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
文学中诗与史的互动与影响（代前言）
中古文学中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微妙、错综复杂。诗、史互见的情况较为普遍，诗歌中常常出现历史叙述或历史典故，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高度压缩到语言精练的诗歌中去，比如咏史诗和怀古诗；同时，历史和叙事文学中不时引诗、赋诗。这些诗歌在叙事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丰富了叙事方法和手段。例如，《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本事诗》中均征引了为数可观的诗歌。另外，诗歌、历史二者水乳交融，有时彼此依赖，很难分开，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厚重感。比如，杜甫的诗歌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可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失载。鉴于诗歌和历史之间的重要互动关系，本书邀请中外学者就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展开论述，写作论文。本书以论文所反映内容的内在联系而分列为六个小的主题，每个主题之下的文章大致以其所反映内容的时代先后排序。现将各篇文章按所述主题分类介绍如下：
学术史中的诗歌
汪春泓和范子烨教授的两篇论文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分别考察曹丕、曹植与陶渊明诗歌的特点。在《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一文中，汪教授探讨的是建安时期曹氏兄弟的文学创作。他首先分析了王夫之《姜斋诗话》对二人诗歌的评点，提出自己论文的研究思路：“比较曹丕、曹植诗歌的价值、地位及影响，绝不可意气用事，对今人而言，必须从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角度，更加冷静地来审视二者的歧异，方可最终找到实事求是的答案。”为此，作者将对曹丕和曹植的比较置于汉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与叙述体系中，广征博引，对二者诗歌的特点条分缕析：“曹植坚守诗学传统，其诗以‘言志’为主，兼顾‘抒情’，体现以志率情之特征”，而“曹丕诗以情掩志，缘情婉丽，开齐梁绮靡之先声”。汪教授对曹丕、曹植诗歌特点的论断是建立在坚实的文献阅读与诠释的基础之上的。汪教授从《毛诗大序》中分析出诗歌具有“言志”与“抒情”两大功用，而曹丕、曹植之诗正是这二者的杰出代表。二人不同的性格对其诗歌写作与诗风的形成也有所影响。具体来说，“在情感处理上，曹丕比较人性化、世俗化，且表露自然，细腻体贴，不喜宏大叙事；而曹植则相反，他将天然感情儒家教义化，化情为志”。汪教授通过列举曹植与曹丕的多篇作品来探讨二人之诗“言志”与“缘情”的特点及其成因。
范子烨教授的《颍水之思与真儒之道：陶渊明〈示周掾祖谢〉诗解》一文，如题所示从政治、佛教与儒学的多重文化角度细读陶渊明的《示周掾祖谢》。从政治上讲，在该诗中，“陶公故意使用了障眼法以遮蔽某些当权者的视线，同时暗寓对刘宋鹰犬的讥刺和鄙薄，作品绵里藏针，但不掩其锋芒”。从佛教史角度讲，周续之是高僧慧远的得意门生，为了提高庐山佛教的地位，二人在官场与佛教的关系上处理得游刃有余。这与陶渊明的立场颇为不同，通过创作这首诗歌，陶渊明调侃了周续之等人讲《礼记》的行为。从儒学的发展方面来看，范宁是慧远和周续之在儒学方面的老师。范宣、范宁的“二范之风”影响深远，二范提倡“知行合一，自爱爱人”，治学上提倡“儒玄双修”“敢于破立”。这些都使周续之等人的行为相形见绌。范教授从政治史、佛教史与儒学史等方面对这首诗歌进行文本细读，认为“陶渊明对宋初朝廷政治的本质，对远公及其弟子与刘宋朝廷的微妙关系，对远公寄托的遥深的文化动机，都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所以，诗中那亲切幽默，貌似平淡的话语，是对周续之等人直接的调侃，是对其业师慧远间接的讥讽，也是对最高统治者虚伪、欺诈的政治权术的揭露，更是对‘二范’知行合一、自爱爱人的精神的肯定”。范教授精彩的见解增加了我们对陶渊明《示周掾祖谢》诗理解的深度和厚度。
历史阅读与诗歌创作
卞东波教授和我的论文侧重探讨历史阅读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的论文《历史记忆与左思〈咏史〉》从诗与史互动的角度，深入历史典籍、左思《咏史》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后代的接受来诠释左思《咏史》组诗中的数首。左思《咏史》具有载史、抒情的功用。此外，他还希望通过诗歌来补偿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为天下寒士扼腕叹息，以期他们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诗歌接触到他的“诗学自我”。另外，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左思通过诗歌建立起自己与所吟咏的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后世读者缅怀杰出历史人物的同时将自己的声名流传下去，达到文学上的自我经典化与不朽。左思在“接受”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善于截取人物故事的片段，通过文学化手段加以放大，从而使人物更加形象化、直观化，使其塑造的人物影响深远，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历史典籍对该人物的刻画。在选取历史人物时，左思尤其喜欢选择故事性较强的人物，饱经世故且经历坎坷，左思通过以道家为主导的思想来解读历史人物的高尚情操和伟岸人格。他崇尚的是挑战既有传统与标准的历史人物，在众多高节中，左思认可功成身退，既能建功立业，又能明哲保身。他所选取的历史人物也体现了他的人生追求与理想。
卞东波教授的《诗与杂传：陶渊明与魏晋〈高士传〉》一文探讨的是杂传对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影响。具体而言，卞教授以魏晋时期的《高士传》为出发点，探讨陶渊明阅读“杂传”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也与近期西方学界探讨文人阅读与创作之关系这一学术热点相呼应。卞教授首先追述了隐逸观念的演变，考察了六朝时期对隐士的多种称谓与魏晋时期的多种《高士传》及其共同侧重点。在此基础上，他聚焦皇甫谧的《高士传》所体现的隐逸特点：“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知足常乐，安贫乐道；遁世遗名，文以艺业。”这些特点正体现了儒道的融合。文章接着探讨了皇甫谧《高士传》对陶渊明创作《五柳先生传》的影响以及《五柳先生传》对皇甫谧《高士传》的开拓。卞教授认为：“《五柳先生传》不仅是一篇‘情寓虚构’的作品，也不仅仅与前代或当代的文献有‘互文性’关系，其实质应该就是陶渊明撰写的一篇‘高士传’。”但是与传统的《高士传》所塑造的人物相比，卞文认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更具“人间性”和“魏晋风”。同时，这篇文章也探讨了《读史述九章·鲁二儒》如何受皇甫谧《高士传》的影响来刻画人物，陶渊明的这种阅读体验使其对《史记》相关部分进行了改编。另外，陶渊明《咏贫士》其六塑造的张仲蔚形象也依据皇甫谧《高士传》而深挖其特点，尤其注重的是自己和张仲蔚之间的关联。陶渊明的“主体性投入”使得张仲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卞教授通过对陶渊明的诗歌与《高士传》内容的互文性分析，认为：“‘诗’具有强大的‘改写/编’功能，‘史’在‘诗’的介入下丧失了‘客观’的向度，但经过诗人的熨烫，反而具有了人性的温度。”这一观点十分精辟地总结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诗歌与历史叙事的关联
钱南秀和郝稷教授的论文侧重探讨诗歌与历史叙事的互动。钱教授的《诗意与人格：浅论〈世说新语〉之诗赋应用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一文探讨了《世说新语》中的诗赋及其在历史叙事中的表现功能。《世说新语》虽然常被看作“小说”，然而其多有所本，宜乎视其体为史传别裁。在《世说新语》中，诗歌常常出现，对于塑造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钱教授先是介绍了“人伦鉴识”及其对《世说新语》中出现的诗歌的影响，认为：“（《世说新语》）所引诗行俪句，或旧制，或新创，或由人物自吟以昭示才具、表述情思，或由他人歌咏以描述某人品格。作者更运用大量诗体语言，拢括自然意象以品鉴人物。”《世说新语》所引用诗歌常常是自述，并与“争竞模式”配用。钱教授以曹植的《七步诗》、王敦引曹操《龟虽寿》、王胡之引《楚辞》、桓温和司马昱同引《诗经》等实例来诠释其论点。另外，作者论述了《世说新语》中用山水描述以表达言说者对于所评价人物的观点。钱教授将山水与所塑造人物的关系列为三类：“人景比附”“以景托人”“以景代人”，并举实例说明。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山水描述与人物塑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受道家齐物论思想的影响。山水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品格，拟人化的山水促成了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随着《世说新语》的流传，这种通过诗赋，以山水拟人来塑造人物的写法影响深远，从而也奠定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
郝稷教授的论文《从宋代的集句诗和集杜诗看诗与史的关系》也是探讨诗歌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侧重诗歌与“本事”的联系。他考察了宋代的集句诗和集杜诗。虽然集句诗是从以前诗人的作品中选取出来的，但是组成的新诗与诗人的创作背景有着很强的关联，因此也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其本事也不断被发掘与解读。宋代的集句诗侧重日常琐事，并带有调侃意味，这与“诗言志”的诗歌生成论相悖，有时成为语言游戏而造成与“本事”的脱离。在勾勒出宋代集句诗整体风貌的前提下，郝教授集中探讨了集杜诗。在选取杜甫诗歌的成句以创作新诗的过程中，集杜诗尽量做到符合本人身份，并创造出某种新意，同时逐渐形塑出一个更具理想化的诗学杜甫的形象。如南宋的文天祥通过集杜诗既体现了他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与解读，又结合了自己被俘后产生的与杜甫相近的情感，这正好表现和展示了他当下的心情。这样诗与史（本事）的关系得以建立。通过分析宋代集句诗、集杜诗及其与本事的关联与疏离，作者认为：“宋人所进行的集句诗和集杜诗实践与其利用前人诗学遗产并对抗由此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具有一定关联，同时也体现了宋诗尚意的特点，成为宋人构建自我诗歌身份的一种手段。宋人通过集杜诗的形式参与构建‘诗歌意义上的杜甫’，释放了杜诗中蕴含的潜在可能性，进而形成了既尊杜又以此与杜甫相抗衡的局面。”这样集句诗和集杜诗与本事的复杂关系也就进一步得到发掘和诠释，无疑方便了读者的理解。
文学史脉络中的诗歌
陈特博士和杨晓山教授的论文侧重探讨诗歌与文学史的关系，也就是在文学史、编年史的脉络中去理解诗歌以及诗人地位的变动。陈博士的论文《陶渊明的文体选择及其文学史“位置”》从陶渊明文体的选择来考察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在众多六朝的文人中，陶渊明的作品算是存留比较完整的。作者认为陶渊明的现存赋作较少，《感士不遇赋》和《闲情赋》等作品是“向前人致敬的接续传统之作，其中必有模拟成分”。与其赋作相比，陶渊明诗歌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他的“行迹与交游”“读书、思考历程”“渊明与诗歌传统之关系”“生活情趣与日常嗜好”。凭借其诗歌的广度和深度，陶渊明的诗歌特点逐渐被后人所阐发，陶渊明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除了诗赋以外，陶渊明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可谓影响后世的名篇，例如，这些作品在后代古文运动中被高度重视。综合对陶渊明赋、诗、文的分析，陈博士认为：“陶渊明以摒弃辞赋、重在诗歌、旁涉散文的创作状态选择了一条‘孤明先发’的文学道路。伟大也要有人懂，渊明‘迥异时流’的文体选择铸就了他的卓绝，也掩盖了他的光彩。不妨认为，陶渊明在后世的文学史位置，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他的文体选择决定的。”陈博士从陶渊明的文体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角度探讨了其得以成为文学大家的原因。
杨晓山教授的《论宋代的晚期风格理论》一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对晚期风格的认识来研究宋代的诗歌发展。宋代的晚期风格论与杜甫的作品在宋代的经典化息息相关。杨教授指出杜甫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关于杜甫作品的编辑、修订、结集、编年等文献活动也随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年谱的编纂符合“知人论世”的诗教传统，录其“本事”；另外，编纂年谱也方便考察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作风格的变化及其内在关系，以期更深入地研究作家作品。在宋代诗坛上，“老而工诗”这一观念影响深远，因而对具有“老年风格”的诗人倍加推崇。在考察了宋代诗人晚期风格的基础上，杨教授通过跨文化的对比与思考进一步阐发了晚期风格在中西不同文化中的运用。首先，晚期风格在中国传统中有其“历史性”与“局限性”。在中国，文人常常将晚期风格与“江郎才尽”并列思考，而在西方，晚期风格以十九世纪为界，此前与中国传统观念类似，此后晚期风格被视为“天才的印证”。另外，晚期风格在西方不仅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和文化形式，而在中国宋代，晚期风格局限于主要作家，在体裁上也只适用于诗歌和散文。在诠释晚期风格形成和文风变化的因素时，宋代作家大多从年龄、阅历、文学修养等方面来解读，而西方的传统大多从“天才论”，艺术家“创伤性的经验”和“死亡意识”等方面来阐发。杨教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阐释中西方对晚期风格的理解，这对研究宋代诗歌的发展大有裨益。
文化史视域下的诗赋
王平和汪习波教授的论文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谢灵运与庾信的诗赋。王教授的论文《风流遗物谢康乐：山水、山居、地理书写抑或是政治表述》将谢灵运的诗歌放置在文化史中，通过梳理和重新认识“山水”来诠释谢灵运的诗歌及其文化认同。文章首先梳理了目前海内外山水诗的研究，接着王教授指出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自然”的含义是不同的：一是大自然，一是自然而然。谢灵运被誉为山水诗人，然而其在作品中多用山川而非山水，那么山水在六朝指的是什么？王教授通过列举六朝时期的语料，比如《晋书》《宋书》《南史》等，认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中的山水是“一种话语方式，用来指向和表达一系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包括但并不限于：在公宴、游览、赠答的语境之下，构建政治权威、经济掌控、道德认同、伦理叙述、哲学思辨，以及赏誉文化”。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提到的“模山范水”，指的是汉赋中运用双声叠韵词，像山之绵延起伏与水之清波荡漾一般。通过对谢灵运《游名山志》与《山居赋》的分析，王教授认为谢灵运通过“山水”话语来建构“社会和文化认同”。通过对六朝时期的“山水”的考察，王教授认为：“山水的意义绝不是简单的客观自然山水，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出现在文化舞台上，表达着名士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其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也是参与政治的方式。‘山水’作为晋宋的话语方式是先于行为、指导行为的。”王教授对于山水含义的诠释与理解非常新颖，也给后人解读谢灵运诗歌带来了新的维度。
汪习波教授的《庾信〈哀江南赋〉“春秋左传学”发微兼及汉唐江南的形象构造》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的。他探讨了庾信名篇《哀江南赋》在“诗心”“赋体”之外的另一视角，即该赋体现的“春秋左传学”。在此基础上，汪教授论及江南形象的建构，认为：“（庾信）在赋文中清理史实，褒善征恶，重建江南名教世界，就成为庾信对其父、对梁朝帝室包括派遣他出使西魏的梁元帝，还有对自己苦难经历和多年反思的一个回答。”庾信以梁代的灭亡为背景，结合个人身世和遭遇，在赋作中评论人物、指点江山。在赋作中，庾信运用了《左传》式的预言手法和神秘征兆来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汪教授结合《楚辞·招魂》以及《楚辞章句》《楚辞补注》等注释、研究《楚辞》的著作来探讨江南形象的构建及其特点。他突出了庾信《哀江南赋》的意义与价值，以优美的文学笔法评论道：“在庾信之前的江南，青春、自然、坦诚而轻浮；在庾信以后，她成为忧郁的女神，才华和深度，微笑和眼泪，一样不缺。这是庾信给江南意象带来的深度和厚度。”这一论断点出了庾信为构建江南意象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诗心与史胆的融合
郭晏如和吴湛博士的两篇论文从个案分析来理解和探讨“诗与史”的关系。郭晏如的《包容与开拓——孙绰的文学成就再评价》一文讨论了在历史语境下常常被认为是“诗人”的孙绰，发现了其不太为学者所重视的其他方面。在目前的研究中，东晋文人孙绰通常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作家，学者认为其作品“理过其辞”，文学成就不高，然而当时的文人却认为孙绰为“一时文宗”。为什么当时的文人与后世的学者在谈到孙绰时评价相差巨大？这是该文的出发点，也是该文所力图要解决的问题，以期从不同角度审视东晋文学，打破文学史家对东晋文学的固有印象。文章首先指出孙绰不仅是诗坛领袖，同时也以碑、诔闻名；他的影响不限于文学，还关涉到更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进而，通过返回历史语境，该文论证了孙绰实为一位主动呼应时代潮流并参与形塑时代风气的“预流”型文人，他的作品体现了包容的态度与文学家的创造力。其《江州都督庾冰碑铭》等碑文妥善叙述富有争议的事件，平衡了事实与逝者家族的利益；其《喻道论》和《道贤论》切入当时思想界最关心的儒、佛论争，弥合佛教思想与儒家经典乃至伦理间的冲突，并带来不小影响；《游天台山赋》则为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山立名，是南渡后“师古适时”、转向南方的文化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湛博士的《入北与望南——以徐氏家族为例看中古士人的家族观念与南北认同》一文从广义的诗心与史观的角度，通过考察南朝时期徐氏家族的生活变迁来考察家族记忆和南方的身份、文化认同问题。中古作为一个博学炫才、骈偶用典的时代，用典的积累造成互文假借的复义；作为一个文学自觉、析文辨体的时代，文体的规定造成文体内部程式化的复义。通过对徐陵的文章、书信和丹阳徐氏的墓志、史传等材料在文体、用典等文学角度的观察，可以看到这些文本之间通过相似的情境、相同的文体、相类的用典、相通的意识衔接成一个复义的文本串，在每一句表达的声音里，同时用传统的、时代的、环境的和角色个人的语言在说话；也可以看到文学的想象、书写的建构、典故的寄托如何落实在一个中古时期的家族史个案上。而这一个案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徐氏家族的离合聚散与往来联系，更多的还有他们在观念、心态、情感上的部分，而这些心灵史的部分就凝聚着人性与诗性。因此“诗与史”不是从诗中看史或者诗的历史，诗不是文体或材料，而是方法和目的；史不是目的或总结，而是人心人性的舞台，寻绎诗性的载体。
以上是我就收录于本书的各位学者所著论文做的归纳和总结。当然，诗与史的复杂关系不限于上面提到的主题、内容与类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跨学科、多重视角研究的介入，中古文学中诗与史的研究必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与多样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