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
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欧洲如何在19世纪中叶达到绝无仅有的富裕？各方虽然未有共识，然而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一书，大概最接近于当今的“主流”看法。琼斯的论点兼容并蓄，是以尽管有许多欧洲主义者会驳斥或质疑他的许多说法，但他的几个通论性观点还是赢得了广泛认同。对本书来说，这些通论性陈述里最重要的一则（同时也见于其他许多学术著作里），乃是工业化并非欧洲经济史脱离其他旧世界发展轨迹的起点，而是代表了两者的差异在悄悄酝酿数百年后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学者根本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由于琼斯清楚说明了他为何赞同这种观点，他的著作可作为本书有用的起点。
据琼斯的说法，“欧洲人”[1]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是独一无二的富有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借由“将人口成长抑制在稍低于该地所能承载的最大值”，欧洲人已掌握了更多的资本，特别是牲畜。[2]这进而使欧洲人有机会“将他们的消费水平维持在比亚洲稍高的程度”。[3]此外，由于欧洲比起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天灾较少，也较早就开始用防火砖石建屋，欧洲人的资本存量较不易化为泡影。[4]因此，欧洲人只需较少的年度盈余就能抵消资本贬值，并使欧洲在资本存量上的优势与日俱增，甚至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是如此。
但事实上，只有少许证据显示西欧的资本存量在1800年前曾经享有量的优势，或存在使欧洲在资本积累上大占上风的持久情势（无论是人口或其他）。欧洲人也不大可能比亚洲较发达地区的人更健康（亦即在人力资本上占优势）、更有生产力，或者有在其他方面承继了多年所缓慢积累的优势。
当我们比较体现于资本存量里的技术时就会发现，欧洲的确在工业革命前的两三百年间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享有优势，却也在几个领域中屈居劣势：这些劣势集中在农业、土地管理领域和对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尤其是薪材）的无效率运用上。就结果而言，欧洲占上风的某些领域最终对真正革命性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其他社会拥有较高明技术的那些领域则不然。即使欧洲在几个领域里享有技术优势，若没有使欧洲比其他社会更能不受其土地基础约束的其他改变，欧洲也不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而实现依靠自身力量维持成长。这有一部分是欧洲在原本落后的某些节省土地技术上迎头赶上所致（拜海外帝国所得到的知识加持而顺利许多），一部分要归功于意外的好运，让欧洲人在特别幸运之地找到重要资源（特别是能节省林木消耗的煤），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全球形势。而那些全球形势其实也是欧洲人的作为（许多是暴力性作为）、流行病的意外助阵和某些基本上独立发展的情势所共同塑造的（中国经济转向以白银本位便是一例，中国此举有助于在其他产品问世之前那个漫长时期维持新世界的矿场获利不坠，维系住欧洲的殖民地）。
这些全球形势使西欧人有机会取得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资源。此外，他们能取得这些资源，同时不必使在19世纪人口、人均资源使用均急速成长之前就已陷入困境的欧洲生态更加不堪负荷，且也不必把自己庞大的劳动力移拨给数种劳动力密集型活动，从而使他们保有必要的劳动力来管理土地，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生态永续性。若没有这些“外部”因素，单单欧洲的创新发明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比起在18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持续在进行的极小幅的技术改良对它们自身的冲击，可能在程度上大不了多少。
农业、运输与牲畜资本
欧洲的人均牲畜拥有量的确多于大部分定居型社会。在欧洲的农业体系里，牲畜是极值钱的资本，因此牲畜愈多通常意味着愈富裕。在亚洲某些地方，牲畜的短缺的确使人无法耕作更多土地。例如，在18世纪孟加拉的某些地方，明明有无人耕种且肥沃的土地，无地的劳动者却无法拿来用，只因为无从取得役畜；但无从取得役畜，牲畜的短缺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地主担心失去自己旗下的劳动力，因而特意独占这些必要的牲畜。[5]由于未被利用的土地仍然很多，要把弄不到牲畜一事归咎于马尔萨斯式压力也就行不通。
在某些亚洲社会里，人口的稠密到了无法轻易取得牲畜的程度；但就算是在这些例子里，也丝毫没有役畜的短缺会抑制农业生产的迹象。事实上，如果役畜短缺是个重大麻烦，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拥有较多土地、较有钱的农民并未饲养或使用更多牲畜；而且就我们有可观资料参考的时期来说，华北大小农田在每英亩所用畜力上并没有明显差异。[6]此外，若就欧洲标准来看，这些数量不多的牲畜已足以包办所有重活，使几乎所有可用耕地不致闲置。另外，根据我最有把握的估计，由于华北地区种植混种作物且生态比产稻米的南方更像欧洲，因此即便役畜较少，此地中国人在18世纪晚期施予土壤的粪肥，仍比同时代的欧洲人多，且品质也较好。[7]农产量因此足以供养旱作地区格外稠密的人口，[8]而且诚如不久后会了解到的，其生活水平大概和西欧相当。与此同时，役畜数量更少的亚洲稻米区，农产量却是举世之冠。这是因为种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畜力，而且收割后的作业所需的畜力，也比制造面粉所需少许多。[9]其他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例如中美洲，即便只有少许耕畜，乃至根本不用耕畜，也供养了稠密人口。如果拥有较多役畜的欧洲农业并没有特别高的生产力，那我们就很难把拥有“较多役畜”视为重要优势。
当然，耕畜也可用来拖拉其他货物。欧洲在前工业时代的陆上运输方面享有极大优势，部分就得归功于有许多农畜可供使用。这些农畜得每日喂食，但只有部分时间用于农业。那么，欧洲在陆上运输的资本设备上享有重大优势吗？与牧地极稀少的东亚相比，欧洲或许享有优势，但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上运输肯定抵消了自身陆运上的劣势，使这两个地方在运输上与欧洲同样拥有有价值的资本；亚当·斯密就曾注意到东亚在运输上的整体优势。[10]而在亚洲境内那些和欧洲一样有不少草场和草原的地区，大概也拥有一样发达的乡村运输。印度北部庞大的牛车队，就是个虽然具有逸事趣闻性质但有力的例子。这类车队的牛只，有时多达万头。[11]数量估计虽有许多难以掌握之处，但就我们所能掌握的部分来看，18世纪北印度的牲畜运货力，就人均来说，与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针对1800年时的德国所提出的估计数据相差不大。[12]此外，中国和印度老早就从遍布牧草地的中亚买进战马和其他牲畜，而且清朝在1700年控制大半中亚后也能自行饲养战马。因此，中国人如果需要输入其他牲畜，从生态角度来看也是可行的。[13]
我们同样也没有看到其他亚洲运输资本短缺的迹象。根据推测，这样的短缺会抑制货物的流通销售，特别是像谷物之类大宗货物。但在中国这个人口极为稠密的社会，长距离运输送到市场贩售的收成，占所有收成的比例似乎比在欧洲还高了许多。据吴承明的保守估计，18世纪时有3000万石的谷物进入长程贸易，[14]也就是足以喂饱约1400万人。[15]比起对1800年前欧洲长程谷物贸易巅峰时该贸易的笼统估算值，多了四倍之多；[16]若和波罗的海谷物贸易最盛时期一年的贸易量相比，则多了超过十九倍。[17]
此外，吴承明的数据只涵盖中国境内诸多谷物贸易路线中最大的几条，且即使是针对这些路线，他也都采用很审慎的估算。例如，他略去了山东省。山东省在1800年时人口约2300万[18]（比法国人口稍多），商业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特别落后。18世纪时，该省一般来讲一年输入足以喂饱70万至100万人的谷物（比波罗的海贸易量还高），同时也输出约略相同数量的谷物。[19]因此，如果把山东这个大小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省份的进出口谷物量当成欧洲境内的“国际贸易量”，就会发现该省所从事的谷物贸易，足以比得上欧洲境内所有长程谷物贸易。山东省境内想必也有颇活络的谷物贸易，因为即使进口如此数量的谷物，也不可能满足该省城市区域的需求（更别提该省的棉农和烟草农）。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亚洲城市（以及前殖民时期美洲境内的一两座城市）都曾比欧洲任何城市要大（后来才被18世纪的伦敦打破），有几座甚至比伦敦还大。有人估计，18世纪的日本人口有22%住在城市里，相对的，西欧则只有10%至15%；[20]而就马来群岛来说，尽管整体人口分布稀疏，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却可能达到15%。[21]上述许多城市，以及南亚和中东境内的某些城市，皆极倚赖大宗粮食的长距离输运。
整体来讲，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欧洲在运输上占优势的证据。最后一个可以考虑的情况是，欧洲的牲畜为转动磨石之类的工业活动提供了动力，从而对工业发展产生影响，形成重大差异。但在亚洲的食米区，碾磨谷物的需求本来就不高，因为米与小麦不同，往往不需磨成粉就能食用。就算要把米磨成粉，通常也只是少量碾磨，但这并非因为缺乏畜力，而是米的特性所致：由于米一旦去壳很快就会坏掉，因此必须以每日少量的方式来手工处理。[22]此外，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大部分磨坊和其他工业设施的规模都很小。这类设施也不是每天都在运作，因为需求较低，且有着像节日之类的固定限制和其他短缺（例如锻铁炉所用燃料的短缺）。因此，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大量牲畜，更没有迹象显示畜力的短缺会大幅抑制工业发展。
因此，就算欧洲的牲畜对发展有所影响，也是以一种消费品项而非“资本商品”的形态来造成影响。也就是说，以蛋白质来源的形态造成影响，而且这种蛋白质是其他区域找不到其他东西充分替代的。比起亚洲境内大部分民族，欧洲人肯定食用较多的肉和更多的乳制品。但欧洲的这一优势在近代早期时非但没有上升，反而逐渐下滑，而且下滑非常快。例如在德国，从中世纪晚期至1800年，肉食用量减少了约八成。[23]此外，肉并非不可取代的蛋白质来源，许多中美洲和北美洲的人似乎从玉米、豆类和南瓜属植物摄取到肉里最重要的氨基酸，东亚人则从豆腐里摄取。
更广泛地说，凡是以某方面的日常饮食（或以“有较多的砖石建筑”等特征）为基础的论点，都禁不起推敲。我们要如何决定哪种差异构成“生活水平上的领先”？[24]为何要强调欧洲在住宅上很可能拥有的优势，而不强调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在饮用水上安全且出色的供给？[25]或者强调能生产出更舒适与更耐用的棉制品？这类棉制品在亚洲大部分地方，即使穷人都能够入手；而在传入欧洲后，更连富人都喜爱。要回应这样的质疑，最明确的方式或许是宣称欧洲人拥有某种混用物质商品的方式，使他们活得较健康长寿，或较有活力。然而，根据我们堪称有限的证据表明，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保罗·贝罗赫（Paul Bairoch）根据20世纪的资料往回推，估算了世界大部分地方在1800年左右的人均收入。在他的数据中，“亚洲”在整体上稍稍落后于西欧，但仍领先整个欧洲；而中国一枝独秀的程度，则是连西欧都比不上的。[26]但贝罗赫在推算时也遇上许多困难，是以与其倚赖贝罗赫对各经济体所估算的数据，本书打算逐一探讨我认为欧洲经济在18世纪时表现“平平”的理由。
活得更久？活得更好？
根据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研究，1650年时的英格兰或许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然而，即使是此地的贵族子弟，其平均寿命（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只有约32岁；要到1750年后才超过40岁。[27]约翰·诺德尔（John Knodel）的研究则发现，在整个18、19世纪期间，德国西部14座村子的村民，人均预期寿命一直处于35—40岁之间。而诚如后面将会看到的，这个数字比19世纪更广大德国人口的整合资料所得出的人均预期寿命还要高。[28]安东尼·里格利（Anthony Wrigley）与罗杰·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对英格兰村子进行大规模调查，得到人均预期寿命在整个18世纪期间为34—39岁的数字，这个数字在19世纪攀升到40岁，并要到1871年后才会再进一步大幅攀升。[29]
这些数据相当出人意表，因为它意味着在人均预期寿命的数字上，英格兰整体只稍低于斯通所提的贵族子弟；但我们不该遽然下此定论。有些学者认为，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的数字不够精确，因为它并未就1780年前一般平民普遍少报出生、死亡一事做出相应修正；而这样的修正将会降低平民百姓的人均预期寿命，从而拉大平民与有着较详细生卒记录的贵族之间的差距。据彼得·拉泽尔（Peter Razzell）估计，英格兰在1600年至1749年真正的婴儿死亡率，很可能比里格利与斯科菲尔德的数据所指出的还高上六至十成。[30]光是算入拉泽尔对婴儿死亡率的数字，就会使英格兰的平均寿命减少37%，来到31.6—34岁，拉泽尔还表示，其他特定年龄群的死亡率也应往上调整，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之初的死亡率。[31]在拥有更多人口的法国，人均预期寿命则低了不少：法国男、女在1770年至1790年的平均寿命都在27.5—30岁之间。[32]德国境内几个地区稍晚时期（1816—1860）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和法国差不多：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是24.7岁，莱茵省是29.8岁，威斯特伐利亚则是31.3岁。[33]
几个亚洲族群的个人寿命似乎和这些西欧人一样长。苏珊·汉利（Susan Hanley）和山村耕造（Yamamura Kozo）估算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两个日本村子村民的平均寿命：两村男性分别是34.9岁和41.1岁，两村女性分别是44.9岁和55岁。[34]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伍若贤（Robert Eng）、罗伯特·伦迪（Robert Lundy）则以某个有详细文献佐证的18世纪村子为对象，计算该村里活过一岁者的总人均预期寿命，男性为47.1岁，女性为51.8岁。[35]因此，住在乡村的日本人（不包含依法得住在城下町的贵族），似乎活得和欧洲人一样久，而且很可能更久。
尽管中国人的寿命不像日本人那么长，但比起欧洲人依旧不遑多让；亚洲其他地区的人口亦然。特德·特尔福德（Ted Telford）考察了中国某个较繁荣区域的族谱，发现该区域18世纪中期的平均寿命为39.6岁，但到了19世纪初期降到34.9岁（但仍比得上英格兰平均寿命的估计值）。[36]李中清（James Lee）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利用1792年至1867年中国东北某村详尽的资料，得出如下的研究结果：满一岁的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为35.7岁，而女性则是29岁。[37]这些数据稍低于特尔福德所提出的18世纪中期的数据，但就女性来说，人均预期寿命可能因为这个村子里特别强烈的重男轻女倾向而降低。无论如何，比起欧洲繁荣的乡村地区，这个数字仍不遑多让。雷伟立（William Lavely）和王国斌找到许多理由，来怀疑18世纪晚期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之说；他们也从几份研究报告收集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数据，发现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大体来讲比西北欧类似群体的人均预期寿命要高。[38]
清代皇族可能是世上有着最详细文献可资研究、人口也最多的前现代族群，而且是并非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族群。晚近对这个族群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正反兼具的论断，但这个论断大体上支持“中国人”[39]活得和西欧人一样久的说法。由于高杀婴率，此族群的平均寿命似乎不高：或许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新生女婴遭杀害，且杀婴率在18世纪时来到顶点[40]（当时的人普遍以杀婴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而这个族群所留下的记录又特别详细，使后人得以了解过去此做法有多普遍）。不过，到了18世纪晚期，活到一岁者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至少40岁，[41]从而相近于前述西欧最富裕者的人均预期寿命。而从其他的人口资料，我们也可推断出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相当。诚如不久后会看到的，尽管中国的出生率似乎一直低于欧洲，但其人口增长率从最初较高（1550—1750），到后来变得相当（中国和欧洲两地的人口从1750年至1850年都差不多增长了一倍）：只有在中国人的死亡率也低于欧洲人的情况下，这才有可能发生（欧洲移出人口较多，但此事要到这个时期末才足以造成重大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的确有可能得出中国实际上的出生率、死亡率比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数据还要高的结论（尤其是如果找到有助于了解中国较贫穷地区的资料的话），但我们既有的欧洲资料，大部分也都是来自较繁荣、记载较详细的区域。
从我们手上零散的营养统计资料，也可看出中国与欧洲较富裕地区在18世纪时有着约略相当的人均预期寿命（中国或许略胜一筹）。我们不该把死亡率和营养两者的对应关系看得太密切，乃至于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人没有刻意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死亡率，从而认为可用资源的数量波动（和瘟疫或战争之类的外生型危机）是死亡率最大的影响因素。然而，李中清和王国斌已提出有力理由，证明新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人痘接种法的传播）、行之已久的个人卫生模式（例如使用肥皂、喝开水）、个人心态上的改变（从寻求医疗到杀害或疏于照顾婴儿等各种事物上的心态改变），对18世纪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原先根据前现代欧洲人口的研究所认为会有的影响还大。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将“人均食物供给量会影响死亡率”这个基本的马尔萨斯洞见置之不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发现，中国人除了活得相对比较久，似乎也有着相对比较充足的食物。
布罗代尔发现，在1800年前，欧洲的热量摄取量报告有着极大的落差，而且这些报告大部分都来自身份地位较高的阶级。布罗代尔指出，做粗活者（例如西班牙船队上的船员）每天摄取3500卡路里，而“城市大众”每人每天摄取2000卡路里左右。[42]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迈克尔·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所收集的19世纪英格兰的资料，显示几个非务农型劳动家户群体每个成年男性每天的摄入量相当于（per adult male equivalent）2000—2500卡路里，而19世纪60年代的乡村农业劳动者则是将近3300卡路里。[43]潘敏德（Ming-te Pan）根据17世纪长江三角洲某份农书，将农业劳动者的配给往回推，指出这些配给光靠谷物就会产生大概4600卡路里的热量。[44]对18世纪全中国人口之谷物消耗量的估算，各家说法不一，但年平均数约相当于2.2石稻米，[45]也就是每日每人产生约1837卡路里。如果18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卜凯（John Buck）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样的年龄结构一模一样，[46]每个成人每天的摄取量就会转化为2386卡路里，而这还未计入他们所消耗的非谷物性食物。转化为成年男性日摄取量一事，虽然因为可以和英格兰比较而令人乐见，但由于17世纪和20世纪中国乡村资料里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消耗量之间的差异，比英格兰取样的差异大了不少，这一转化就变得复杂难懂；但如果我们运用19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比率，那么中国数据就变成每个成年男性2651卡路里。除了一个英国取样，这个数据和其他所有英国取样（包括那些来自更加繁荣的19世纪晚期的取样）相差无几，而且远高于布罗代尔对整个欧洲之“城市大众”的估计值。[47]
东南亚的资料极为参差不齐，但来自19世纪初期吕宋的一份堂区记事簿显示，一个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2岁。[48]其他零星的证据则显示，在1500年至1800年，东南亚精英的寿命可能比欧洲精英稍长，而这期间来到东南亚的欧洲人，也常提到当地原住民非常健康。[49]至于其他许多区域，资料根本付诸阙如。
我们掌握的计算数据显示，只有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才大幅低于西北欧大部分地区。根据来自某区域的不可靠资料，1800年左右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大概在20—25岁。[50]诚如后面会一再看到的，差异大加上资料不全，使人特别难以就南亚做出推断，乃至特别难以针对此地区做出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所能做出的那类陈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虽然在幅员上比政治上较统一的中华帝国来得小，但劳动体制的多样性则大上许多，多样性的程度似乎和整个欧洲一样大，更大于西欧一地。如果说这会导致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上也出现同样大的差距，甚至在自然条件相似的区域里亦然，似乎也就不足为奇（当然，这个说法亦适用于欧洲。而在中国，地区生态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比较直接）。不过，即使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25岁，也只稍低于伊夫·布拉约（Yves Blayo）对法国的估计数字；此外，晚近一项调查显示，至少就南印度劳动者（包括农人和工匠）来说，他们在18世纪中期的食物购买力就已普遍超过英格兰的同业了。[51]
出生率？
如果欧洲人的死亡率并没有特别低，他们的出生率亦然；因此，欧洲家庭在确保祖传财产上，并未特别享有优势。当约翰·哈伊纳尔首度概述欧洲的生育力体制（独身率高、青少年和壮丁在能结婚前离家在外当仆役数年的比例高、相对较晚婚），如何制造出比“前工业时代的人口体制”（在这种体制里结婚后完全不会避孕或节育）还低的出生率时，时人普遍认为世上其他地方，或至少大部分地方，都是以这种“前现代”的体制为特色。[52]的确，只有寥寥几个大型社会有像欧洲这样推迟婚姻或减少结婚者比例的制度。因此，那些从欧洲往外看的比较论者则根本从未料到，在欧洲境内开始出现有效的婚姻内生育控制（差不多是18世纪末）之前，这样的生育控制早已存在。如今很清楚的是，亚洲人（或至少是东亚人）的确有方法控制已婚妇女的生育率。
首先，日本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出生率出奇的低。这一现象似乎大半是某种约定俗成的做法所间接（和可能无意间）造成的。在这种习俗下，年轻妇女离乡背井工作，往往一做就是数年，从而对生育产生类似哈伊纳尔在欧洲所观察到的影响（降低生育率，但比欧洲更为显著）。[53]此外，我们也有具体无误的证据，证明当时还会透过更直接的办法来控制家中小孩的数量和性别，这包括堕胎和杀婴，可能还有避孕和禁欲。更发人深省的，我们愈来愈清楚这些直接办法（包括杀婴），不只在经济困顿时作为求生策略，在经济顺遂时也被当成积累资本、跻身更高社会地位的策略之一环。[54]事实上，证据表明杀婴在日本有钱人家里比在穷人家里更常见。[55]
来自东南亚的证据相对较零星，较不具说服力，但也强烈显示夫妻会以数种积极作为控制生育，特别是有妇女在从事流动买卖的人家（这类人家并不少）。[56]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不同阶级的人家，在顺遂和困厄时，都会以形形色色的办法来限制家庭人数、控制小孩的年龄差和选择小孩的性别。[57]使用最广的办法似乎是在结婚后推迟怀孕，然后在已有小孩后避孕；晚近的研究表明，这使得中国妇女尽管大多早婚，其平均生育生涯仍大大短于欧洲妇女。[58]其结果就是，中国在1550年至1850年间，每桩婚姻和每个妇女的出生率都大大低于西欧。[59]
总的来说，亚洲似乎有几个族群，在为了维持或改善生活水平而抑制出生率上，表现出毫不逊色于任何欧洲人的能力和意志。[60]此外，那些表明中国、日本出生率低于欧洲的证据，有助于支持中、日死亡率低于欧洲（从而有较高生活水平）的证据，反之亦然。如果东亚人的生活过得和欧洲人一样好或更好，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在家户层级的资本积累上花费了较少的心力。尽管如此，在下一节里，我们会探讨那些使欧洲人在资本积累上较有成效的宏观因素。
资本积累？
我们似乎没什么道理认为，大部分欧洲人乃至西北欧人，在晚至1750年时的富裕程度都独步全球。因此，欧洲人的资本存量较有价值一说似乎也就不可能成立，因为那一资本存量并未使他们能让自己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不过，琼斯所提的另一个可能情况，也就是欧洲的资本存量较少贬值一事，则值得予以个别关注。也就是说，较耐久的资本存量长期遭到其他差异的抵消（例如较低的总投资率或缺乏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但当这些差异之处变得较不重要时，这个资本存量就渐渐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个情况不无可能，但在目前要把这类想象当一回事，似乎没什么道理。
欧洲的建筑很可能比中国和日本境内的建筑更挨得住灾难冲击，毕竟中日两地较少以砖石为建材。但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可理直气壮地说，欧洲在这方面领先所有社会，或中日两国不存在其他能抵消资本存量脆弱性的差异。
琼斯还主张，欧洲最常发生的灾难以流行病、战争和歉收为主，其大部分摧毁的是劳动力，而亚洲常见的灾难是地震和水灾，则较可能摧毁资本。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存疑，这个说法到底能赋予欧洲什么重大优势。
的确可以说，劳动力在遭遇灾难打击后，通常在一两代内就会恢复，除非遇上最严重的天灾人祸；而反观资本存量遭遇到破坏时，影响通常会比较持久：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13世纪的伊朗与伊拉克，由于灌溉系统遭到当时的战争摧毁，两地部分地方在数百年内都一蹶不振。[61]但只要社会的基本结构未遭摧毁，即使是重建复杂的基础设施，往往也只需要比人口从流行病打击中复原的时间再稍多一些而已。例如，17世纪中国长江流域的水利系统，在经历过数年的战火、瘟疫、经济萧条和人口减少的打击后，一旦局势恢复稳定，很快就能重建；[62]19世纪中期该流域又再次经历类似程度（类似数量但非类似比例）的破坏后，也是在几年内就完成重建。[63]考虑到水灾和地震摧毁社会基本结构的概率，几乎和瘟疫或旱灾的摧毁概率一样低，因此除非亚洲基本社会秩序受创于战争的程度比欧洲还厉害（这点不大可能，因为近代早期欧洲战争频仍，而中日境内战争发生率相对低、大部分东南亚战争所造成的实体破坏程度不大）[64]，则欧洲因资本贬值较轻而受惠一说，就很难站得住脚（后面我们会再探讨，琼斯如何在后来的著作中，将重点从真正实体破坏方面的差异，转移到蒙古人统治所遗留的影响使亚洲出现特别保守之政权[65]）。最后，琼斯并未提出理由佐证替换被毁的物质资本，必然会比替换人力资本还要费事；而欧洲丧失人力资本的速度，似乎也和中国、日本（或许还有东南亚）一样快。
同样的，没有迹象显示欧洲的织工、农民或其他工人的生产力大大高于欧亚大陆几个地区的同业。照理说，如果欧洲的工人拥有较多或较好的资本，应该能看到这样的迹象，何况我们已知道他们似乎也没有比较长寿或过得比较好。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它间接表示，在欧亚商品的竞争中，欧洲制造商并未因为支付较高的实质工资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果他们的工人生产力较高，照理应能在亚洲市场贩售他们的产品。但诚如各家说法所一致认定的，欧洲商人在亚洲贩售自家商品，比在国内替亚洲商品找到销路还要难上许多，不管是就精英消费还是大众消费来说都是如此（亚洲人虽然吃得一样好，但能买到的其他商品不无可能少于欧洲人所能买到的，但诚如第三章会看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方面大概也丝毫不逊于欧洲人）。印度次大陆是欧洲境内亚洲制造品的最大来源，也是许多学者眼中工人生活水平格外低的亚洲大区域（诚如第三章会说明的，生活水平格外低，既因为非常不平等的所得分配，也因为真实的人均生产水平）。但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在欧美也卖得颇好，且买家也不只是有钱人。[66]
技术呢？
1850年时，至少西北欧已拥有相对于旧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显著的技术优势，而这不可能完全是19世纪的功劳。但诚如前面几节所阐明的，18世纪欧洲人整体来讲不会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有生产力，因此我们得仔细地限缩那些认为整个欧洲在1750年左右享有“技术优势”的说法，并对其一一提出我们的解释。本书的解释承认文化性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因其有助于散播“科学文化”；但若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也很难论定这些文化究竟有多么独一无二。本书所采用的解释也倾向于贬低许多学者所特别着墨的特定政治与经济性因素的作用，从专利法到几无间断的开战，再到英国较昂贵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本书的解释不只突显了来自海外的知识对某些关键技术的诞生的重要性，也让一套与地理、资源的可取得性有关的“必要因素”（permissive factors）变得更加显著。
如果1750年时的欧洲人（一如我所主张的）并未在整体生产力上领先，那么他们在技术上的平均水准就不太可能比其他地方更优越。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欧洲在几个重要领域已运用世上最先进的技术（主要在英国、荷兰共和国和法国部分地区）。若是如此，那些技术在下一个世纪的传播，将会提升欧洲的平均技术水平，进而创造出我们在1850年之前所看到的许多生产力优势（例如牛顿力学显然使1750年时的欧洲人有机会设计出比其他地方已存在之泵和运河水闸还要好的东西，但以中国为例，中国运河的无所不在大概使他们在利用内陆水道潜能的平均程度上持续享有一段时间的优势，不久后这优势才被打破）。而即使我们坚持另一种看法，也就是认为1850年欧洲整体的优势是源于1750年后的发明，也不得不问这一突然迸发的创造力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们大抵可以把欧洲在1750年后娴熟技术的加快扩散和新发明的迸现，归功于“科学文化”的要素。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等人观察到，在1750年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里，特别是在英格兰，出现了识字率提高、印刷品增加、科学学会的扩散和公开演讲愈来愈多等现象。而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一股强烈的意识，鼓励把自然视为机械来探究，因为此举既带给个人实质的好处、具有稳定社会之功用，还能取代另外两个具有政治意涵的认识论。这两个认识论，一是武断的“教士本领”（priestcraft），另一则是以对自然万物、上帝和社会秩序的知识为基础的民间看法，无论这知识是直觉性的、受启发的或玄秘的。[67]这样的“科学文化”结构，的确有一部分只见于西北欧，但并非全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中国人对自然科学与数学的兴趣在17世纪时大增，特别是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后，[68]出版商发现贩卖医学书籍大有助于销路，既是透过个人努力实现淑世之志的绝佳办法，又能避开江山易主后会招来杀身之祸的政治争议。[69]普遍来说，不管欧洲的“科学文化”结构成就多么斐然，都不是获得技术进步的唯一法门。其他地区仍然在几项技术上领先或保持原有水准，且在创造发明和扩散上沿袭他们自己的模式。
欧洲以外的几个社会在许多领域里依旧处于领先态势，先前已提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领域；而在其他许多农业技术上，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地区。1753年创立的一个威尔士农业改良会，便把这一点看成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矢志要把威尔士改善到“和中国一样发达”。[70]事实上，一旦了解欧洲的平均预期寿命与他地差不多（因而在营养摄取上不可能比他地好太多），欧洲与东亚在人口密度上的巨大差距，就正好有力地说明了前述“欧洲落后”的程度有多大。[71]此外，中、日农业应付得了对纺织纤维暴增的需求（欧洲农业在1800年后就办不到这一点），以及即使相对较落后的华北在保住地力上都做得比英格兰或法国还要好（第五章会探讨这项证据）这两件事，或许也可以作为说明欧洲落后程度的证据。诚如后面会说明的，18世纪末为热带殖民地的森林砍伐和土壤退化问题思索解决之道的欧洲人，在印度和中国找到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直到进入19世纪许久以后，他们才开始以系统的方式将这些心得运用于国内。拿掉欧洲在大西洋彼岸（借助好运、天花和暴力，以及航海和商业本事）所入手的辽阔额外土地，不难想象欧洲在18世纪最大经济的领域里呈现的显著技术落后，其对未来的影响，与欧洲在其他领域里的任何优势一样大。
还有一些领域，是18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有待赶上的。在众多的纺织品织染领域里，西欧人仍靠模仿印度、中国的流程来运作，在瓷器的制造上亦然。晚至1827年和1842年，都还有两位英国观察家分别指称，印度条铁的品质与英格兰铁不相上下或更好，而且其引用的1829年条铁的价格，还不到英格兰境内英格兰铁价格的一半。[72]非洲几个地区也生产大量钢铁，而且那些钢铁的品质与近代早期欧洲境内所能取得的任何钢铁的品质不相上下。然而，在上述地区由于充当燃料的木头短缺，造成只有某些区域生产钢铁，并使铁在远离森林的区域相当昂贵。[73]不管在18世纪晚期世上的哪个地方，药物的效用大概都不是很强，但东亚（大概还有东南亚）的城市，在重要的公共卫生事务上（比如环境卫生和干净水的供应），则远远领先。[74]天花预防是17、18世纪少数几项重要的医学成就之一，而且这一技术似乎在欧洲、中国和印度各自发展出来。[75]晚近的研究显示，至少在妇幼保健领域，清朝的医学（民间的医学知识似乎始终传播迅速）仍优于欧洲，尽管就目前所知，仍未有和哈维论循环并驾齐驱的著作，能在基本概念上有所突破。[76]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整体来讲，1750年欧洲的技术水平已首屈一指之说需要仔细考证。即使在能源的产生和使用上（诚如我后面会主张的，这大概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优势），情况还比一百年前更不明朗许多。根据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的估计，在约1700年时，中国和西欧的人均能源使用量大概相差无几。[77]个别动力生产机器（从水车到不久后问世的蒸汽机）的效率，大概是欧洲最占上风的领域之一，但中国在火炉（包括炊煮用和取暖用火炉）的效率上，享有同样显著的优势。[78]
事后来看，任谁都看得出欧洲在使用热能上更胜一筹：因为欧洲在19世纪时改用可取得且数量丰富的化石燃料，比中国在捕捉热能上更有效率，更具有彻底改变大局的潜力。这纯粹是后见之明，而且未考虑到欧洲具有位置优越的煤矿这一优势。如果当年燃料短缺拖慢欧洲的工业成长，且突破性进展在其他地方首度出现，欧洲壁炉的燃料耗费就可能不是技术优势日益升高的小“例外”，而会成为技术缺陷如何使这个区域停滞不前的重要例子。或者说，若非当初新世界提供数量庞大的纺织纤维，欧洲在机械化纺织上的领先，说不定会比较像是饶富趣味的奇事，而非一场重大转型的核心；我们甚至可能把欧洲每英亩农产量的低水平当成严重技术缺陷的表征，并必须用大部分土地来种植粮食作物以养活人口，从而冷落让机械化纺织这些高明却还是有所不足的发明，直到在他地被人师法之前。
在本章末尾，我们会再度谈到蒸汽与纺纱的重要例子，还有它们与意外获得之庞大资源的关系。眼下所要强调的是，非欧洲社会在18世纪晚期所保有的大幅技术优势会在往后变得较不重要这件事，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此外，即使欧洲的技术开始以更快的步幅和更广的面向往前推进，也不代表这必然会打消，或能在短时间内打消欧洲在土地管理、土地保育和市场延伸方面尚存的缺陷，从而使欧洲的发展不至于像东亚和西欧一些非典型地区（例如丹麦）那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
我们也不该假定，欧洲以外的社会所享有优势的这些领域，只是某种曾经伟大但如今已停滞不前的残余传统。即便亚洲在18世纪完全未有乔尔·莫基尔所谓的“宏观性发明”（macro-invention，也就是完全靠自身之力突然改变生产可能的激进新观念），欧洲在1500年至1750年这段期间，乃至在通常被界定为工业革命（1750—1830）的那些年，也没有出现几项这样的新观念。[79]与此同时，各种较小幅的技术改良持续出现在不同地区。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欧洲染料，很快就被当地创新者仿制，[80]一如许多亚洲产品在欧洲被人仿制。17世纪时，有人发现某种地窖能保留足够的湿气，从而使华北产棉区在干燥的月份里也得以纺棉。这一创新发明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如野火般迅速传开，使人口远超过欧洲任何国家的华北地区得以自制纺织品并大幅降低季节性失业。这就像化石燃料兴起后，追求每单位可燃物发挥最大能量的中国火炉从举足轻重变得无关紧要。同样的，正因为我们知道再过不到百年，任何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品生产都会变得“落后”，华北地区的地窖才未被今人认为是简单但重要，而且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散播的技术突破。[81]
华北纺纱地窖的例子发人深省，我们虽然对其如何传播几乎一无所知，但却知道它确实传播出去了。地窖的设计很简单，但需要了解它的人，都是社会里最穷、分布最零散，也最不识字的人。这种扩散能以我们所看不到的机制在广大地区快速开展，有鉴于此，我们便不该轻率地采信过去对于中国（和其他社会）因缺乏科学学会和相信牛顿观念的神职人员，从而无法充分传播实用新知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连对精英圈里的科学讨论都所知较少，而且，诚如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人所证实的，18世纪时这些讨论远比我们所普遍认为的还要热烈。[82]这些讨论的确大部分采文言文，且大半透过书信往返而非在较制度化的环境里进行，但这些书信其实不是私人文献。书信里的讨论，题材广泛，内容复杂，往往颇为切合实际。由于缺乏有组织的会社，复杂研究结果的普及，可能不如在英格兰或荷兰那么快，很可能使精英科学与工匠知识较难有各蒙其利的交流。但关于以白话写就的科学和技术出版品的可能分布状况，还有许多有待探明之处，特别是我们已知道白话医书的买卖非常热络（相较于其他种科学或技术，医学堪称在中国较受尊重的学科）。此外，欧洲的这些正式科学学会，往往是确保科学不受带有敌意的国教侵犯所不可或缺的；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于此，这里没有国教这类势力强大且带有敌意的组织，因此也就很难说在欧洲发展出来的这几类机构，就该是任何地方取得科学或技术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于是，我们不需追问为何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整体上“停滞不前”（事实上也未如此），而得探讨为何它们持续进步的道路并未使中国产生经济上的彻底变革。同样的，当我们将欧洲科技得以快速与全面进步归功于那些机构时，也得思考当中哪些发展道路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并寻找使它们得以如此的因素。借用乔尔·莫基尔的隐喻（但用于不同目的），我们不只必须比较改变技术的发动机，还要比较方向盘，以及不同社会所驶过的地形。
西欧并非在各个技术领域都独步全球，而且在他们真的独步全球的那些领域，长远来看真正重要的也只有其中一部分。例如，西欧人这时已拥有世上最有效率的水车，[83]但光是这个并未使利用水力的欧洲产业取得足以克服高运输成本（或其他生产方面的高成本）并征服他地市场的竞争优势。无论如何，这个优势只在极少数地点才得以发挥，而且即使在那些地点也无法无限期地扩展。其他许许多多技术，不管是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所创造出来的，亦然。
在本章更后面，我会主张“节省土地”乃是促成持续性成长的最重要创新，特别是与化石燃料密切相关而使人较不倚赖森林来取得能源的那些创新。但更为常见的主张，则是认为欧洲技术创新上最重要的现象，乃是对节省劳动力的日益重视。这个通行的论点认为，经济差异（主要是西欧劳动力为自由之身且据说领到较高工资一事），使欧洲人（或在这一论点的某些版本里是英国人）把心力摆在节省劳动力的创新上，而其他社会则认为几无必要节省劳动力（应该不难看出这一论点倚赖先前已讨论过的哈伊纳尔的人口学论点，或布伦纳的制度性论点）。这个论点认为，西欧在减少昂贵劳动力的使用上有其独一无二的需要，从而最终催生出机器、现代工业和大幅改善的人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其他社会则较感兴趣于找到能节省土地、资本或使用某种稀缺物质的创新。在这个脉络之下，欧洲人未必较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使他们得以把心力用在最终促成真正转型的方向上。已有形形色色的学者提出数个大同小异的论点，包括哈巴库克（J.B. Habbakuk，英国vs欧陆）、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vs欧洲）、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印度vs欧洲）、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整个亚洲vs欧洲）；[84]而这个论点也能与欧洲在工业化之前就比世界其他地方还富裕的这个普遍说法相吻合。然而，这个论点或许只在一两个特定产业上才说得通。
首先，这与观察结果有几个互相抵触之处。诚如本章前半部已说明的，即使在18世纪晚期，日本、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所得都似乎和西欧相当（甚至可能更高）。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欧洲制造商面临较高工资成本一说，就只剩下以下两种可能：一是西欧（或至少在英国，如果同意工业革命始于该地的话）的所得分配可能较为平均，因此西欧工人的实际所得在可比的人均所得里占较大比例；二是社会里可能存在非自由劳动的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工人能领到相当高的总工酬，但若更辛勤地加班工作，却无法再领到额外报酬，更不能在雇主无法提供生产性工作时另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工资看起来高，但对精英阶级来说，较合理的做法会是想办法向下属榨取更多工时，而非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这很可能可以说明东南亚某些地区的情况。在那些地区，技术极熟练的工匠往往能因奇货可居而领到丰厚的报酬，却也只能替“保护”他们并独占他们工作成果的贵族主人效力。[85]这个情况或许也可用来解释印度某些地区；但在印度，更为常见的仍是形式上自由或半自由（但工酬往往很低）的工匠。一直到被英国统治者立法禁止为止，印度这些纺织工往往使用沿用已久的技法来对抗预先付给他们营运资金的那些人，以维持自主地位。[86]这一模式对15世纪的中国工匠来说，意义不大，而在朝廷指定世袭工匠的制度于16世纪瓦解后，更变得几乎毫无意义。诚如下一章会看到的，中国劳动力很可能比近代早期欧洲的劳动力“更自由”，至少自由程度未比欧洲工匠低多少。这种不自由的依附劳动情况，最初可能让人觉得较切合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在当时的日本，不同的职业地位、流动性限制和世袭的恩庇─侍从关系，据说受到敕令明确规定。但诚如下一章会看到，实情与法规汇编大不相同。
有关廉价劳动力的论点，则较复杂难解。在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一些证据，证明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境内的所得分配，其实比整个西欧和18世纪晚期的英国还要平均（另一方面，根据第三章提出的大量逸事性质的证据显示，印度的所得分配则比欧洲还不均；量化的证据很稀少，即使有也是众说纷纭）。这些来自东亚的证据称不上是确证，且大多显示中国和日本社会最高层的所得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和欧洲精英一样低。就算如此，中国和日本境内的赤贫人口可能还是比西欧多，并把非技术工作的工资拉得比欧洲境内还低。我认为此说虽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并不是很有道理，因为根据大部分在1840年前来过东亚的欧洲人所留下的逸事性证词，实情正好相反。[87]
此外，还有一项与前述不同但相关（而且可能性较高）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何中、日核心地区的工资比荷兰、英格兰还低，却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在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时，荷兰、英格兰的工业虽然大多位于乡村，但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国家里按季节不同在农业和非农业性工作之间游移的工人已相对较少。[88]不像早前荷兰许多工业工人会在农忙的高峰季节投身农业，以此赚取较高工资。随着农业、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区隔变得更为清晰，雇主不得不提高日薪，才能使那些较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得以存活；这一调涨工资的情况确有其事，但也为此付出失业率升高的代价。[89]相对的，中国、日本的许多手工工人脱离农业的程度几可肯定没这么高；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从织造、纺纱或制瓦所赚的钱虽然比较少，却仍能享有与荷兰、英格兰的同类工人一样高或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一说法虽然有待考证，看来却颇有道理。如果此说成立，它将使我们的其他研究结果，例如某些欧洲雇主特别想找到办法来减少劳动力使用一事，不再相抵触（它也会意味着英格兰雇主在保持工厂运作的终年不断上，会比雇用兼打农工之工人的老板来得顺利，于是英格兰雇主会较愿意投资于集中管理的工厂和设备）。欧洲雇主也面临食物价格较高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不必付较高的实质工资，他们的确支付了比许多（但非全部）亚洲竞争同业还要高的现金工资。[90]
即使我们暂且同意西欧工资比亚洲任何地区的工资都高的论点，若要据此推断这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技术改变，仍有其难处。在近代早期的时空环境里，高工资的确既可能助长节省劳动力的创造发明，也同样可能抑制整个技术创新。乔尔·莫基尔根据一个似乎相当接近18世纪真实情况的模型提出了这个看似吊诡的结论。[91]他说，假设新技术必然体现在新的资本设备上，而新的资本设备又必然得花钱才能取得；再假设工资占大部分制造商成本的大宗，而技术上的诸多预期差距，又只有寥寥几个差距大到足以使工资较高的商行或国家享有较低的特定产品总生产成本。于是，那些工资较高的商行或国家的利润通常会低于竞争对手。如果银行为新资本设备购买融资之事并不存在，或者有融资之事，但视商行的收益而定（一个直到19世纪都还普遍的现象），那么凡是体现新技术的设备都得动用留存收益来买进，而工资较高的商行在这方面就比较力不从心。于是，高工资并未促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反倒可能同样抑制任何新技术的出现。这一模型如今可能让人觉得突兀，但在更早时它似乎管用：例如已有人用它来协助解释，为何经济发展领先且工资相当高的荷兰那么晚才采纳机械化工业。
此外，若我们因为过去两百年的工业化普遍节省劳动力并急需资本的特性，就认为这总会是重大创新的根由，那就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虽然将煤与蒸汽动力运用于各种工序一事，最终节省了庞大的劳动力，但18世纪之所以使用煤来生产制造铁、玻璃和啤酒等，其初衷却是要节省燃料上的开销（煤比木头便宜），而非节省劳动力；与其说使用把水抽出煤矿的蒸汽机是为了取代做这份工作的人，不如说只是使人得以开采靠人力也无法采到的某些煤矿。其他像是吹制玻璃、制铁等产业的发展，也并未特别关注于节省哪个生产要素，而是着重于制造较高品质的产品。如果说工业革命的缔造者的主要贡献在节省昂贵劳动力的使用，那他们自己其实对此并不知情。研究18世纪英格兰专利法的克里斯蒂娜·麦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发现，大部分专利取得者所宣称的创新目的，不是改善产品品质，就是节省资本（只要想想工业革命头一百年的成果，大部分都体现在较便宜的资本商品上，而与1870年后的技术改变大异其趣，这个目标就更容易理解）；其中只有3.7%把节省劳动力当成目的。[92]如果连发明者都并未特别在意劳动力的节省与否，那么那些评判他们发明成果的人，就自然更加不把这放在心上：晚至18世纪20年代，专利申请者似乎仍可能因为标榜他的机器节省了劳动力而拿不到专利权。[93]长远来看，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无疑节省了劳动力，但上述为了改善品质与节省成本的考量，会比假设是高工资促成此一改变更为贴近事情的核心。
最后，由于大部分资本商品的成本较低，因此即使是工资负担相当轻的生产者，也乐于引入资本商品一用。事实上，认为工资低廉会降低雇主采用新技术来节省劳动力的可能一说，即使放在现今这个资本商品贵上许多的时代，都难以成立[94]（若是在劳动成本差距很大的地方，例如当今的巴基斯坦和德国，这类论点有时还说得通，但在过去工资差距不大的地方，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美国，就说不通了。而在19世纪中期之前，也很难找到巨大的工资差距，因为当时的国民财富差距远不如现今那么大[95]）。如果19世纪前的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会被他们因为劳动力廉价而拒之门外的创新，应该就只有那些在节省劳动力上效果不彰者；制造商得拥有几乎无成本的劳动力，才会单单基于这种理由排斥纺棉之类的技术。我们会在第二章看到几个不同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农民为节省劳动力而投入资金，尽管伊懋可等“工资诱因说”的提倡者会说中国制造商无视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乃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不同于欧洲的劳动力）很低廉。
但高工资假设或许仍适用于某个特定的重要经济领域，那就是布罗代尔和弗兰克都断言其重要性的棉纺织业。[96]在这个产业，纺纱创新所造成的影响已几乎毫无疑义：这些创新减少了纺制每单位纱线所需的劳动力，可能减少了九成多。[97]能够省下如此多的劳动力，不管是付多高工资的雇主，应该都会心动，特别是英格兰的棉织品制造者。比起印度的竞争同业，英格兰棉织品制造者面临较高的名义工资，进而在价格敏感的几个市场（位于西非、中东和特别是境内奴隶穿着最便宜棉制衣物的新世界的市场）里竞争时居于劣势。而中国在这期间输出的纺织品（乃至中国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地区江南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且这样的产品愈来愈多），品质好又不以低价促销。[98]是以英国若不设法降低工资成本，则英国棉将难以在中东、非洲和新世界与印度棉竞争。
当然，英国的纺织品生产者很可能无法顺利降低工资成本，从而敌不过印度生产者，毕竟必要性不必然是发明之母。就整个英国来说，该国纺织品制造者是否会征服这些市场的这个问题，事前来看就不是很必要：就算这些纺织品市场颇具战略价值，这个“必要性”也只是对纺织品业者而非“英格兰”这个国家有意义，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来就会销售印度市场的棉布（上述市场里，战略价值最高者是西非，因为随时可供给的大量棉布正是要在该地买进奴隶的必要条件。由于这类棉布至少有一部分是昂贵且高品质的布料，英国的奴隶贩子在意的便是取得足够的这种布，更甚于这种布的价格，是以他们最初自印度进货，后来才改自母国进货[99]）。
因此，即使是在英国纺织业这个有所局限但重要的案例中，“高工资／必要性”论都碰上了麻烦。话虽如此，此说很可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它间接表示世界纺织品贸易的模式，特别是英格兰制造商与孟加拉竞争的方式，可能使制造商更致力于追求纺纱与织造的机械化：孟加拉原就是个低工资经济体（或者至少是个低现金工资经济体），1757年后东印度公司更在该地施以愈来愈多的暴力行动，以将纺织品压到低于市场价的价格。[100]此外，这个例子还说明，与其分析整体“工业化”的发生缘由，不如研究个案，将重点放在相关产业的具体细节和当时业者对该项创新的认知上，重新思考该项发明的重要性，同时设法挑出关键的例子，来解释“欧洲优势的出现”这个更广大现象。
后人由于了解工业革命的进程，容易倾向于在欧洲两个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领域去寻找欧洲的优势，也就是纺织业和煤／蒸汽／铁复合体，尤其是后者。我们的确从中找到某些重要的欧洲优势，但往往却是在出人意表的地方。
在纺织业，中国人老早就拥有与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多绽纺纱机（Spinning Jenny，又译珍妮纺纱机）和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只在某个重要细节上不同的机器。[101]因此我们也很难说，西欧早在这些发明问世之前就已在这个领域的技术上大幅领先。我们也不能因为完成这两项发明所需的最后一步在事后来看似乎再简单不过，就以中国尚未走到这一步为依据，断定中国的技术创新已完全停摆。18世纪的欧洲技术，有许多几乎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发展出来，但这中间长长的空档并不表示技术“停滞不前”。[102]切记，如今看来浅显易懂的事物，过去往往绝非如此。
此外，英格兰在纺织业上的创新，本也很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注脚，而非重大的里程碑。当英国人首开先河地大幅改良棉纺作业时，棉制品在欧洲其实仍属次要织物；亚麻纺和毛纺的机械化，则花了更久的时间。而诚如第五章会看到的，在欧洲，不管是毛织物还是亚麻纤维的生产，其进一步成长都碰上了难以跨越的生态、社会难关。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棉花都来自海外，因而能取得的数量相当有限。事实上，新纺纱技术使原棉需求升高，从而造成棉价暴涨，若非美国南部开始大量种植棉花，这项技术的用处恐会大大降低。[103]
这一难题可以用更概括的方式来陈述。研究技术史的学者常会认为，一项突破会创造出“瓶颈”，进而促使人们致力于克服该难题，于是再促成另一项突破；织造技术的进步创造出加快纺纱速度的诱因，就是上述思维的一例。但要对付这类瓶颈，并不一定得要依赖技术上的变革。投入更多资源但在技法上却一成不变，则是同样常见的方式。而随着资源投入愈久，要找到技术性解决办法的诱因就愈弱（19世纪晚期大幅增加的煤矿工人就是个绝佳例子，当时各种工序使用的化石燃料暴增，煤矿业的生产力本身却没有多大改变）。[104]就纺织品机械化生产这个例子来说，棉花（和其他纤维）产量的增加，产生了需要更多土地和劳动力才能解决的瓶颈。
诚如在第五、第六章里会看到的，化解这一瓶颈所需的土地并不在欧洲（波兰、俄罗斯境内的绵羊饲养业的确成长，[105]但还是不敷所需，而棉花产量仍然极低），且用在这个瓶颈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黑奴：欧洲劳动力，仅用在航海、贸易、胁迫土著和制造用以换取非洲奴隶和棉花的物品上。诚如第六章会说明的，长远来看，这一投入劳动力以解决瓶颈的做法，其带给欧洲的好处远大于增加农业劳动力以提升国内纤维产量所带来的好处，即使增产纤维所需的土地不虞匮乏亦然（中国和日本都采取后一做法，以劳动力密集的方式从某些土地榨取更多食物和燃料，同时把某些林地和粮食作物用地改辟为纤维产地，但为此付出颇大的长期代价）。除了已格外清楚的棉花案例，其他几种种植业，以及人口对食物需求的日增，也制造出瓶颈，而且这些瓶颈最终同样是在未利用更多欧洲土地或把更多劳动力投在土地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认为，工业化是英国得以摆脱“每英亩产量低→食物昂贵→现金工资高→竞争力低”这个恶性循环的凭借之一，[106]但切记，光是工业化无法解决那个据称促成工业技术进步的难题，除非工业化也满足了产业和工人的农业需求。诚如后面会看到的，英国的每英亩产量在1750年至1850年间成长不大，因此那一解决办法得有能把大量额外土地投入使用的贸易伙伴参与才能奏效。
但更根本的是，棉纺织业生产力大增，很可能并未使社会彻底摆脱18世纪的生态限制。纺织业所需的纤维仍需要靠土地来生产，而马尔萨斯的生活四要素（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对土地的争夺，在18世纪欧洲的许多地方正愈演愈烈。只要食物和燃料价格的上涨快过工资[107]（如同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对纺织品的需求就难以无限期成长（即使纺织成本下跌亦然），而且新纺织技术在其他领域又看不出有何用处。生产棉纺织品的这些发展，很有可能只是强化乡村“手工业”既有成长所反映的过程（将会在第二章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包含人口加速增长、土地所受压力升高、劳动力密集程度变大和实质工资停滞，大概还有最终走上生态死胡同而非突破。
本书会在第五章更彻底地探讨西欧在18世纪所面临的严重生态压力。西欧在“漫长的16世纪”和18世纪（特别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经济成长，曾在短时间内导致森林遭大肆砍伐，使得西欧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木头供给量落得比人口稠密的中国还低，更比不上印度。砍伐森林还带来其他问题，来自法国和德国的考古证据显示，18世纪是史上土壤侵蚀最厉害的两个世纪之一；文献证据不只证实此说，还告诉我们另有几个区域的森林也遭到砍伐，而且那些区域都遭遇了大型沙尘暴、产量下跌等生态严重不堪负荷的迹象。[108]针对近代早期的土壤侵蚀的研究显示，这往往只是冰山一角。[109]18世纪晚期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欧洲季风”的异常天气模式，并以异常漫长的干旱和为期甚短但异常猛烈的降雨形式交替出现。这类降雨特别会侵蚀土壤，更对农作物的用处不大，尤其是因为欧洲人（与印度人不同）没有大规模灌溉系统来贮存、疏导雨水。造成此种异常气候期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因为树木会缓和局部地方降雨模式的季节性变化，所以这种气候期也较常在森林砍伐严重的区域出现。[110]如今具有这类“季风”气候的温带地区只有几个，森林砍伐严重的华北是其中之一[111]（华北的纬度也比欧洲北部低了许多，因而较接近热带压力系统）。
这些生态压力并未造成马尔萨斯式危机，也就是未使欧洲的生活水平陷入崩溃边缘，反倒导致某些地区人口增长与人均消费水平升高。但诚如后面会说明的，这些压力的确大大阻碍进一步成长。不过，在欧洲人口和人均消费都持续增长的19世纪，生态变数却稳定下来：西欧的森林覆盖率在1800年至1850年间稳定下来，终结了四百年的下滑趋势，甚至在整个19世纪期间，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地的森林覆盖率还有所增长；[112]土壤侵蚀程度降低，地力稳定乃至改善；所谓的“欧洲季风”消失，恢复较典型的降雨模式。[113]
于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工业革命的很大一部分成就，就在于避开各种成长必然提高土地需求的这个模式。除了某些例外（例如丹麦），这一成就并不是像埃丝特·博塞鲁普（Esther Boserup）所描述的那样，在保护地力之余也靠着大量额外劳动力来提升单位面积产量；19世纪晚期，每英亩投入的劳动力甚至大幅下降。但今日使资本以惊人的程度（尤其是通过使用合成肥料和制造从地里长不出来的合成物质）取代土地（和劳动力）的化学突破，乃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事。那么，欧洲如何能在不加重土地负荷的前提下，又能维持持续性的成长呢？
为了解欧洲是如何实现靠自身力量维持成长，得如里格利所主张的，寻找化解土地所受压力的外在发展。里格利强调煤炭的使用，说明若以同样土地面积能产生的能量来说，煤炭远远超过木头。[114]除了里格利的主张，我还要另外加上三个新发展：一、采用新世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使欧洲每英亩产生的热量来到历史新高的马铃薯；二、在生态理解和土地（尤其是森林）管理上有所改进，而诚如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所证明的，这些改进要大大归功于殖民地经验；三、借由将既有技能用于海外广大新领土来取得庞大资源。
在此先不谈第三点，这个新发展与技术的改变较无关系，会在第六章再予以重点探讨；眼下只用简单说明，新世界既带来土地密集型产品（棉花、糖及后来的谷物、木材、肉和羊毛），也带来鸟粪之类能恢复地力的产品。马铃薯、生态认识、煤，以及有助于这些因素变得如此重要的大环境，是技术史话的一部分而会于本章一并讨论。
马铃薯每英亩产出的热量，远远多于既有的欧洲作物。马铃薯在18世纪的中国和日本也得到种植，但几乎完全被当成高地作物，因为低地的稻米每英亩产量很高，已提供了大量食物。在谷物产量低了许多（不管是每英亩产量还是相对于种子的产量都是）的欧洲，马铃薯也征服了爱尔兰、比利时之类人口稠密区的低地（1791年时已取代佛兰德一地四成的谷类热量），[115]稍后更征服中欧、东欧许多地方的低地。
一如马铃薯的例子，技术进步是个较不为人知的因素：19世纪时，欧洲人开始把科学原则运用于森林保育，并逐渐理解保护树木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理查德·格罗夫已仔细探索过通往这项突破的路径。有趣的是，这一进步虽然要大大归功于欧洲科学的实地运用，包括牛顿力学对理解树木如何回收水再利用和影响当地气候贡献很大，某些在欧洲流行的观念却构成了阻碍：即使在19世纪初的欧洲，仍有许多医生和植物学家认为森林是致病“瘴气”的根源，建议将树木全部砍掉以维护公共卫生。[116]
从后见之明来看，欧洲人对生态认识的充实，似乎来得正是时候，并使西北欧得以及时稳定生态，[117]免于落入像地中海地区部分地方乃至华北一样的境地。而这一认识的充实，又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欧洲的海外帝国有关。首先，欧洲人是在热带岛屿上才得以观察到土地使用方式改变、气候（尤其是干燥气候）和土壤品质改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某种速度演变的，而且那样的演变速度使欧洲人得以解决靠理论探究无法解决的争辩。然后，欧洲人在印度境内新辟的殖民地（欧洲人的需求和产权改变使土地使用方式急剧转变之地）里，开始看出同样的关系变化也能影响一块大陆型陆块。此外，那些弄清楚这些关系的殖民地植物学家、外科医生和官员（往往一人身兼三角），也从华南和特别是南印度的习惯做法中学习如何管理生态系统，那些习惯做法往往比欧洲人自己的做法更先进（日本人的习惯做法或许还更高明，但当时好奇的外国人比较无缘见识到它们）。[118]最后，由于殖民地里较薄弱的产权、殖民地政权相对于当地业主较高的独立自主地位，英、法、荷的殖民地官员能有机会以在母国办不到的方式真正试行环境管制计划，其中有些还颇激进。这一来自海外的知识，在19世纪被带到欧洲（和美国）之后，立即成为森林管理和利用树木协助维护或改良可耕地之技术手册等方面的基础。[119]于是，帝国协助欧洲克服了其在农林业上的技术劣势（通过马铃薯、生态学和植物学上所受的许多重要影响[120]），提供了重要的外来知识，以及后面会探讨的外来资源。
不过，最后一个节省土地的重大技术转变，则毫无欧洲以外的因素参与其中。这个技术转变就是用煤量的增加（尤其是在英国），既取代了薪材，也使煤成为全新工序的基础。
早期的工业革命观往往把煤视为主角。得到类似程度之关注者，只有棉花、钢、铁和铁路，而其中除了棉花，其他几项都需倚赖煤。晚近的研究则倾向于贬低煤的重要性。例如有人指出，早期工厂用水力驱动者比用煤驱动者多，且英格兰的煤大部分是用于家庭取暖、炊煮这些单调乏味、谈不上什么创新的工作。里格利计算出，在1815年时，英格兰靠煤制造出的一年能量，要耗掉1500万英亩[*]的林地（较不保守的换算是2100万英亩）才抵得上，借此重申煤的主角地位。[121]然而，这个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并不容易看出。如果当年煤产量并未大增，英格兰并不会多耗掉那么多的木头（里格利也未说会如此），因为英格兰本就没有那么多额外的木头；我们也无法百分之百地说会有多少锻铁炉停用、多少玻璃减产，或多少家庭无法取暖。人们大概会以忍住寒冷、多买衣服和减产铁等方式来因应，而我们也无法笃定地说，没有了煤，某些工业的进展会完全停摆，更别提工业化会完全停摆。
不过，由于里格利与其他学者所提出的理由，重拾先前对煤的强调，还是有几分道理。以水为动力的工厂或许一度比以煤为动力者多，但水受到地理限制、无法转移到他处，而且往往在某些季节不可靠。此外，在各种化学、物理过程里（从酿酒到冶金到制造染料），水无法取代燃料燃烧，在大力促成分工的运输革命上亦然。在重要的制铁领域（从而在钢、铁路等领域里亦然），很难看出除了煤以外，还能找到什么替代品。的确，与先前某些说法相反，哈摩斯利（G. Hammersley）已证实1660年至1760年英格兰的冶铁工业并未萎缩，而且买得起的燃料大概也未到严重不足的程度：他估计，覆盖英格兰、威尔士2%陆地的森林已足供这期间英格兰制铁工业所需。[122]但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5%—10%。[123]因此，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英国境内以木炭烧出的生铁，最多也只会在大约87500吨到175000吨；但到了1820年，英国实际的铁产量已达40万吨。[124]撇开木头还有其他用途不说，把所有木头烧成木炭用以制铁并不可行。锻铁炉也得设在铁和（用以驱动风箱的）水力附近，而用来制铁的木炭运送距离无法超过10或12英里（可以的话不超过5英里）：火炉需要大块木炭，而木炭在运输距离远时往往碎成小块（乃至粉末）。[125]因此，哈摩斯利虽然证实18世纪60年代的铁生产未碰上“能源危机”，且更有凭有据地证实森林砍伐并未促成以煤制铁的突破性进展，但同样的数据也证明，制铁工业的进一步成长仍然离不开煤。
在英国，其他工业多半都比冶铁业更早采用以煤为基础的工序。[126]因此，这个工序的问世，当比蒸汽机推动煤产量大增一事还早上许多。这些创新并非煤与蒸汽机的勃兴所促成，但那并不表示其和那些产业的成长毫不相干。即使煤大部分用于家庭取暖，但如果可取得的煤较少，用于工业燃料的成本还是会昂贵许多。诚然，英格兰的实际木炭价格在1550年至1700年暴涨之后，似乎在1700年至1750年时稳定下来（但凡碰上木头、木炭价格都要审慎以对）。[127]在蒸汽机使人得以向更深处采矿之前，拜道路、运河兴建之赐，廉价的煤就已渐渐让更多的人可以入手；但诚如不久后会了解到的，这些渐进的改善，比起因蒸汽而得以实现的那些改善（特别是1750年后的改善），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不久后就会达到它们的极限。此外，即使有更多的煤投入生产，实际的木炭价格还是在1750年后再度上涨，这大概是铁产量增加所致。[128]太昂贵的燃料肯定妨碍许多产业扩产，可想而知也限制了创新。诚如后面会看到的，就连蒸汽机本身最初都太笨重、太耗燃料和太过危险，因而如果它的燃料要价高上许多，或是如果煤矿并非使用它的理想场所，冒险试用蒸汽机或许并不划算。本书在第五章会对森林砍伐（和欧陆的例子）有更多着墨；眼下只要先了解煤对英国的突破性进展有多不可或缺，特别是在铁、钢、蒸汽、动力和运输方面，就够了。
此外，便宜化石燃料最终减轻了土地供给有限所产生的压力（拜能量密集型肥料问世之赐，连农业里的这种压力也得到减轻），而虽说要在19世纪初期的煤业勃兴中找到所有能减轻这些压力的方式，会太过于目的论，但显而易见那是极重要的一步。煤所提供的能量，最终会大幅超越未来数十年剧增的人口，或使化学得以取代土地；而水车再怎么改良，水力终究不具有煤的这股潜力。因此，把开采和使用煤看成欧洲的技术优势，似乎还是颇有道理；这一优势纯土生土长、攸关欧洲19世纪的突破，而且（与纺织品不同）不靠取用海外资源就得以充分发展。
蒸汽机在此极为重要，它既是使用煤来驱动其他工序的机器，也是使采煤业本身得以大幅扩张的较高效能水泵的动力来源。弗林（M. W. Flinn）指出，人们曾使用过风、水、重力和马等各种方式来抽掉矿坑的水，但在该国大部分煤蕴藏所在的地下深处，这些做法全都没有多大用处。因此，若没有蒸汽机，“英国境内的矿业几乎不可能成长（到超越1700年的年产量水平），而且大概已开始出现收益下降的现象”。[129]结果，由于采矿用的蒸汽机数量变多而且效能更高，煤矿产量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反倒增长了约七成，从1750年到1830年又比1750年增长了将近四倍（也就是从1700年到1830年总共增长了约八倍）。[130]
在18世纪之前，世界许多地方已有类似蒸汽机的发明，只是它们始终被当成奇珍异物，没什么实用价值。[131]中国人老早就懂相关的基本科学原理（知道大气压力的存在），老早就掌握与瓦特的装置极类似的某种双动活塞／汽缸装置（作为中国“鼓风炉”的一部分），以及把转动变为直线运动，其精良程度并不逊色于20世纪前任何一种装置。尚待改良之处，就只剩用活塞来转动轮子，而非用轮子来推动活塞（在风箱里，活塞运动是为了送出热气，而非为了驱动轮子）。1671年，有位耶稣会士在紫禁城展示了可运行的蒸汽涡轮驱动车和蒸汽船的缩小版模型，而这个设计似乎同时参考了西方与中国的模型。[132]于是，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个最重要的工业革命技术本可能在欧洲境外也发展出来；那么我们就绝不能斩钉截铁地说，它在欧洲最早发展出来。我们虽无法完全解释欧洲，或更具体地说是英国，为何成为煤、蒸汽方面等一连串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的发生地，但我们却能找出某些理由。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类似，都存在着需要纾解本地木头供给吃紧情况的诱因，也存在着先进技术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而当我们拿两者相比，就会发现欧洲的优势之处主要是在整体的技术水平与地理上的偶发事件，而非在整体经济的市场效率上有什么优势（这种优势大概不存在）。
西欧在18世纪领先世界的重要技术，也就是英国独步世界的技术。采矿技术是其中之一，但像时钟制造、枪炮制造和航海仪器等其他技术，其重要性则非一目了然。
中国整体采矿业的历史，特别是采煤业的历史，有点令人费解。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煤蕴藏丰富，在华北拥有中国政治、经济和人口中心的漫长时期里，中国发展出庞大的煤铁复合体。事实上，根据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估计，1080年左右中国的铁产量大概比1700年俄罗斯以外欧洲的产量还要多。此外，这一煤铁复合体不只规模庞大，还十分先进：例如，中国的冶铁业者似乎已懂得制造和使用焦煤（精炼煤），而在其他地方还要再过数百年才会出现这东西。[133]然而，在1100年至1400年期间，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遭遇了多得令人咋舌的一连串天灾人祸打击：从（蒙古人和其他民族的）入侵和占领、内战，到严重的水灾（包括黄河一次大改道）和瘟疫等。12世纪攻打中原的女真人，往往要求宋朝交出京畿一部分手艺最精的工匠，作为（暂时）停止围城的代价，而我们并不清楚那些工匠有多少人返回。[134]到了1420年后，该区域局势开始恢复某种程度的稳定时，中国的人口中心、经济中心已转移到生态上较适于人居的南方，且这一改变从未逆转；15世纪时，华北许多地方人烟稀少，不得不仰赖朝廷主导的移民以充实人口。[135]
与过去的认知相反，如今我们知道中国的采铁和冶铁业的确有从蒙古入侵的破坏中复原。新的生产中心在广东、福建、云南和湖南出现，西北地区的产量也有某种程度的恢复。1600年时，总产量更达到历史新高，至少4.5万吨，生产技术上也有一些新进展。[136]黄启臣的专题论著虽然对燃料着墨不多，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元朝之后铁生产量的恢复情况。令人注意的是，他估计所有新生产中心的铁产量占了总产量的七成多，而且它们都离煤产地很远，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些铁大部分是用木头和木炭烧制成的。[137]至于17、18世纪的铁生产情况，我们仍然所知甚少，但这本专著（根据非常薄弱的证据）表示，这期间铁产量是下跌的。[138]如果真是如此（或者即使铁产量只是未能持续增长），元朝后生产中心转移而导致制铁不再依赖化石燃料一事，很可能贻害甚大。
至于更大范围的煤的生产和使用，仍有许多地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郝若贝认为，煤业始终未从蒙古人入侵和相关灾祸的打击中复原。也许此说有朝一日会和他针对铁业的类似说法一样受到严重质疑，但目前为此这尚未发生。即使后来查明煤产量的下跌没有他所认为的那么厉害，煤肯定也不再是中国经济最先进的行业。
我们不知道有关中国煤矿开采与使用方面的知识，在12世纪至14世纪间的天灾人祸里失传了多少。失传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晚至19世纪的中国和欧洲，知识的传授往往仍是通过师徒间的口授而非形诸文字的记录。而随着中国大部分煤矿床所在的区域变得停滞落后、远离主要市场，并且无法与其他行业的工匠有相辅相成的互动，有多少知识被束之高阁或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不得而知。采煤业在中国依然重要，但它再也不是一门先进的行业；几种节省燃料的创新发明（包括在炒菜锅里拌炒而非在较重的容器里煮食）反倒变得愈来愈重要。
18世纪的长江下游是当时中国最富裕和森林砍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该地区通过河路、海路贸易买得了木头和作为肥料的豆饼，进而扩大其原料供给（有了豆饼当肥料，人得以把原本得丢回田里增加地力的禾草和作物残余物当燃料烧）。长江下游的人借助贸易纾解了燃料吃紧，但并未因此就不尝试使用化石燃料（这两种做法在其他地方同时存在，在长江下游很可能也是如此，只是未在文献里留下许多痕迹），只不过长江下游的工匠和企业家恐怕也不会因此又对煤寄予大量关注，因为不管是在长江下游，还是在长江下游商人经常贸易的地方，煤产量都很少。华南9省蕴藏的煤，只占当时中国煤蕴藏量的1.8%，华东11省则占8%；相对的，西北省份中的山西加上内蒙古就占了61.4%。[139]在华南几个地方和华北的北京的商贸腹地，的确有一些煤矿在开采，[140]但它们大部分规模小，地理位置不佳，无法利用中国最富裕且最渴求燃料的长江下游市场来快速发展。它们也受阻于官方政策的不一致，时不时受到干扰。[141]几个最大的煤矿床都位于西北，这在理论上证明投注巨资于生产和运输改良是顺理成章的。
事后来看，如果能把那些西北煤矿床与长江三角洲联结起来，似乎会有非常大的收益，大到让人觉得应有人曾努力促成此事。但我们并不清楚如果此事成真，会出现什么情况；今天的我们已知道煤的用处，因此能想象这类计划的收益会有多大，但在当时，其中大部分收益乃是事前看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由于西北的煤矿业普遍落后，煤矿主不大可能知道其他地方那些可用来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技术发展动态，而且也没什么机会遇到在制作时钟之类专业奢侈品上拥有一身高明手艺的工匠。这类工匠的确存在，而且他们的手艺，甚至他们的人数，似乎不输西方这类工匠多少，但他们几乎都在长江三角洲或东南沿海，当地人的确很想入手时钟和设计精巧的机械玩具。[142]即使西北地区的煤矿主已懂得如何改良采矿技术，他们也没理由认为开采较多的煤会使他们能拿下大上许多的市场，因为无法克服的运输难题，他们的矿场仍无法与中国大城市里有钱但欠缺燃料的燃料用户搭上线。[143]
江苏北部的徐州与宿县（今安徽宿州）的煤矿，由于距大运河不太远，或许是长江三角洲所可能利用的少数矿场里地理位置最佳者；但即使是徐州矿场，在清朝要把煤运抵同样也是大运河港口的县城时，煤价成本就涨了一倍。[144]一如更北边的煤矿，这些煤矿在宋朝时属于某个盐铁生产重镇的重工业复合体，在经历12世纪至14世纪的一连串灾祸之后，似乎一直未能完全复原。到了18世纪时，朝廷为了缓和长江三角洲的燃料短缺，决定鼓励此区域的煤业，同时也选择发放开采执照给贫穷和失业之人；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都只能挖掘规模较小、深度较浅的煤矿。[145]即使是资本较雄厚的矿场，似乎都不大可能实现要把中国的能源、运输和金属产业改头换面所需的重大突破，而在中国，更只有很少数的地方，其所产的煤比较容易被主要市场和熟练工匠的集中地取用，而光凭这类小型业者所掌管的几间小矿场，也几乎不可能提升这类突破的实现概率。
最后，对中国煤矿主，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煤矿主来说，其所面临的最大技术难题基本上不同于英格兰的同行。英格兰的矿坑时常积水，因此需要强而有力的泵将水抽出。中国的煤矿场较无积水的问题，反而时时受苦于太干燥而导致自燃的隐患，这也是《天工开物》（这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手册）的编纂者宋应星最念念不忘的困扰。尽管这个隐患始终未彻底解决，但至少有一位当时的矿业史家宣称《天工开物》中描述的解决方法非常老练。[146]但即使存在较有效的通风方法来减轻这个困扰，或者矿工不惜为了对煤的强烈需求而冒高度危险入坑采矿，通风技术还是无法像英国的蒸汽机那样，既抽出煤矿里的积水，也有助于解决煤（和各种物品）的运输困扰。因此，尽管“中国”（当成一个抽象整体）的技术、资源和经济条件，在催生煤／蒸汽革命上，未必逊色于整个“欧洲”，但中国境内天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使得这类革命发生的概率低了许多。
相较之下，欧洲前几大煤矿床，好几个都位于前景好上许多的区域：英国。这使它们靠近完善的水路运输、邻近欧洲商业活力最强劲的经济体，同时其他区域里有着许多技术熟练的工匠，而且距离一个在1600年或甚至更早就遇上木柴严重短缺问题的社会不远；而木柴的严重短缺，使解决煤的取得和使用问题更加刻不容缓。[147]哪怕木材和以木材为基础的产品可以走海路输入英国，但其成本将比浮江河而下的原木贵上许多（长江三角洲所需的木材就来自这类原木），并使人更加想使用（并更加了解）较易取得的煤。事实上，从1500年起，英格兰境内对煤的需求，大部分是为了家庭取暖；之所以使用煤，是因为便宜，尽管会有带来浓烟这个严重缺点。[148]从酿酒到玻璃制造再到制铁的各种产业，都受不了浓烟所带来的污染，直到18世纪一连串新发明问世解决此问题，情况才改观。[149]
许多如何采煤、用煤的知识，都是靠工匠积累下来的，而且直到19世纪都未以文字记录下来。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就指出，18世纪期间，以英语写下的采煤、用煤知识，远比用法语写下者少，原因就在于，英格兰境内需要了解个中奥妙的人（工匠）是以口授方式传递这一知识。哈里斯证实，法国人曾想模仿几种不同的用煤工序，结果即使能复制出设备，却还是功败垂成，因为要生产这类设备，需要非常详细的知识和透过经验取得的分毫不差的时机拿捏，而且有时一次犯错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金钱损失。以耐热坩埚为例，火烧的时间、摆在火上的角度和在不同时候该呈现什么样貌，这些重要的细节全都深植于烧煤炉操作者脑中，且完全不同于习惯使用烧柴炉者所经历的过程。因此，来自某个传统的工匠，碰上来自另一个传统的工匠，甚至会不晓得什么是需要向对方说明的。[150]直到一批批英格兰工人被带到法国（大部分在1830年后），必要的知识才有效转移过来。
于是我们知道，专业技术是欧洲煤业发展获得突破所不可或缺的，但那一专业技术的问世有赖于漫长的经验（和一路上的许多失败），以及便宜且大量供给的煤。这个经验的获得，得拜技艺高超的工匠、有需求的消费者与煤矿本身这三个因素得以集中于一地又彼此邻近之赐。若没有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利，发展专业技术这件事就很可能只会限于前景有限的领域（例如使用与改良烧柴炉这个领域），而无法走上那条最终会利用庞大新能源的道路。中国的情况，也就是长江三角洲距煤矿床比巴黎盆地距煤矿床要远上许多一事，更加突显英格兰享有这一地利的幸运。
比起挖地道采煤方面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或是懂得如何使烧煤的浓烟不致污染啤酒、玻璃和铁，蒸汽机的问世反映了更为重大的突破。我们已经知道，英国（何其有幸地）碰上的采煤困扰是必须抽出矿坑里的积水，而非防止矿坑因过度干燥而爆炸，并从中催生出具有其他许多重要用途的蒸汽机。但蒸汽机本身并非凭空冒出，在这一点上，地点又是攸关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蒸汽机能发挥效用，同样有赖于多种工匠精益求精的改良，其中有些来自叫人意想不到的行业。诚如莫基尔所说，欧洲在18世纪时的技术优势，就和英国在欧洲拥有的技术优势一样，其实并不在于工具或机器，而在仪器，即钟表、单筒望远镜和眼镜等。这些精巧小器物虽是具有某种用途的生产资料（主要用在远洋航行上），[151]但它们的主要用途还是为有钱人（尤其是城市有钱人）提供便利。[152]不过，正是仪器制造（某种程度上是枪炮制造）上的精准钻孔、口径测定等技术上的转移，才使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制造的史上第一台蒸汽机能顺利运作，后来也使瓦特得以改良蒸汽机，把蒸汽机的效率提升三倍。[153]在经过两百多年的渐进改良后，蒸汽机已比上述任何一部原型机安全许多，在燃料使用上更有效率[154]，体积也更小了。然而，未经历过这段改良过程的我们，往往以为即使是最简陋的蒸汽机，都会因为潜力一眼就可看出而被人迅速采用；但这根本是事后诸葛，当时并非如此。由于这些机器的成本、笨重和其他问题，是以在纽科门的第一台蒸汽机问世后的八十八年里（1712—1800），即使受惠于武器、仪器的精准工具制造技术，也只有2500台蒸汽机问世；[155]其他产业和发明者大部分把宝押在经过改良的水车上。事实上，冯·通塞尔曼（G. N. von Tunzelmann）便指出，由蒸汽驱动的纺织机，其每单位动力的能量成本，一直要到1830年后才剧降，因此在那之前，（在可取得水的地方）水车仍是蒸汽机的强劲对手。[156]
只有在煤田里（1800年时有1000台蒸汽机在该场所使用），蒸汽机的长处才特别突显，从而使它们得以迅速普及，并在短短几十年间就使整个产业改头换面。[157]因为在煤矿场，蒸汽机的庞然笨重并不碍事，蒸汽机耗煤量大的限制也不构成问题（这一成本只有在远离矿场时才剧增）。事实上，矿井口蒸汽机往往使用较劣质的“煤屑”，而这些煤屑很不值钱，若运到他地供人使用大概不划算，因而用它们来运作蒸汽机，形同免费。[158]若非得益于附近其他领域的工匠转移技术而得到一部分递增的优势，若非运用到附近的煤田而得以在实践中学习，若非煤本身的低廉成本，蒸汽机在当时很可能让人觉得不值得推广。
工匠、企业家和科学知识的提供者，这三者之间原本存有社会隔阂，然而拜雅各布所谓的“科学文化”之赐，这一隔阂得到弥合。欧洲在这点上可能大占上风，但还需更多研究才能确认。即使如此，假设当初欧洲的煤矿和其机械技能人才汇集地之间的地理距离过远，或是假设当初中国只有一小段距离要弥合，那么不管在欧洲还是中国，结果都有可能大不相同。综观中国更早期的煤／铁复合体的历史，亦间接表明了这样的论断。
欧洲技术创新上的突飞猛进，肯定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这话本身其实是种同义反复），但在把这技术创新说成远非18世纪其他社会所能匹敌之前，或在把它说成欧洲后来称雄世界的唯一原因之前，我们应谨记英国的煤和蒸汽机之所以能引领工业化，其实要大大归功于它们两者地理相近和同时并存的这些偶然因素。事后来看，如果说欧洲赌对了马，那么使欧洲赢得赌注的因素似乎得归功于偶然条件，具体点来说，与英格兰的条件（大部分是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光从欧洲在科学、技术和哲学上的倾向去解释工业革命，似乎无法尽诠其原委；而所谓两地在经济制度与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差异，似乎大部分也无关紧要。最后，诚如在后面几章会理解到的，若非其他特定的资源难题也得到解决（这大半要归功于欧洲征服世界其他地方），这一能源上的突破性发展本有可能被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速增长给吃掉。煤和殖民地使欧洲得以减轻来自资源的制约，但若单靠其中一项，作用都会大大逊色；若非两者皆有，光靠欧洲的其他创新，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土地有限但人均增长还是无限持续的新世界。
[*]本书多采用英制单位，换算为公制单位多有不便。在此附上大致换算关系（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供读者参考：1英尺=0.30米；1英里=1.61千米；1码=0.91米；1英亩=4046.86平方米=0.40公顷；1平方码=0.84平方米；1立方英尺=0.03立方米；1000板英尺=2.36立方米；1磅=0.45千克；1盎司=28.35克；1吨=1公吨=1000千克=0.99英吨；1蒲式耳=36.37升。此外，书中涉及中国时也使用一些旧单位，部分换算如下：1石=10斗=100升；1亩=0.07公顷=0.16英亩。——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