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配》《打猪草》从幽燕到南国
《天仙配》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6年9月我们团被邀请到北京和广东公演。出省后的第一个演出点是天津，在闹市区劝业场的中国大戏院中，表演了大戏《天仙配》《春香传》，小戏《打猪草》《夫妻观灯》《拾棉花》（移植泗州戏的改编剧目）和《打桑》（移植庐剧的改编剧目），连续演出十几天（经常还要加演日场），几乎是场场客满，没想到天津人还这么喜爱安徽的黄梅戏。那年梅兰芳先生的京戏《洛神》和常香玉先生的豫剧《花木兰》都拍成了舞台艺术纪录片在天津电影院放映，这两个剧种我都比较喜欢，也常买票去看，我非常喜欢豫剧《花木兰》，剧场里看《花木兰》比看《洛神》的观众要多。
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的大王庄，院长是著名音乐理论家吕骥，他邀请我们到学校参观、联欢与演唱，还请了剧团领导、严凤英、王少舫和我吃了西餐。西餐这种洋玩意儿当年合肥还没有，我第一次吃西餐是1955年在上海，严凤英请我在锦江饭店吃的，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只吃了牛排、色拉、面包和罗宋汤。吕骥请我们时，因为人多，不仅菜的品种多了，还有牛尾汤。那天学院作陪的有几位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是作曲家王震亚先生，因为他是河南镇平县人，我1944年元月随国立第二十一中学西迁时在这个县读了一个多月的书。
十月底我们到北京，开始住在前门外东豆腐巷一跑胡同马连良先生的故宅大院里，先后在广和剧场、东安市场的吉祥剧场和西长安街的长安剧场演了两台大戏和四个小戏，公演了一个多月，每个戏都收获观众的热烈掌声，《天仙配》尤甚。演出中，还开过两次座谈研讨会，一次在中国文联会议室，由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主持，除了一些赞扬表彰的发言外，也有人对黄梅戏的音乐改革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最激烈的是著名昆曲艺人白云生先生，他说：“《天仙配》的演出在台前安排了文武场（指乐队），还有人拿棍子晃来晃去，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戏曲演员没有“心板”吗！”接着又说严凤英的表演上半身还可以，下半身的身段、台步不能看，等等。老先生是位昆曲名家，在华东会演时，我看过他演的昆剧《琴挑》，也买过他录制的唱片《长生殿》，但那天对他出言不逊的发言我有些听不下去，他是站在古老的昆曲和国粹京剧的角度看待我们地方小戏，我们的黄梅戏本来就是山野间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新中国成立前备受歧视与欺凌，连张七十八转的黑胶唱片都未灌制过，生存空间极其艰辛，能保存下来就很不容易了。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了国家的支持、重视与培育，业内的新老艺人都心存感激之意，大家都抱成一团努力地继承，刻苦、广泛地学习、借鉴，想经过大家的拼搏闯点新路，使我们的地方小戏也能受到更多人的接受与喜爱。白云生先生对我们的做法予以否定，我几次想要求发言反驳，都被坐在我身旁的中国歌剧院的作曲家张定和先生[1] 劝住了，他低声对我说：“你不要说，等会儿我说”。白云生先生发言结束后，张定和先生发言，他说：“我不同意白云生先生对《天仙配》音乐的看法。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多彩多姿，风格多样，各自不同，不要用一种风格、样式去套，应当百花齐放，并不是因为白先生去卫生间我才这样说，他在，我也是这个意见”。（大意）
另一次座谈会在一个饭店或茶社的小会议室进行，那天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荀慧生和评剧著名演员新凤霞等也参加了，对我们演出的大戏、小戏都给予了赞扬和鼓励。因为是联欢性的，那天京剧、评戏都是带着小型的伴奏去的，我们未带，所以临时也凑了几段清唱以示感谢。我借了一把二胡伴奏。
在北京演出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约我们到新影厂摄制纪录片《夫妻观灯》的片段，先期录音时，我把原来过门的间奏加进了新编创的旋律乐器，这就是当年春节期间电影院里放映的、片名为《恭贺新禧》的影片，黄梅戏《夫妻观灯》是第一个（还在化妆室里介绍严凤英和王少舫是影片《天仙配》里的七仙女与董永），接着是马连良先生的京剧《借东风》片段，已八十高龄的京剧名家萧长华先生的《蒋干盗书》片段，相声名家马三立先生的《开会迷》和昆曲名家周传英、王传松先生的昆曲《十五贯》的片段。
在北京演出的一个多月里，由于观众的热情欢迎，以及所受的礼遇和鼓励，大家全忘记了多次转场演出时，搬迁、拆台、装台的劳累，而是一直处在愉悦与亢奋中。
我们在去天津、北京演出之前，对黄梅戏情有独钟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告诉剧团，北京演出结束之后直接去广州，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邀请剧团演《天仙配》等戏，所以我们从北京火车站挂了卧铺专车直达广州。陶铸同志虽然是位军事家、政治家，但他的文化品位较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女儿陶斯亮的文章交流中窥探一二，何况他又出任过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的副总理。我们到广州这个温暖的南国之后，感觉非常良好，住在革命干部学校，走在街上，高大的榕树下或骑街楼檐下，总能听到扬声器中播放着悦耳优美的广东音乐《旱天雷》《步步高》《小桃红》《彩云追月》等耳熟能详的器乐曲。
在广州演出期间，我们同在天津、北京一样，受到当地政府和文艺界的热情接待和观众的欢迎，还安排我们观看广东粤剧、汉剧、白字戏、正字戏等，参观游览越秀山、宏伟的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彭湃同志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到他的家乡海丰县瞻仰了他的故居，见到了他年届耄耋的老母亲。之后我们就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的专车到中山县、汕头、潮州，以及福建的漳州、厦门、福州、南平等地公演。元旦时，我们团在厦门市的解放军驻地度过，部队还安排严凤英、王少舫、我和吕波、王善忠（省委宣传部）五个人登上云顶崖，在碉堡内用大望远镜隔海相望国民党驻军的大、小金门岛和大担岛、二担岛的“敌情”。这是当地解放军对我们的特殊优待。广东是粤语方言区，福建是闽语方言区，与我们黄梅戏使用的大北方话的下江语区的语言差别极大，我们首次南下演出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实在使我们有些意外，这也许与《天仙配》《夫妻观灯》的电影在全国放映和唱片在全国的发行有关。有一次中国唱片公司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天仙配》的唱片发行量在全国最高，但对外公布时则是《白毛女》最高，原因是领导要求要从政治上考虑。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