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后的“村官”生涯
我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些梦想：做教师，成为文学家、诗人，当翻译、外交家。自从确定了以作曲为终身职业之后，其他的梦想再也没有了。但个人意愿难以改变现实。1950年我作为文工团的一名乐手被派到农村当村长，搞“土改”前的“二五减租”工作；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被指定为一个民工中队的指导员，做思想宣传工作。
1960年11月，丁俊美在饥肠辘辘中生下了我们的次子时峰，想喝鸡汤那完全是妄想，鸡蛋也买不到。坐月子时还是将国家照顾著名老艺人丁永泉——丁俊美外公的三十个鸡蛋给她享受了。有一天我正在二楼酣睡，潘璟琍的外婆突然打我的门，大叫：“时白林快起来，丁俊美在楼下饿死了！”（实际是因饥饿，又喂孩子缺乏营养而暂时昏迷）。我立即跑下楼，到她与我母亲住的一间卧室兼厨房的屋子里，见丁俊美双目紧闭，微微地喘气，我用右手大拇指掐她的人中穴，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哭喊着，周围关心的邻居这时都叹了一口气，谢谢老天爷！之后，承蒙我父亲、二哥嫂和四弟给我们送来了一麻袋山芋干子、胡萝卜和山芋，我们的饥肠才好受了一些。
1961年省宣传部派一批党政干部下农村“整社”，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艺术家被抽调下去，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我被指定为省黄梅戏剧院的副团长、副书记、工会主席。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城市与农村都是物资奇缺，买什么都要票证，吃不饱是常事。二月份我带着轻度浮肿被派到阜阳“整社”。开始我被派到阜阳县城南不到三十华里的观音堂生产队当生产队长，后来又派庐剧团的编剧赵宗绵同志来协助我工作。在那个只有几户人家的苏姓小村庄，我被安排住在村东头两间存放生产队农具的库房里。我是淮北农村生长的孩子，儿时淮北农村给我的印象是，没进村庄前，首先看到绿色的树林，进村之后才能见到大同小异的茅草房。1961年的农村，树木全被砍下用于大炼钢铁，也听不到牛、马、骡、驴的嘶叫和鸡鸣狗吠的欢腾声了，我一个人睡在房里，唯一偶尔能听到的是人的叹息或哭声，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不知不觉泪水下来了。
当时县以下的很多干部都被集中起来一起学习。阜阳的县委书记是安徽省文化厅的厅长钱丹辉同志（诗人）代理的，我所在的那个公社叫王店公社，公社书记由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任明同志代理，大队书记由文化厅秘书刘国琨同志代理。上级规定我们不许单独起伙，必须与贫下中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原有供应的每月二十八斤口粮因为救灾要扣除三斤半，剩下的二十四斤半要全部交到我们搭伙吃饭的贫农苏树志社员家。正常年景农民也是每日三餐，这时都是每日两餐，因此我们每天也只能吃两餐，而且每餐都有山芋梗、叶，棉花籽之类的杂质掺在其中，菜是没有的。我每天都有饥饿感。就这样，春耕开始了，而能参加耕种的大牲畜都死了，犁地全用人拉，我是生产队长，必须参加人拉犁，每次都头昏眼花，我由原来的轻度浮肿，发展成四个“+”的浮肿。公社领导知道我们艰苦，经常让我们到公社和大队去开会，那里有食堂。虽然馍都是用山芋干子面粉做的，稀饭也是山芋干子面和很少的大米煮成，但可以吃饱。我大哥是退伍军人，在农村种地，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到阜阳给我带来了七个死面饼子，我感到无限的温馨。之后他要走一百九十里路回去，我让他带几个留在路上吃，他说什么也不带。这七个饼子我享受了七天！
公社和大队离我的住处都有四五华里，有时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无论是刮风下雨，都得走回去。有几次晚上七八点钟，我一个人走夜路，从大队到我的住处要穿过一个村庄和一个坟地，天黑路滑，我只拿个手电筒急速地往回走，当时农村的家禽家畜都死光了，所以也听不到狗叫，黑夜是死一般寂静。
五月份公社救济我们生产队十几块豆饼和山芋干子，我放在住的库房里。库房是门朝南的两间草房，我和赵宗绵在外间睡在一张床上，队里只有这一张单人床，因为天气太冷，下面除了高粱秸秆，还铺上厚厚的麦穰子（打碎了的小麦茎秆）。由于床小，只能一人睡一头。半夜时分，赵宗绵爬到我的面前，把我喊醒，我当时吓了一跳，他轻轻地说：“老时，你听！”。这时我听到里间的北墙有阵阵地敲砸声，我们都明白，这肯定是有人在墙上挖洞，偷盗白天刚领来的豆饼。于是我们两人穿好衣服，各人手里拿了一个铁锹把子，准备出门后分左右两路向北墙包抄过去，但我们的两扇门被人从外面扣上了，花了好长时间两人才用力将门打开，待我们走到北墙后，只见墙上已被人用铁锹挖了一个约三十厘米的圆洞。那天月光很好，在离我们约百米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影在奔跑，我们不可能追上，回去到里间的库房里查看，十几块豆饼和山芋干子都没有动过。次日我到公社汇报了此事，县公安局派人来看，检查结果是，挖墙洞的铁锹是省文化厅发给每个生产队的铁锹，这种锹的尺寸与阜阳地区生产的铁锹不同，这几把铁锹都存放在贫农生产队副队长家里。时任阜阳县委书记的钱丹辉让公社书记任明告诉我，此事不要往下追查了，不就是大家太饿了么。
这年的小麦长势很好，每户三分的自留地里小麦长得更好。农民说长势同1958年的差不多，亩产都在五百斤上下。还没开始“午征”，我被调到丁寨大队当书记，大约八月初，县里又派我到王店、胡集两个公社调查“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在调查期间，我染上了疟疾。我读小学时害过这种病，我知道金鸡纳霜丸、唐拾义，都能治这种病，我父亲开的杂货店就卖过这种药，奎宁更有效，我到卫生院买到了奎宁，没住院就治好了。九月初县里通知我，文化厅要我回合肥，安徽电影制片厂要把阜阳梆子戏剧团著名老艺人顾锡轩的拿手传统戏《寇准背靴》，拍成舞台艺术纪录片，要我负责该片的音乐工作。这样我就结束了“村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