永远看不到这样的革命发生……在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伟大解放战争中，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利用每一次群众运动，那我们就是极其糟糕的革命者了……”[34]列宁要求马上实现革命的和平。然而，熟悉他著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口号很容易被误解。列宁急于制止这场消耗巨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使人们对历史进步的希望濒临破灭。但列宁想要和平，只是因为他希望和平能够开启一场更加横扫一切的国际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战争”。由全面苏维埃的俄国政府带来的革命式和平能促使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这样的革命面前退缩了，他们担心这会引发俄国内战，但对列宁而言，这恰恰就是正确革命路线的标志。列宁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是要把这场毫无意义的帝国主义屠杀变成一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阶级战争。然而，在1917年夏天，即使列宁也不敢主张单独和解，不敢主张不惜任何代价与德皇达成和平。[35]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彼得格勒也许可以只采取防御姿态。德国并没有表现出要利用俄国的混乱取得军事优势的迹象。寄希望于俄国会改变想法进行单独和解，鲁登道夫停止了在东线上的进攻。1917年6月，由伊莱休·罗脱（Elihu Root）带领的美国第一个高级代表团到访彼得格勒时，他们也建议俄国按兵不动。只要俄国还支持协约国，美国就愿意提供帮助。5月15日，美国财政部同意立即向临时政府提供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今海参崴），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只可惜当时俄国已经瘫痪的铁路系统没法把它们运送到全国各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威尔逊立即批准派出一批铁路技术人员，以恢复西伯利亚（Siberia）铁路的运力。7月，这批技术人员在美国采购了2500个火车头和4万节车厢。[36]要稳定住俄国的民主制，以服务于联合对德的战争，这个时候也许还不太晚。

然而，蹲守在残破的战壕中，等待下一场胜负难料的战役，这样的前景是革命的彼得格勒完全无法接受的。如果整个夏天军队都按兵不动，那么，临时政府将完全失去曾有的对抗布尔什维克的能力，这是极其危险的。英国人已经不把俄国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来看待，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征兆。不管彼得格勒做什么，它都得拉上协约国。但是，如果它已经不再是战争中的积极参与者，它还有什么手段可以利用呢？俄国的民主革命家像威尔逊一样，也不得不背水“一战”，看看自己能否从内部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为了迫使协约国其他国家认真考虑民主制俄国所提出来的和谈要求，1917年5月，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他们的同僚火急火燎地想要把军队重建成一支战斗力量。他们没有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能打败德国。然而，只要俄国能打出像1916年布鲁西洛夫对奥地利所进行的那种攻势，协约国就必须得听听他们的话。这场不同寻常的赌博所揭示出的不是二月革命的怯懦，而是它的孤注一掷。[37]

三

显然，这会儿的俄国并不存在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由于它自己所进行的战争动员，以及协约国如今富足的物资供应链，1917年初夏，俄国军队的装备情况是开战以来最好的。此时的问题在于，它的士兵是否还愿意战斗。五六月间，克伦斯基、布鲁西洛夫以及一批精挑细选出来的政治委员，不惜一切手段想要让士气低迷的俄国军队振奋起来，以对抗那些鼓吹列宁学说的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最早将政委引入俄国军队以宣传革命战争口号的，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而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民主革命者。在回忆录中，克伦斯基提到了1917年7月1日，在决定命运的战役打响之时，那个令人屏息的时刻：“一切突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进攻的时刻到了。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心战士们可能会拒绝战斗。紧接着，我们看到了第一队步兵，他们紧握来复枪，冲向德国人的战壕。”[38]军队向前推进。在南边，在年轻的战斗英雄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强有力的指挥之下，俄国军队向虚弱的哈布斯堡军队发起进攻。然而，在布尔什维克最活跃的地方，在战线的北边，大多数军队却拒绝执行命令，在战壕里静坐不动。7月18日，在俄国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德国人发起了反击。

结果不仅改写了俄国的历史，连德国的历史也被改写了。就在这时，1917年7月19日，埃茨贝格尔向德国国会提出和平方案，推翻了他挑战德皇政权的前提。潜艇战也许失败了，但在东线，德国军队似乎即将赢得战争。德国发起攻击几个小时之后，俄国的防线被攻破，溃不成军。当英国人深陷佛兰德斯的血腥战场时，1917年9月3日，德国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里加（Riga），这个条顿骑士团国曾经的要塞。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反转，1916年秋天，协约国似乎即将获胜；而这一次，则是德国即将获胜的前景阻断了和谈的可能。进入拉脱维亚（Latvia）几天之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开始调遣七个最优秀的波罗的师团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南部，对意大利城市卡波雷托（Caporetto）形成了严密的包围。[39]10月24日，德国突击队冲破了意大利的防线。他们继续向南边的威尼斯挺进，在意大利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40]几天之内，意大利军队的伤亡人数已达34万，其中30万成为战俘；还有35万士兵狼狈撤退。当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向威尼斯进军时，40万平民惊恐万分地逃走。意大利挺过了这场危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罗马宣告成立，法国和英国提供了大量支持，德奥军队的行进被阻停在皮亚韦河（Piave River）一带。然而在德国，军国主义却得以重生。埃茨贝格尔、社会民主党，以及国会多数派夏季时在议会中掀起的浪潮戛然而止，成千上万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下定决心不能让那些民主主义卖国贼破坏夺取胜利的最后行动。[41]

在俄国，克伦斯基民主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革命护国主义的支持者受到了羞辱。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士兵原本就极不情愿参加最后一场战斗，现在则集体抛弃了这一国家大业。7月17日，当战场上的形势即将出现扭转的时候，一些驻守在彼得格勒周边的激进部队进入城市中心，想要立即结束战争。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受到来自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命令，但随着游行示威的升级，列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始暗中支持。这场暴动直到第二天才被平息下去。现在，革命内部出现了公开的分裂。尽管曾经强烈地致力于民主自由，但彼得格勒苏维埃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地逮捕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是在推翻沙皇政府之后，第一次采取这样的措施。但要命的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解除叛军的武装，而这些军队正是布尔什维克力量真正的基础；同时，临时政府也不愿意处死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死刑在这时仍然是禁忌。

俄国民主制度抵抗住了左翼的攻击，现在主要的危险来自右翼。布鲁西洛夫已经声名狼藉，替代者显然会是波拿巴主义者科尔尼洛夫将军，他已经被克伦斯基任命为最高统帅。[42]在公开谋划了几个星期之后，1917年9月8日，科尔尼洛夫发动了政变。结果却发现，打败自己的正是导致了夏天战事失败的同一股力量。大多数军队不愿意执行决战的命令，科尔尼洛夫被逮捕了。但现在谁来领导呢？克伦斯基曾经发起灾难性的进攻，并且似乎与科尔尼洛夫有勾结，所以完全丧失了信誉；策列铁里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的孟什维克正在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无法顶住要求释放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等布尔什维克知名活动家的呼声；最后就只剩下立宪会议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以及在俄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在战争和社会动荡时期进行一次普选的巨大困难，立宪会议的日期被一再推迟。8月，会议时间最终被确定在11月25日。[43]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尽管立宪会议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之上，尽管它包括了资产阶级，也包括了工人和农民，但它永远只是资产阶级权力的一件外衣而已。从一开始，列宁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经历了科尔尼洛夫政变的难堪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这一重要机构被布尔什维克牢牢掌握在手中。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彼得格勒投票决定在11月7日召开一次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合理地取代立宪会议。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对于自己能否控制整个全俄罗斯代表大会，并不像他们控制彼得格勒苏维埃那样有把握。[44]

选举在11月的最后一周如期举行（表2）。这次选举常常被人们忽略，但事实上，它完全可以被视为俄罗斯人民政治能力的一座丰碑，也是20世纪民主史上的里程碑。至少有4400万俄罗斯人参加了投票，这是截至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意表达。1917年11月参加投票的俄国人数大约是1916年参加总统选举的美国人数的三倍；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西方选举超过了这场盛事。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接近60%，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投票率要比城市里稍高一点。选举过程中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舞弊行为。俄国选民的投票清楚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1917年2月以来的国家政治事件。正如研究这个被人长久遗忘的时期最著名的那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我们可以说……这场选举中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当市民为了财产权而投票、战士与他们的妻子为了和平及遣散军队而投票、农民为了土地而投票的时候，这里有什么不正常或者不真实的地方呢？”他们也许没什么民主的经验，但革命俄国的“选民们以一种最质朴的方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45]

革命党派——农民社会革命党与他们在乌克兰的姐妹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加到一起的话，得到了将近80%的选票。即便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革命护国主义党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率仍然是最高的。然而在1917年秋天，他们的分布却相当分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大群充满活力的少数派紧紧簇拥在城市周边，尤其是彼得格勒周边，对布尔什维克形成支持。从1917年春天开始，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就在恳求布尔什维克组建一个基础广泛的革命联盟。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都毫无兴趣。相反，他们看准时机，与农民党派的极端左翼——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左派社会革命党所鼓吹的阶级斗争比列宁和托洛茨基自己的更加激进。立宪会议的第一次大会直到1918年1月才得以召开，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着手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实现列宁最为著名的口号：“土地、面包与和平”。

四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农民社会革命党的资深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决定为拯救俄国的民主革命进行最后一搏。他向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方面寻求帮助，希望能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积极有力的突破，以回答列宁所提出的充满诱惑的立即和平的主张。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夏天，当革命的影响力将要波及西方之时，协约国决定隔离限制来自俄国的威胁。至少在华盛顿，已经有人感到，大规模的动荡即将发生。1917年8月初，克伦斯基发起的进攻战失败之后，豪斯上校写信给威尔逊，称他觉得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立即达成和平，这至关重要：“目前更重要的事情是……俄国需要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强健的共和国，而不是把德国打倒在地。如果俄国国内的混乱到了德国人得以进行干涉的程度，那么俄国将来就有可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被德国控制。这样的话，进步的时钟就真的被往回拨了。”豪斯又强调说，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制度能在俄国“稳稳地建立起来”，那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德国的独裁体制就会被迫向代议政府让步”。[46]为了保持进步的势头，美国必须使用各种手段在战前状态的基础上立即促成和平，同时在阿尔萨斯——洛林的问题上做出一些保全颜面的“调整”。巴黎方面也许会反对，但豪斯认为，无论如何法国在那个冬天应该就会“屈服”，威尔逊所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47]，豪斯请求威尔逊“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48]在美国人血流成河之前，在华盛顿无可挽回地被卷入战争之前，他应该重新开始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计划。

如果豪斯不是到了1917年8月中旬，而是在5月就意识到一个民主制俄国的战略意义，如果威尔逊能对革命护国主义者的和平试探做出更具建设性的回应，或者表现出他接受单独达成和解的迹象，那么俄国的临时政府也许就能得到挽救。然而，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应。美国的参战已经关上了和平的大门，而威尔逊又拒绝再次打开它。豪斯上校虽然洞察到了推动进步的地缘政治环境，但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8月底，威尔逊轻蔑地将梵蒂冈（Vatican）的和平提议扔到一边，坚称绝不会与德皇讨论什么和平，这让他过去的支持者感到愤怒。[49]俄国人最后绝望的求助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正如研究这个命中注定将要失败的农民党的那位著名历史学家所评论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协约国要继续战争的决定是否“彻底断送了”[50]一个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制的可能性，或者“只是营造了一种氛围，让民主的想法无法存活。但非此即彼，这是毋庸置疑的”。[51]当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占领冬宫，克伦斯基在美国使馆的护送之下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