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叙事术语的梳理

（一）中西语境中的“叙事”概念

“叙事”一词，在中国古文献中常作“序事”，因为古文字中“叙”“序”相通。“序”的本义为堂屋的东西墙，《仪礼·士冠礼》“主人玄端爵，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郑玄注：“堂东西墙谓之序。”^[110]后来引申为位次、次序、顺序^[11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卿大夫以序守之”，杜预注：“序，位次也。”^[112]再引申为依次序排列，《礼记·祭义》“卿、大夫序从”，郑玄注：“序，以次第从也。”^[113]“叙”的本义为次序、次第，《尚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孔传：“言五者备至，各以次序，则众草蕃滋庑丰也。”^[114]后来引申为排列次序、按照次序，《周礼·天官·司书》“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郑玄注：“叙，犹比次也。”^[115]

“序事”（“叙事”）一词在《周礼》中即已出现，指安排事项，使有条理。《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郑玄注：“序事，次序用乐之事者。”贾公彦疏：“云‘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缪。”^[116]贾公彦已将《周礼》和郑玄注中的“序事”改为“叙事”，并点出了“序”“用乐之事”既有“陈列乐器”（空间次序）的考量，还有“作之次第”（时间顺序）的考量。贾氏之疏阐发的“叙事”，已包含将某事进行时空排序的意味。

“叙事”之“安排事项，使有条理”义项，后来逐渐引申为“叙述史事，使有条理”，于是该词进入史学领域，指称排列史实、依序书史之功夫。《三国志·魏书》记载王肃称扬司马迁之史才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117]《宋书·王韶之传》称扬王韶之“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118]《梁书·裴子野传》记载：“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119]上述三例中的“叙事”皆指撰述史书、排列史实的史家功夫。第二例将“叙事”和“辞论”并举，第三例将“叙事”与“评论”并列，都透露出“叙事”是与“辞论”“评论”相对的一种史家功夫。后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专门设有《叙事》篇，讨论史家叙事的源流、分类和要津。

到《文心雕龙》的时代，“叙事”又从“叙述史事，使有条理”泛化指“叙述诸事，使有条理”，于是该词又从史学领域延展至文史领域。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120]《文心雕龙·哀吊》云：“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恒。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121]上述两例中的“叙事”已用来指称碑碣、哀辞这些文体中次序诸事的功夫和方式。至此，叙事已不限于指称史家叙事，已经泛化成为一种普适的文章表达方式，并与评论、抒情等方式并列。

到了宋代，“叙事”又从文章表达方式衍化指以叙述为主的文体大类名称。南宋中后期，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二十卷，“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122]。该书卷首的《纲目》对“叙事”做了这样的阐发：

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123]

真德秀认为，叙事之体包括纪一代之始终者如本纪，纪一事之始终者如志、记，纪一人之始终者如传、碑志、事状，另外，他还提到了序，并在该书“叙事”部分收录了《张中丞传后序》《愚溪诗序》等诗文序，还收录了《赠张童子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赠序。可见，真德秀所理解的叙事之体包含了本纪、志、记、传、碑志、事状、序等多种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是与辞命、议论相并列的文体大类。真德秀《文章正宗》的文体大类划分，基本上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叙事”成为一种文体大类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明代王维桢云：“文章之体有二，序事议论，各不相淆，盖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创为之，宋真德秀读古人之文，自列所见，歧为二途。”^[124]点出真德秀明确将文章之体歧为序事、议论二途的功绩。

当然，后世学人在承继真德秀分类法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展叙事体的外延。比真德秀略后的刘克庄又将某些叙事为主的乐府诗归入叙事体，其《后村诗话》云：“《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辞多质俚，然有古意。”^[125]使得叙事体的外延得以扩大。元明清时代，小说戏曲异军突起，这些文体的叙事属性更为明显，也得到了学人的确认和阐发，使得叙事体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明代后期著名文士李开先《词谑·时调》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尊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126]李开先显然认同崔后渠、熊南沙等人对《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序事之法，史学之妙”的赞誉。而这些文士的赞誉都是从《水浒传》“序事”（叙事）艺术的角度着眼的，可见小说的叙事属性已经得到文人的高度关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云：“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127]也点出了小说的叙事属性。戏曲方面，明末清初大文人李渔的戏曲理论关注“事”，确立了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128]更是将叙事置于戏曲的中心位置。

总之，“叙事”（“序事”）从“安排事项，使有条理”到“叙述史事，使有条理”再到“叙述诸事，使有条理”，有一个逐步引申和泛化的过程。后来在宋代又由文章表达方式衍化成以叙述为主的文体大类名称，并在元明清不断扩展外延，成为最有影响的文类之一。在中国语境中，“叙事”从表达方式变成文类名称，其中最被学人关注的还是叙述事物、使有条理的形式法则。这与西方谈论叙事分外关注叙事话语和叙述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语境中的“叙事”概念，大约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narrative”。该词源于拉丁文“narrare”，意为“进行叙述”。随着西方叙事学的兴起和发展，西方学者对“narrative”的辨析越来越精细，其中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阐发尤具代表性。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的界限》中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narrative”（叙事）指“用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表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事件”^[129]。他后来又在《叙事话语》中区分出该术语的三层涵义：一是指“承担叙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口头或书面的话语”；二是指“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三是指“仍然是一个事件，但不是人们讲述的事件，而是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热奈特分别用recit（叙事）、histoire（故事）、narration（叙述）这三个词来表示其不同涵义，并指出，“把‘能指’，陈述，话语或叙述文本称作本义的‘叙事’”，“把‘所指’或叙述内容称作‘故事’”，“把生产性叙述行为，以及推而广之，把该行为所处的或真或假的总情境称作‘叙述’”。热奈特还论及上述三种涵义的关系，他说：“故事和叙述只通过叙事存在。但反之亦然，叙事、叙述话语之所以成为叙事、叙述话语，是因为它讲述故事，不然就没有叙述性，还因为有人把它讲了出来，不然它本身就不是话语。从叙述性讲，叙事赖以生存的是与它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从话语讲，它靠与讲出它来的叙述之间的关系维系生命。”^[130]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进一步对三种涵义进行了区别，认为recit（叙事）指“讲述这些事件的口头或书面话语”，histoire（故事）指“被讲述的全部事件”，narration（叙述）指“产生该话语的或真或假的行为，即讲述行为”。^[131]概而言之，热奈特将叙事分为叙事话语、故事和叙事行为三个层面，分别解决“用何叙事”、“所叙何事”和“如何叙事”三个维度的问题。热奈特和其他的西方叙事学研究者一样，尤其关注叙事话语和叙事行为，这与中国学者格外关注叙事的形式法则有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