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孔子中庸之道，议之者或谓为模棱两可，只是调和，于民族进取奋斗精神影响殊大，而二千年来消极的治术亦其产品也。此说吾相对的承认，但不能以此非孔子。无论在历史上举出任何例证，亦只能归罪于后世腐儒之空疏，孔子不任咎也。《中庸》一书固明明告我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二字不能滑滑读过。“时”字须重读，若轻读则失其本意。试问以自强不息之精神，刻刻以迎合潮流、顺应环境为职志，更有何可议之处？不息之谓时，迎合顺应之谓中，意义不既明显耶？《易》曰“承天而时行”，又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可见孔子只是教人以顺应时世，不息不倦。过与不及，均非脚踏实地之所宜。凡执持两极端者必起冲突，唯立在中央庶几能窥见两端之面目，因其冲突而意义得以大明，然后弃短取长，一以时势为折冲。是故孔子从未尝以厉色攻击他人之主张，唯曰“执其两端”“叩其两端”而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攻”字之解释及“异端”两字之定义，古今不乏疑问之人，说见上文第六则，兹不赘。平心而论，呆滞之“守中”，诚足为进取之害，但“时中”则不然。随时为两极端之折冲者，正求知之法门而进步之枢纽矣。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唯孟子乃能知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