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道德之前，感性胜过了理性

我们对动物的看法实则反映了人类心理学的永恒论战—逻辑与理性之间的冲突。

1977年7月3日下午，4米长的恒河鳄鱼“饼干”在太阳底下肚皮贴着地面静享周末。“饼干”住在迈阿密爬虫类主题乐园的蛇类展馆，它的邻居则有百岁乌龟、可吞食数只山羊的巨型蟒蛇以及各式各样珍稀的鬣蜥与毒蛇。当天的游客之中有位6岁男孩大卫·马克·沃森（David Mark Wasson）以及他的父亲。两人为了观看鳄鱼，缓缓移动到展示区域，只见“饼干”百无聊赖地趴在池塘旁边。沃森先生突发奇想，他想让儿子知道鳄鱼确实能快速移动，因此把大卫抱到水泥墙上，接着回头想找几枚野莓丢给鳄鱼。你应该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当沃森先生别过头去时，大卫突然跌落至围墙内侧，那边正巧是馆员平常喂食“饼干”的地方。大型鳄鱼能以迅如闪电的方式移动，“饼干”只花了百万分之一秒就抓走了小男孩。当馆长比尔·哈斯特（Bill Haast）听见人群发出惨叫声时，迅速赶至鳄鱼区，利落地翻进围墙，用双拳狂揍“饼干”的头。这真是悲剧性的一刻，比尔无法搏倒超过800公斤的大型爬虫类生物，“饼干”紧咬着大卫回到它的池塘。数小时之后，大卫的尸体才浮出水面。

哈斯特感到万念俱灰。当天晚上，他再次爬进鳄鱼区，以鲁格尔手枪向“饼干”开了九枪，“饼干”约于一小时后过世。

当我读到大卫和“饼干”的死时，我觉得处决“饼干”一点逻辑也没有。这只近一吨重的动物，脑容不过拇指般大。我想鳄鱼绝非哲学家口中的“道德主体”。当哈斯特射杀“饼干”后，他的太太仅说了“鳄鱼所做的不过是本能反应吧”。她说得没错啊。

不过，在我内心深处依旧懂得报复的必要性，这似乎反映了人类较为原始的天性。我想《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也同意，因此将鳄鱼的死亡形容为“情感上令人满足但是却十足荒谬”的举动。将“饼干”枪决是对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依循逻辑思考驳斥对鳄鱼因本能而造成的悲剧而加以处罚的做法呢，还是应该替无辜的孩子寻求私刑正义？

长久以来人们不断讨论究竟人类的道德感源于情感还是理智思辨。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道德感源于情感，而康德则认为道德源自理智。在我开始对人类-动物关系心理学产生兴趣时，我决定找出当人们思考与其他动物相关的道德议题时，脑中究竟在想什么。当时，道德心理学领域为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所主导，如同康德一样，柯尔伯格也认为所有的道德决策多半来自缜密的思考：我们衡量行动的利弊得失后，再做出符合逻辑的决定。柯尔伯格主要研究孩童道德思考的发展。他会告诉小孩子们一个让人进退两难的故事，再请小朋友们做决定，并解释背后思考的原因。柯尔伯格最经典的故事主角为汉斯，贫穷的他为了拯救罹癌妻子而偷了贪婪老板的昂贵药丸。在判断汉斯是否有权利偷药时，柯尔伯格的小朋友们发挥了逻辑学家的精神，他们衡量了汉斯被逮捕的可能，以及妻子康复可能带来的幸福感。

我和我的学生雪莱·高尔文（Shelley Galvin）以此实验方法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实验室的受测动物。我们的研究方法非常简单。受访者可以自行分析一系列的动物实验情境，接着我们再询问受访者是否赞成或反对特定实验，以及决策背后的原因：在一个实验里，研究者为求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必须从猴子胚胎中取出干细胞再移置于成年猴之脑内；另一实验者为研究基因与经验在复杂行动模式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请求将刚出生的老鼠截去前肢。两个实验都根据真实实验。

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接受了猴子实验，而仅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支持老鼠截肢研究。以猴脑实验而论，孩童们倾向于理性思考，并仔细衡量牺牲动物权所消耗的成本与带来的效益。但是面对老鼠截肢议题时，孩童们则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孩童们面对截肢实验，写下诸如：“我反对此实验”“请想想被截肢小老鼠的脸”，甚至是“太过分了”。我们的受访者以情绪回应幼鼠截肢实验而非理智。

根据主要的心理学道德发展理论判断，我们估计受访者会以逻辑作为思考原则。然而，我们却发现孩子们任凭情绪断夺。这结果显然和当代道德心理学领导者乔恩·海德特（Jon Haidt）所言不谋而合，海德特认为在道德议题上，情感往往胜过理智。同多数心理学者一样，海德特认为人类认知牵涉两种过程。首先是本能式的、快速的、潜意识的、不费力而情绪化的，接着则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逻辑式的并且十足缓慢的。通常，唯有在我们直觉式的判断后，才能拨开认知迷雾，重新审视原先以情绪做主导的判断是否得宜。

海德特认为，人类多半以上述两种系统进行道德判断，然而非逻辑的直觉系统通常占有主导地位。海德特的理论似乎十足呼应了我所访问的一位特殊教育者与动物权分子露西。当我询问对她而言，逻辑与情感在动物行动主义的实践上，扮演何等角色时，露西说道：“这通常都和情感有关，但在很多时候，我必须为自己的情感反应找到理性佐证，这样才能捍卫自己的立场，进而影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