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的界分

上文已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艺术叙事，大致可以分为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而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内部还可以细分。中国古代的文人，按照其社会地位和思想旨趣，大致可以分为正统文人和边缘文人，其中正统文人大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思想旨趣上认同“大传统”，并参与“大传统”的建构与传承，这些正统文人的主体是士人，其叙事大致可以称为士人叙事。边缘文人往往是某个时代游离于“大传统”之外的下层文人和特立独行的文人，宋元时代的书会才人就属于那个时代最典型的边缘文人，可以说，宋元时代边缘文人的叙事集中体现为书会才人的叙事（简称为“才人叙事”），而这种叙事其实与民间叙事中的市民叙事声气相通，算不得标准的文人叙事了。

宋元时代的民间叙事，按照其叙事主体和审美属性，大致可以分为市民叙事与乡民叙事。其中市民叙事是市井艺人等为迎合、满足市井细民审美需求而进行的、经过文人一定程度加工的、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叙事，是融合了文人叙事部分属性的民间叙事；乡民叙事则是乡村民众自娱自乐式的叙事，是比较纯粹的民间叙事。

就宋元小说而言，文言小说绝大部分属于文人叙事中的士人叙事，正如李剑国先生所云：“文言小说基本属于由正统文人创作的士人文学，突出反映着士人意识和士人生活，与文人诗文具有相同的文学渊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136]话本小说绝大部分则既有民间叙事中市民叙事之特质，又有文人叙事中才人叙事之意味，可谓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融合体。此处有必要对话本小说的口传者（市井艺人）和编写者（书会才人为主）进行专门讨论。

据胡士莹先生的文献爬梳，两宋说话人中事迹略可考见者如张山人、王与之、内侍纲、李、张本、史惠英、陆妙静、王六大夫、王防御、丘机山、秋山等，大都是卖艺为生的市井艺人，有的因伎艺精良而成为御前供奉，得了“大夫”“防御”的头衔。胡先生还指出：“南宋临安的说话人如许贡士、张解元、刘进士、戴书生等，或许他们都是读书人，因科场失利或对这种伎艺有爱好，参加到说话人的队伍中来的。也许由于他们伎艺的精熟，能够编撰话本，因而获得这些称号。贡生、进士、解元等，本系当时社会上对一般士子的敬称，他们不一定都出身科举。”^[137]此论甚当。可见两宋说话人或为职业艺人、或为不第举子，都是市井中人。

宋元话本小说的口传者为市井中人，编写者则可能多为书会中人。“书会”最初可能是家塾、舍馆之类蒙童教育的民间组织^[138]。南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七《悼亡》诗，自注云：“予一日忽言穷，令人曰：‘君今胜作书会时矣，不必言穷。’予悦其言，盖死之前数日矣。”^[139]这是现存文献中较早出现“书会”一词。联系王十朋生平经历，此处其妻所言“书会”可能指王十朋所办教育蒙童的家塾、舍馆之类组织。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云：“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140]此处将“书会”与“乡校”“家塾”“舍馆”并列，可知其为学塾之类童蒙教育组织。

最迟南宋时期，部分书会变成了为说唱艺人及戏剧演员编写话本与脚本的行会组织。南宋戏文《张协状元》第一出《满庭芳》云：“《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第二出《烛影摇红》云：“真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九山书会，近目翻腾，别是风味。”^[141]两段唱词中的“书会”“九山书会”显然指为戏剧演员提供脚本服务的行会组织。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记载：“书会：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二郎。”^[142]《齐东野语》卷二○“隐语”条载：“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143]这两处中的“书会”已是为赚词、谭词、猢狲、隐语（谜）等多种说唱伎艺提供脚本服务的行会组织了。部分书会从蒙童教育组织演变成为说唱、戏剧等伎艺提供脚本服务的行会组织，原因可能是书会中人在说唱、戏剧等伎艺风靡于世的背景下谋生的需要。书会中人，或称书会先生，或称才人。所谓“才人”，“是对名公而言；名公是指‘居要路’，‘高才重名’的‘公卿显宦’。而才人则是指‘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接近市民阶层的文人”^[144]。书会演变过程透露出书会先生前身原是私塾先生，而私塾先生绝大多数为落第举子和下层文人，于此可见书会先生的草根文人属性。

现存的宋元话本，多数应该经过书会先生的加工，不少文本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如《简帖和尚》末尾处云：“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怎见一僧人，犯滥铺模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状了遭刑，棒杀髡囚示万民。沿路众人听，尤念高王现世音。护法喜神，齐合掌低声，果谓金刚不坏身。”^[145]又如《杨温拦路虎传》有云：“才人有诗说得好：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若无。”^[146]上述两例中的“书会先生”“才人”所写诗词，非常俚俗，正透露出下层文人迎合市民情趣的做派。

总之，宋元话本的口传环节是典型的市民叙事，编写环节虽然经过书会先生之类下层文人的加工润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文人叙事的情趣和印痕，但主导性的还是市民情趣，因此宋元话本的主体还是应归入市民叙事。缘此，就叙事层面而论，宋代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之关系，统言之可谓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之互动，细言之则应言士人叙事与市民叙事之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