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自然选择与人类的脑：达尔文与华莱士

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南耳堂，中世纪令人叹服的窗户上，画了四个传道士，他们很像小矮人，位于《旧约》中四个先知的肩上。这四个先知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我在1961年，还是个自以为是的大学生，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窗户，我当时立刻想到了牛顿的著名格言：“假如说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揭示了牛顿的话并非他独创。几年以后，出于许多原因，我变得谦逊多了，我了解到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写了一部专著，他借用了这个比喻，论述前牛顿时期的状况。书名恰到好处，叫《论巨人的肩膀》（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事实上，默顿把这句名言一直追溯到沙特尔的伯尔纳，是他于1126年首先讲出这句话的。默顿还援引了一些学者的看法，他们相信，在伯尔纳死后才安装的南耳堂窗户，显然是试图把他的名言保存在玻璃上。

虽然默顿很聪明、轻松地叙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他还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严肃的观点。因为默顿的主要工作是要研究科学中的重复发现。他表明，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都不止产生过一次，而且是独立的，并通常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伟大的科学家根植于他们时代的文化中，不会与时代的文化脱节。绝大多数伟大的思想“是可以察觉的”，而且被若干学者同时捕捉到了。

在默顿提到的著名“重复发现”中，有一个发生在我的研究领域，进化生物学。简单来说，达尔文在1838年构想出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且分别于1842年和1844年写在未发表的纲要中。之后，他不再怀疑自己的理论，只是不愿意公开这个理论的革命性内涵，所以在以后的15年间，他担忧、犹豫、等待、沉思、收集材料。最终，在密友的全力支持下，他开始整理笔记，准备发表一本大部头的巨著，大概比《物种起源》长4倍。但是，在1858年，达尔文收到了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莱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一封信和一部手稿，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因疟疾病倒在床上时，已经构想出自然选择的理论。达尔文对于华莱士的理论连细节上都与自己的理论相似感到很惊愕。华莱士甚至宣称也是从同一部非生物学的书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受到的启发。达尔文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之中，他虽然做出了人们预料的宽宏大度姿态，但是，他真心希望能找到某些办法来保留他合理的优先权。他写信给华莱士：“我宁愿把我的那本书烧掉，也不愿意他或者其他别人认为我的行为是卑鄙的。”但是，他接着又建议，“如果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发表我的观点，我想声明，我之所以现在发表一个概要……是由于华莱士送给我的文章就像我的一般性结论的梗概。”赖尔和胡克帮助达尔文解开了这个结。当时达尔文待在家中，正陷入幼子死于猩红热的悲痛之中。赖尔和胡克向林奈学会提交了一份联合论文，其中包括达尔文1844年论文的梗概和华莱士的手稿。一年之后，达尔文发表了他根据更长的著作匆忙编辑的“梗概”——《物种起源》。华莱士的光芒则被掩盖了。

在历史上，华莱士成了达尔文的影子。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达尔文对于这位年轻的同僚都很宽厚。1871年，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虽然在一种意义上说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从未相互嫉妒过，我希望想到这一点能使您感到满意。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我心满意足的了。”而华莱士，作为回应，一直对达尔文很尊敬。1864年，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至于自然选择理论本身，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理论是属于您的，而且只属于您。您对这个理论所做的详细研究，是我从未想到过的，若干年以前，我只是涉及过这个主题，而且我的文章从未使人信服，从未被当作过天才的猜想，而您的书已经给博物学的研究带来了革命，并且使当代最杰出的人都着迷了。”

这种真心的倾慕和双方的支持掩盖了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些问题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可能是进化理论中的最基本问题。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唯一动因吗？观察到的所有生物特征肯定都是适应的吗？然而在公众的认识中，已经习惯了将华莱士看作是次要的人，是达尔文的知己，研究进化的人很少认识到，他们甚至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而且，在一个特定的重要领域内，他们的公开分歧有案可查，这个领域就是人类智力的起源。许多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完全扭曲了，因为他们未能将这场争论放在对自然选择力量的限度这一更普遍问题的角度中去考虑。

如果单纯并绝对地去刻画的话，所有精深的思想都会显得琐碎而平庸。马克思认识到无法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爱因斯坦很认真地反对过误传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达尔文生前便看到他的名字与一种他从未坚持过的极端观点联系在一起，即从他的时代到我们现在一直被称作“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所有的进化变化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事实上，达尔文经常（虽然不是明显不愉快地）抱怨对他观点的错误认识。他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中写道：“对于我的结论一直被极大地误解——有人认为我将物种改变完全归因于自然选择——我应该指出，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和以后的几版中，我在最明显的地方，即绪论的结尾部分，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确信自然选择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修饰方式。’这也于事无补，误解的力量太顽固太强大了。”

在英格兰就有一小群坚定的选择论者，即不恰当含义上的“达尔文主义者”，而阿尔弗莱德·拉塞尔·华莱士则是他们的领袖。这些生物学家将所有的进化变化都归因于自然选择。他们认为生物的每一个细小的形态特征、器官的每一个功能、每一种行为，都是适应的，都是选样指导下向“更完美”生物变化的产物。他们深深地信奉自然是“正确的”，信奉所有生物都精美地适应生活的环境。从严格的角度看，他们几乎重新引入了特创论者的自然和谐观，只不过用万能的自然选择力量取代了仁慈的上帝。而达尔文则坚持用多元论的观点看待变化莫测的宇宙。他相信在进化的力量中，自然选择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注意到存在许多适应及和谐。但是，他认为，其他过程也在起作用，而且有的生物也表现出一些不适应和不利于直接生存的特征。达尔文强调，导致非适应变化的原因有两个：（1）生物是整合的系统，某一部分的适应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特征的非适应改变（按达尔文的话说，就是存在“生长的相关性”）;（2）在选择的影响下建立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结果，其结构还可以表现出非适应的功能。

华莱士在1867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是坚持超选择论的观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要求“必须根据自然选择理论来演绎”。

假如不存在生物选择这个明确的事实，那么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个体还是族，都不可能具备有用的特定器官、特定的形状或者标志、特定的本能或者习性，也不可能存在物种之间或者不同物种类群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他后来提出，如果认为生物表现出什么不适用性，那肯定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错误。这个论点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该论点所依据的原则是一个先验而脆弱的反证：“认为某一器官是无用的观点不是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论点，只不过表现出我们对器官的目的和起源的无知。”

达尔文与华莱士之间所有公开和私下争论的问题，集中在对自然选择力量的不同认识上。他们第一次争辩的是“性选择”问题，这是达尔文为了解释显然与“生存斗争”（主要表现在取食和防卫中）无关甚至有害的特征的起源时，提出的附属过程。达尔文认为，可以将这些特征解释为增加交配成功的机制，例如精美的鹿角和孔雀的尾羽。达尔文提出了两种性选择，一种是雄性自己为了赢得雌性而发生的竞争，另一种是雌性的挑选。他将现代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主要归因于性选择，根据的是不同的人对美的标准不同。〔他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籍《人类的由来》（1871），实际上是两部书的结合物，较长的部分是关于动物界性选择的论著，较短的部分是对人类起源的猜测性解释，主要根据的是性选择。〕

实际上，性选择的观点与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不矛盾，性选择是达尔文解释差异生殖成功（即自然选择）必须经过的另一条路。但是，华莱士由于三个原因，不喜欢性选择的观点：性选择的观点放弃了19世纪特有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自然选择就是为了自身生存，而不仅仅是为了交配。整个说来，性选择过于强调动物的“自决”，尤其在雌性挑选的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性选择的概念允许大量无关甚至有害的特征发展，并作为精细的机制起作用。因此，华莱士认为，性选择的观点是对自己认为的动物是“工匠”制成的精美作品、是通过纯粹自然选择的物质力量精心制成的观点的威胁。实际上，达尔文之所以提出性选择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人类种群中有这么多与基于式样的生存无关的差异。这些差异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关于美的多种多样的标准，这些标准与适应无关。华莱士只承认雄性竞争的性选择，他认为这种性选择与生存斗争的比喻还比较贴切。但是他否认存在雌性挑选，而且他非常不满意达尔文试图打算将所有来自雌性挑选的特征都归因于自然选择导致的适应作用。

1871年，达尔文写作《人类的由来》时，曾经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的观点与您的不同，这使我实际上感到忧虑，而且一直使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我怕我们不会彼此彻底了解。”他努力理解为什么华莱士不愿意接受性选择的概念，并且甚至不惜承认他的朋友对纯粹且不掺任何成分的自然选择的信奉。他写信告诉华莱士：“您可能会高兴地听说，我正在对动物的保护和性选择感到苦恼。今天早上我的动摇可能会使您感到欣喜，今天晚上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观点上，否则，我怕我一无所获。”

但是，他们之间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仅仅是一个更严重也更著名分歧的前奏，这次涉及的问题最具感情色彩，也最引起争议，即人类起源的问题。简单来说，华莱士是一位超选择论者，他批评过达尔文不愿意认为自然选择对生物形态的任何细微部分都起作用，但是一涉及人类的大脑时，华莱士便戛然而止。华莱士认为，我们的智力和道德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此，尽管自然选择是引起进化的唯一方式，但是某些直接由上帝产生的力量肯定介入到生物创造的最后和最伟大的产物中。

假如达尔文曾经因为未能说服华莱士相信性选择而感到的是忧虑的话，那么这次他对于华莱士在已经定好的方向上的突然转向简直就感到惊愕了。1869年，他在给华莱士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您不要断送您自己和我的孩子。”一个月以后，他又告诫道，“假如不是您告诉我的，我会以为（你的关于人类的观点）是别人加上这些话的。正如您的预料，我的意见与您的差别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指责很敏感，之后，他在提到自己的人类智力理论时，称那是“我特有的异端”。

对于华莱士离经叛道的传统解释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勇气坚持到最后一步，不敢承认人类完全属于自然系统的一部分，而达尔文却令人钦佩地在他的两部书〔《人类的由来》（1871）、《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中坚持到这一步。所以，在多数历史论著中，华莱士都是远不及达尔文重要的人物。这样看问题主要根据的是三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所有这些原因都与华莱士的人类智力起源的观点有关：由于简单的胆怯，由于不能超越文化传统上人类独特观的局限性，由于不能一直坚定地（像他在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中那样）倡导自然选择，因而，在关键的时刻弃自然选择而去。

我无法分析华莱士的心理，也不打算评论他无法逾越人类智力与动物行为之间鸿沟的深层动机。但是，我可以评论他论点的逻辑，而且我认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解释不仅不正确，而且确实是歪曲的。在论述人类时，华莱士并没有放弃自然选择。相反，正是由于他一直坚持特别严格的自然选择观点，才使他放弃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人类的心灵。他的观点从未改变，他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重要进化变化中的唯一原因。他在与达尔文的两次争论中——性选择和人类的起源——反映出的是他的同一种观点。华莱士并非缺乏一贯性，并非在一种情况中主张自然选择，在另一种情况中却避免使用自然选择。华莱士对人类智力的错误认识是由于严格选择论方面的欠缺，而不是由于不能应用选择理论。而且他的论点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也有反映，因为从我们当今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华莱士的论点与“现代的”进化猜想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我们今天很有影响的理论，更接近华莱士的严格选择论，而不是达尔文的多元论。滑稽的是，这个理论的名字却叫“新达尔文主义”。

华莱士提出关于人类智力独特性的若干论据，但是他的中心论点却建立在那个时代极不寻常的立场上，当我们回顾时会对这种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华莱士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非种族论者之一，他真是相信所有人类种群都有天生平等的智力能力。华莱士利用解剖学和文化的论据，捍卫着自己那绝对非正统的平等主义。首先，他宣称，“野蛮人”的脑并不比我们的脑小很多，构造上也不比我们的脑欠缺：“最低等的野蛮人的脑，以及就我们所知的史前时期我们这个种族人的脑，与最高类型的脑相比，在大小和复杂性方面，一点也不逊色。”而且，通过文化条件的改善，可以将最粗野的野蛮人融合到我们典雅的生活中。所以，野蛮本身肯定是由于野蛮人不能使用他们已有的能力，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这些能力：“低等的种族是有潜力的，因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欧洲人训练的由当地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可以出色地演奏最好的现代音乐。”

我把华莱士称作非种族主义者，当然并不是说他认为所有人的文化活动的内在价值相等。像当时多数欧洲人一样，华莱士也是文化沙文主义者，他并不怀疑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明显优越。他可能抬高了“野蛮人”的能力，但是，他确实轻视他们的生活。他曾经错误地认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科学，使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复杂现象推断出预期的结果。甚至我们的游戏，如象棋，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练习了这些能力。再比较一下我们与野蛮人的语言，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抽象概念的词，野蛮人的全部追求只不过是满足他们最简单的需要。至于和他们的感觉不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般性问题，他们不能去结合、比较或推断。”

这样，华莱士便面临了一个难题：所有野蛮人，从我们实际的祖先，到现在的残存者，都具备了可以充分发展的脑，能够鉴赏欧洲的艺术、道德和哲学中最微妙之处。而他们在自然状态中，却只用了最少的能力建造了原初的文化，所以语言贫乏、道德矛盾。

但是，自然选择只能产生立刻见效的特征。人类的脑具备的能力极大地超出了在原始社会中的表现，因此，自然选择不可能再对人的脑起作用：

比大猩猩的脑大一倍半的人类的脑……完全满足了野蛮人有限的智力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拥有的大脑不可能仅仅由于任何进化的规律再发展下去，那些规律实质上已经导致物种达到与所需完全相适应的结构程度，但是绝不可能超越这些需求……自然选择只能赋予野蛮人具有略优于猿的脑，但是不能使野蛮人的脑比一个哲学家的脑更差。

华莱士并没有将这个一般性的论据仅限于说明抽象的智力，而是用其说明欧洲人的所有“高雅”方面，特别是说明语言和音乐方面。例如，他认为欧洲人的“喉咙，尤其是女性的喉咙，可以发出具有奇妙力度、音域、易变性和甜美的音乐之声”。

从野蛮人的习性中看不出音乐的技能，这种技能不是自然选择产生的，因为对于野蛮人来说，音乐技能并不是必须和有用的。在野蛮人中，唱歌基本上是单调的号叫，而且女性很少唱歌。野蛮人根本就不依据悦耳的声音来选择妻子，而是根据健康、结实和体质美来选择妻子。因此，性选择根本就不能产生歌唱这种奇妙的能力，歌唱能力仅仅在文明人中起作用。看起来歌唱的器官预先已经备好，以便人类以后的进一步使用，因为这个器官所含的能力在人类的早期状况中根本不用。

最后，如果我们更高的能力在我们使用或需要之前就已经具备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且，如果这些能力在人类需要之前已经预先产生了，那么它们必定是更高智慧的直接创造：“我从这一组现象中所能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一个更优越的智慧指导着人类，按一定的方向，向着一定的目标发展。”华莱士重新加入了自然神学的阵营，而达尔文的劝告也未能使他的伙伴改弦易辙，结局令人惋惜。

华莱士的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不愿意用进化论来说明人类，而是由于他的进化思想中贯穿着超选择论。因为如果超选择是正确的，即如果每一种生物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而且只是由于有直接的用途而产生的，那么就无法驳倒华莱士。早期的克鲁马努人的脑比我们的脑大，他们在岩壁上绘制了令人惊叹的图画，但是，他们却没有写出交响乐，没有造出计算机。我们之所以在后来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则是由于建立在脑能力不变基础上的文化进化的结果。按照华莱士的观点，人类的脑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因为脑具有超越基本功能的能力。

但是超选择并不正确。与达尔文的观点相比，超选择太夸张了，而且用超选择观点无法理解甚至会误解生物形态和功能的性质。自然选择可能为了一个或一组特定的功能而制造一个器官，但是这个目的并不需要完全具体地划定这个器官的能力。作为结构复杂性的结果，因明确目的而涉及的客体也可以表现出许多其他的作用。一个工厂装备一台计算机，可能仅仅用于计算每月的支出，但是同样可以用于分析选举报告，或者在画连城游 ①中很快找出别人的差错（至少与别人一直玩成平局）。我们的大脑可能产生为了满足采集食物、社会化活动或者其他活动中一些必要技能的需要，但是，我们的脑这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做的并不止这些技能。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脑还可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我们都可以填写购物账单，个别人还可以写高雅的歌剧。而且，我们的喉咙最初可能只是“为了”协调社会活动发出清晰的声音，但是喉咙的构造和功能却使我们做出其他许多事情，像人们都可以在众人面前唱上几句，少数人还可以成为出众的歌唱家。

超选择论已经以各种形式伴随我们很久了，这种观点代表了19世纪有关自然和谐神话的科学的看法——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达到尽其可能完美的状态（这里指的是，每一种结构都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目的而设计的）。这种观点是伏尔泰在《老实人》（又译为《贡第德》）一书中生动讽刺过的愚蠢的庞格罗斯博士的观点，即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善的，但却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好的世界。早于华莱士111年前，这位善良的博士说的一段有名的话，正好抓住了华莱士论点的本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万物都是为了最好的目的设计的。我们的鼻子是为了夹住眼镜而造的，所以，我们有了眼镜。我们的腿显然是为了穿裤子而造的，所以，我们穿裤子。”庞格罗斯主义（即至善论）今天并没有消失——从许多论述人类行为的通俗书籍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一些书中认为，我们进化出大的脑是为了狩猎，有些书还将我们现在的弊病归咎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思想和情感的局限性所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莱士的超选择论恰好回到了原本要取代的特创论的基本信念上，这种信念相信万物的“正确性”，相信在一个整合的世界中，每一个客体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正如华莱士对达尔文的不太公平的评价中所说：

他的观点最初受到那些相信生物是特创的并且是和谐的人——他们怀着爱心、耐心和恒心，致力于研究各种生命现象——的指责和贬斥，但是他却阐明了无数的适应，并且证明了，就连最卑微的生命中最无意义的部分都有它的用途和目的。

我并不否认自然有一定的和谐，但结构也有潜在的能力。出于一种目的而建立的结构，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而且在这种可塑性中，既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和混乱，也蕴含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