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化、汉番交易与“番害”

“熟番”汉化 18世纪30年代，台湾道张嗣昌（山西浮山人），对“熟番”圈耳、文身、绣面、祼体、披发的习俗，通令禁绝，另亦下令男番不准再携带弓箭、刀镖随身，更不得滥饮生事。30年代末，南北各“熟番”“多戴冠着履，身穿衣裤”“且多剔（剃）头留须，讲官话及漳、泉乡语，与汉民相等”“熟番则纳粮应差，等于齐民（与汉人一样）”。

△ 台湾阿美族“生番”黥面妇女

△ 台湾泰雅族黥面穿耳妇人

汉文教育 台湾府首任知府蒋毓英（锦州人）于1684年在台湾县东安坊设社学两所，在凤山县墼埕设社学一所。诸罗县第二任知县樊维屏（山西蒲州人），则于1686年在受荷兰人教化颇深之新港、目加溜湾、萧垅、麻豆等四大社，各设社学一所。分巡台厦道王效宗又于1689年在台湾县镇北坊设社学一所。

18世纪初，北路营参将阮蔡文（福建漳浦人）于巡视淡水时，召社学“番童”问话，能背诵四书者即赠予银布以表扬之。18世纪20年代，分巡台厦道陈大辇（湖北江夏人）则声称，肄业“番童”中能有读四书习一经者，将给乐舞衣巾以为鼓励。1723年夏，台湾知府高铎呈报各社之读书“番童”，巡台汉御史黄叔璥即以酒食相慰勉，并各赠四书一册、历书一套。

18世纪30年代前期，台湾道张嗣昌曾亲自考查台湾县“番童”，结果全数都能恭诵上谕，字迹也颇端楷，衣冠拜跪亦悉遵汉民规矩。张嗣昌认为能有此成就，台湾县儒学训导薛云最为辛苦，应记功嘉奖。继任者台湾道尹士俍（山东济宁人）“每至一社，番童各执所读经书文章，背诵以邀赏，且有出应试者”。当时，南北各“熟番”“遵设社学，延师教训番童，讲明礼仪，课读诗书。各县训导督率其事，按季考验，以励奖劝。淡属社学5处，肄业番童41人。台邑社少，设社学1处，肄业番童7人。凤邑社学5处，肄业番童20人。诸邑社学9处，肄业番童43人。彰邑社学12处，肄业番童56人。几同凡民之俊秀”。从前各社中“有习红毛字（荷兰人所编拼音文字）者，以鹅毛管蘸墨横书，谓之‘教册仔’。出入簿籍，皆经其手，今则簿籍皆用汉字”。

“汉番”交易 当时，汉番之间已广泛交易。南路凤山山猪毛社（屏东三地乡）等傀儡“生番”（排湾族与鲁凯族）出山，以鹿肉干换取盐布米珠，遇有铁器及铅子火药，虽倾其所有来交换也在所不惜。在艰险地区，由于利之所在，亦有汉人前往与“生番”交易。例如阿里山，山高林密且“土番”剽悍，附近各社夏秋划蟒甲（独木舟），载鹿肉干、通草、水藤诸物，顺流出近社，与汉人交易。地处大湖中之水沙连社（日月潭地区）的加老望埔，更有通事于该处筑寮，将烟、布、糖、盐诸物卖给“土番”，而又用“土番”的鹿肉皮筋等项来代替他们的课饷。

“番民”杀害大陆闽粤移民 1702年初刘却作乱，诸番即与乱民乘机四出劫掠。1703年，有汉人招募福建汀州府县民至大杰巅社地之罗汉内门（高雄内门）、外门（高雄旗山）拓垦，从此往来渐众，耕种采集，但经常被“土番”镖杀，或放火烧死，割去头颅。

18世纪初，台湾内山“生番”以杀人放火为常事，究其缘由则多系汉人开启争端。例如业主管事辈利在开垦，不论“生番”或“熟番”属地，均越界侵占夺取，又勾引同伙进山搭建小屋，见到“土番”猎取的鹿，往往窃为己有，故多遭杀戮。此外，台湾的藤粗如绳、长数十丈，虽产在人迹不到的深林蓊蘙之区，但因其用途广而获利大，致番汉贪之，虽冒险亦无畏，故小民深入内山，抽藤锯板，为“番民”所害者亦有之。

关于番民杀害大陆闽粤移民一事，据闽浙总督高其倬于1727年之分析，其原因有三：

1．开垦之民侵入番界及抽藤吊鹿，故为番人所杀。

2．番社俱有通事，通事刻剥，“番人”愤怨至极，遂肆杀害，波及邻住之人。

3．番社杀人数次，遂自恃强梁，频行此事，杀人取首，夸耀逞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