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看清士大夫
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这条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反对派们欢声雷动。
努力终于有了效果，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截止到这里，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
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这事儿就是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是别忙，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法令，都要有一个过程要走。那就是所谓的法定程序，得由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下令，由翰林学士们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臣额手称庆之时，有一个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的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赵抃，前面说过的在政事堂里拿王安石开涮的那位副宰相。他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实在是不大合适，因为面子问题。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他现在还在京城，从官场以往惯例来看，他是注定了要在近期就辞职出京的。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位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
两个宰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是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买卖，你怎么能突然间变卦呢？可不管两位宰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本来嘛，仁人志士是不同于某些泥腿子的。记不记得孔夫子的贤徒子路是怎么死的？就连在激烈的肉搏厮杀中，都要把被打歪的帽子扶正了，哪怕因此而被杀死，那也是正义的、华丽的、符合道德情理的死法。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过了十天。事后想来，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想想也是，一来圣旨有了，这是最高指示；二来宰相们都是自己人，尤其是从前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的曾公亮、陈升之，他们俩比赵抃还要急，可以说是同心同德，铁板一块。于是就尽管无所顾忌地拖吧。直到十天之后……这十天在宋史里的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北宋的命运，让宋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之紧紧相连。十天之后，神宗皇帝突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及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许多人，指的是宦官。而宦官在神宗朝里的地位，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宦官受派出京调研。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宦官即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这两个宦官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到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他的名字叫李定。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管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神宗闻之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新法的正确性。李定也因此被定性为奸邪，是他附和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个“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收没管。可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事后找碴儿报复，工作上找不到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假设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遑论他那种级别的官员。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了真相。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宦官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两个宦官有名有姓，神宗也亲口承认了。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这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义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第三点，李定进京。这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是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时进京的，可青苗法出台已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年底前赶上变法的大辩论，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坐京广线、京沪线这样的现代动车才能完成。何况宋神宗只要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他是王安石的嫡系，为这么一个与王安石有重大关联的小人物而更改重大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百分之百支持新法的砝码。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强国梦。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了新法，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到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宋神宗一直在犹豫中，这不是说他的性格软弱，其实是心高志大的人的通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轻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一百多年以来的既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十天之内，他另做了一件事——拆王安石的台。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他提拔到了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一方面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他也非常留恋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位置，因为那可是参与拟旨的重要岗位。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已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休。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公。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搭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他说：“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分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时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明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长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文彦博。
文彦博，字宽夫，生于公元1006年，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考中进士。他成名于北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一月的贝州造反事件。
叛乱首领叫王则，北宋正规军出身，他注释《五龙经》《滴泪经》等“佛经”，辅以故弄玄虚的图谶，宣扬“释迦佛衰，弥勒佛持世”的末世言论，蛊惑人心，发展信众。十一月二十八日叛乱爆发，贝州陷落，王则自称东平郡王，定国号安阳，年号得胜。贝州城里十二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刺字——“义军破赵得胜”。王则造反叛乱，与赵宋王朝公开分庭抗礼。
宋廷调集十万禁军进讨，使用了各种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攻城技术、器械，都没能破城。王则是正规军出身，禁军的方法他都清楚。
三十天之后，宋廷派文彦博出战。文彦博下令，在闰正月初一的晚上猛攻北城，同时精选了两百名士兵，钻进了南城墙底下。开战之后，王则等人在北城杀得热火朝天，南城门突然杀声四起，顷刻陷落，官兵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王则一看，大势不好，居然祭出了一千三百年前的田单火牛阵。他命令把城里的牛都集中起来，牛头冲南，泼油，点火，放缰绳。
一名宋军的士兵在大群火牛面前举起了标枪，一枪扔过去，正中头牛的鼻子。顿时一片混乱，牛群掉头就冲向了王则。
贝州叛乱被这群火牛平定，王则等叛乱首领被抓，押送开封斩首。文彦博以战功升任宰相。
如何应对战争环境，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和勇，有时不乏应急反应的成分；和平年代深思熟虑的所作所为才能更准确地看出一个人的做事风格。平定贝州叛乱之前，文彦博是四川成都的知府，他非常及时地控制住了灾年失控的米价。可他生活作风却出了问题，“宴饮狎妓”，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有点腐败。弹章捅到了仁宗那里，仁宗派了御史何圣从去成都调查。
何御史秘密出发，没有张扬，一路低调速行，不久就到了汉州（今四川广汉），眼看着再走四十里就到成都了。事也凑巧，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何御史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张少愚。故交旧雨，他乡路遇，不吃不喝不叙叙旧不像话。京城钦差饮宴没有美女歌舞佐酒，岂能尽兴。别看汉州不大，营妓有的是，一叫一大排。营妓是官妓的一种，隶属官府或军队。官场有应酬，可叫来伺候，陪吃陪喝跳跳舞没毛病，陪睡就得受处分，谁睡处分谁。营妓里有个长相出众的可人，舞跳得也专业。何圣从喝得有点儿高，就叫到自己身边陪酒，亲切地询问该营妓的姓名。营妓说姓杨，何御史认为不好，何御史是个文化人，他联想到的是韩翃与一个姓柳的妓女的风流韵事。“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时，亦应攀折他人手。”何御史对杨女士说，你不如就叫杨台柳吧。张少愚是善解人意的妙人，立马扯下杨台柳的丝帛罗帕，提笔就赋诗一首：“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真真是勾兑作阀的好诗，郎情妾意，怎能不再唱出来呢？杨台柳一曲歌罢，何御史色心大炽，再也把持不住，就势把杨台柳“攀折”在手。
第二天，何御史正气凛然地来到成都，决心抓住文彦博歪风邪气的小辫子，给大宋官场整整风。
何御史远道而来，文知府摆宴接风。莺歌燕语，席间少不了舞女助兴。这位御史板起一张铁脸不动声色地听着、看着，就等着一会儿文彦博跪倒认罪，真诚忏悔。却不料下一瞬间，他突然间呆若木鸡，愣在当场。
一个美女款款登场，红牙檀板，边舞边唱：“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东风万万条。”人是杨台柳，词是张少愚，唱曲的唱曲，劝酒的劝酒，歌醉酒醺，成都的套路深。
第二天，何御史就返回了开封，向皇帝“如实”汇报，文彦博是位品正貌端的好官员，是朝廷最需要的完美型人才。
“品正貌端”的文彦博注定了会给变法派留下深刻记忆。
搞定上述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又迎来了暴风骤雨一样的打击。这些打击来自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无过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是与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执政理念非常合拍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错了。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明确、最经典的一个观点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熄。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做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句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相对于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的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启动时，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
简短地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宰相曾公亮也以年老为由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那么，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孤立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做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相同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王安石不见得不懂这些，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散布负面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职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
新法的推行终于又微微启动了。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要的新法，在这时才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宰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这个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注》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可是有两个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守着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大道理”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国家，除了辽国之外，都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们仍能把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只为了“睦邻友好”。
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环境，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顿。理智的做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所以必须尽快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性胜利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举措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决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象且从来没有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统一思想，大家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颁布以增长国库收入、改善王朝经济环境为内容的法令，还有另一件事要亟待解决，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趁火打劫的局面，又该怎么办呢？
王安石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十家结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长、大保长、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颁布的内容，关于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眼就能看清楚。第一，一些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与自家利益息息相关，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地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器装备由朝廷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战斗力自然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根本目的。缩减军费开支，裁撤冗兵冗员，而又能让国防更稳固，国内治安更太平，唯有保甲法。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了。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自从保甲法实行以后，其成效立竿见影地显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也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他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他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官府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如粮米、绢缎之类。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哪有那么多的官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得押运这些物资，驾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的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更远的兄弟，想想来回得走多远的路、受多大的苦。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该衙前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他在本地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暇，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困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剔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高的中奖率，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一百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这样生活的。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他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其他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画面描绘的是城中办税地点外地来京运送货物的旅客交税的情景。
长达百年，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因为它一直有钱。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简单地说，免役法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招募想当差的人。
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象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能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是不是有点眼熟呢？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作“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百分之二十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作“免役宽剩钱”。
这些改革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一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安心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和我们有一样的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并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创造者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如果这样，你苏辙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人生？
再看大苏。他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沧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胄大国的太平盛况……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受尽折磨，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腔号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结果成效，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文彦博，终于走上了前台。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文彦博变得温和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地增长。在以后，神宗年轻的心灵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司马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好像要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文彦博用非常温馨的家常式聊天，以一个花甲老人的口吻劝二十四岁的神宗说：“祖宗法令俱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您是皇帝，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旋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天下！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处封建体制内，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各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身处国家的兴亡两端的皇帝和百姓，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的，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