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西的钢铁奇迹：三线建设的模板如何炼成

如果你到过攀枝花，见过当地的地形地貌，你会惊讶于这样的地理环境如何能诞生一座钢铁工业城市。攀枝花位于川西高原山地的南缘、云贵高原的西北部，整个城市坐落在高山峡谷里，地形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有人说在攀枝花很难有正南正北的概念，城市的街道沿着江流盘旋弯曲。很多地方一边是江，一边是山，只有一条街道。

但曾经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中国最大的产钛企业、世界第二的产钒企业——攀枝花钢铁厂，就坐落在这里。在远离市场的深山谷底，建起了一座钢铁城。攀枝花最大的优势在于当地的矿藏资源，但它得以建成，更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在西南，美国与越南的战争升级，而中印紧张局势仍存；在东北，中苏在边境对峙；东南沿海则面临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的袭扰。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国家领导人重视非边境区域建设，以备战为中心，将整个国土的生产力分布按一、二、三线布局，把内陆腹地作为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重点区域。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也沿着这一思路展开，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西南内陆等广大三线区域的建设，逐步改变已有的沿海分布的工业布局。

攀枝花的钢铁工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投资建设起来的。作为三线建设的代表性项目，它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为什么是攀枝花？

在成为西南地区的钢铁工业基地之前，攀枝花所在地只是一个村庄，只有7户人家，村口有一棵大大的木棉树，红色的花朵盛开时十分壮丽，因此此地又名攀枝花。在西南的高山峡谷里，层峦叠嶂，地形崎岖，很少有人想到这里会与现代钢铁工业发生关联。

今天的地质勘探水平让世人知道，这里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已探明铁矿储量71.8亿吨，占全国铁矿总储量六分之一，是中国四大铁矿之一；钛储量占全国总储量93%，居世界第一；钒储量占全国总储量63%，居世界第三。

对当地矿藏资源的认知是通过逐步考察实现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考察者在攀西一带寻矿。1932年，西昌地质学家常隆庆应四川实业家卢作孚之邀，到重庆北碚出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4-1940年，他先后6次出入攀西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936年发现金沙江畔“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他在研究报告中注明：“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冠，而地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绾毂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7]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精英对当地工业区位的判断，常隆庆在20世纪40年代还曾绘制当地的铁矿区草图。

大约20年后，新的勘察者来了。1956年，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许克勤在西南地质局的支持下普查找矿。他们经过1个多月的考察，认为以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的兰家火山为中心的区域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储量在1亿吨以上。之后，西南地质局又经过多次勘察，得出结论：金沙江畔有一个巨大的矿区，铁矿石储量在10亿吨级别。丰富的资源条件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颇为震惊，他很快将此事上报中央。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国家领导人在备战的大前提下提出要发展大后方工业。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应该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交通、煤、铁、电搞起来。”[8]这是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提上日程的开始。

围绕四川建钢铁厂的选址问题，曾经有过分歧。四川乐山太平场和攀枝花都是备选方案，最终因为攀枝花的矿藏条件更优，钢铁厂选址还是定在了这里。毛泽东多次对这个钢铁项目下指示：“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9]他甚至提过，攀枝花搞不起来，他就要骑着毛驴到西昌。

1965年，攀枝花的钢铁项目开建，该地区工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交通和资源条件，整个西南地区因此形成了两点一线的建设格局——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1970年钢厂开始出铁，1971年开始出钢，1974年开始出钢材。它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也平衡了区域工业分布格局，它是山区建设大工业取得成绩的典型案例。

渡口特区与冶金部的“车间”

1965年1月3日，中共西南局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备小组建议尽快成立工业区党委、建设指挥部和矿区政府，15天后，周恩来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196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攀枝花特区更名为四川省渡口市，攀枝龙特区党委对外称中国共产党渡口市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工业学大庆”，大庆油田的开发经验被当成模板，复制到三线建设的各工业城市开发中，攀枝花也不例外。攀枝花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冶金部，这种管理体制延续了1952年以来学习苏联的国营钢铁企业管理原则。部委下达各类指令性计划指标，原料由国家采购，价格由国家制定，利润基本上缴，企业只有少量奖励和福利基金。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国营钢铁厂是相关部委的附属单位，是冶金工业部的一个“生产车间”。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在攀枝花这样偏僻又险峻的地方建设厂区，难度不小。整个厂区所在的弄弄坪，得名自建设时选址的苦恼。大裂谷属于高山峡谷，平地少，建厂的选址让专家颇为头疼。当时周恩来指着地形图说：“弄一弄就平了嘛。”弄弄坪的名字由此而来。今天有人去攀钢厂区参观，依然会感慨像在走盘山公路。

厂区长约3公里，宽不过1公里，高差却有80多米，建在弄弄坪的山坡上。这座被誉为“象牙微雕”的钢铁厂房，是经过50多次方案修改后的结果。它兼顾了切合实际和经济合理，建成后比国内同规模钢铁厂用地少一半，工程量少2/3，可谓戴着镣铐跳舞到极致的结果。

为了支持当地的钢铁产业建设，数十万人像涌入大庆一样涌入攀枝花。从一个几无人烟的小村庄到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攀枝花的工业成绩是几十年里不断涌入的建设者们创造的。1965-1985年，迁入攀枝花的人口达67万人，平均每年迁入3万多。全国各地人才不断向攀枝花聚拢，据粗略统计，1970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的就有56人。

建设攀枝花的老人们说，只有在计划经济时期才能出现这样的工业建设案例。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地形艰险，交通不便，物资供给困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项目根本不可能出现。只有在以国防安全和备战为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资源和工业布局进行指令性控制，才能出现攀枝花这座钢铁之城。

三线建设期间的成绩也不容小觑。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相比之前，中国的生产力分布版图的均衡性更高了。

跳出三线建设来看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工业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的钢铁产业正是在这30年里锻造出了基础的骨骼。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1952年，达到135万吨。经过“一五”计划的发展，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过去后，到1983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4002万吨。

但我们也应看到，把钢铁产业当成国家部委的“生产车间”的做法，令企业几乎不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有人用一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管理体制：“计划国家订，资金国家拨，原料国家供，产品国家收，价格国家定，工资国家发，利润给国家。”在这种僵化的体制下，产业几乎无法触碰市场的真实需求，跟不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变革的风暴在计划体制的母体内已经在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