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国的冷血统治者
阿道夫·希特勒50岁寿辰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原本希望遇上晴朗的天空——和煦的春日在第三帝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元首天气。但是1939年4月20日的凌晨却乌云密布，似乎是为了提醒希特勒的追随者，有些事情连这位帝国所谓的奇迹创造者也难以控制。然而，早上的乌云却几乎没有减弱渗透于各项活动中的热忱和尊崇。全柏林饰有 字的教堂钟声轰鸣，召唤人们前去庆祝和膜拜这位以拯救德国为己任的人物的权威和荣耀。正如希特勒的主要助手、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当天上午对这位心花怒放的元首和帝国其他的重要人物所说的那样，在这一天，德国人再次表明了他们信任：“阿道夫·希特勒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在适当的时刻给我们派来了希特勒——现在，我们祈求上帝保护他的安全，保佑他的工作。”
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自己的50岁生日庆典上亲切地拉着几个儿童的手。希特勒清楚，这样的景象会让人觉得他并不可怕。一个同事写道，希特勒尽量用“一种父爱般的友好态度”对待孩子们，但是他“从来不曾装得特别逼真”。
为了突出这个日子的重要性，国家社会主义党政府给工人们带薪放假一天，这样便保证了柏林的大游行——各种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的高潮部分——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柏林这些天出版的报纸都充溢着对希特勒的颂辞，同时还号召民众大肆庆祝，表达感激之情。礼物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涌向总理府：不仅有手枪、小刀和匕首，还有一头活着的老鹰——德国国力的象征——希特勒会在他喜欢的巴伐利亚的崇山峻岭间将它放飞。农夫送来了手工制品，家庭主妇送来了烤制的食物。威斯特伐利亚的妇女为元首的士兵织了6000双短袜；一战时元首所在的步兵团穿着旧式的军装拍了集体照，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希特勒50岁生日的前夜，勃兰登堡门（左上）灯火辉煌，准备举行阅兵仪式。在庆典期间，希特勒（右上）接受纳粹核心权力集团成员的祝贺，其中包括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与希特勒握手者）和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在霍夫曼身后等待者）。其他的祝贺者送来了绘画和插在 字装饰的花瓶里的鲜花，用于装扮刚刚完工的帝国总理府（右下）
纳粹核心权力集团的成员们争先恐后地献上了最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帝国国家银行行长瓦尔特·冯克送来了提香的一幅作品；与希特勒一样爱好电影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为他举办了德国电影节；劳动者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送来了最新生产的大众概念车。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代表全党送来了希特勒的偶像之一、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亲笔撰写的一些珍贵的书信。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元首临睡前聆听了合唱队的演唱，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是他的贴身侍卫，即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的精锐。第二天清晨元首醒来时，听到的则是把5英里长的凯旋大道挤得水泄不通的200万柏林人嗡嗡的说话声，这条新建的大道壮观气派，从东到西贯穿整个城市。
11点钟，希特勒乘坐敞篷的奔驰车离开了帝国总理府的院子，向凯旋大道驶去；大道两边的石柱顶端嵌着用制型纸板做的镀金雄鹰和 字，黑色的敞篷车缓缓地行驶着，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11点25分，元首来到了检阅台，检阅台上已经挤满了纳粹高层官员。接下来在这里，身着朴素的黄褐色纳粹制服的希特勒将笔直地站立4个小时；台下，重新组建的德国军队——他那无处不在的权威的最终根源——踩着威武而庄严的步伐接受检阅。
大道的另一边，超过300个士兵编队随风飘扬的旗帜后面，波兰大使馆的武官坐在外交人员席位上焦急地记着笔记，此时，40000名国防军士兵正步走过检阅台，紧随其后的是骑兵、摩托化部队、牵引车拉着的大炮和100多辆坦克。这位武官的担忧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前不久，希特勒通过军事威慑控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似乎是为了有意突出这一点，受阅的许多坦克都以刚刚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的地方命名——布拉格、卡尔斯巴德、梅梅尔。头顶飞过戈林大吹大擂的空军编队，这些总数为162架的飞机编队预示着未来的军事动态。
德国媒体称这个场面为“世界上最壮观的阅兵游行”。正如戈培尔在致公众的电台讲话中所言，游行展示的军种军备彰显了希特勒的主要成就：德国国力的复兴。“帝国处在德意志之剑的荫护之下。”这位矮小的宣传部长说着悦耳的男中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德意志人民意识到，多亏了元首的领导，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再一次上升到了当之无愧的高度。”戈培尔声称，现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敢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无动于衷。
作为纳粹德国最精于歪曲之道的高级官员，戈培尔这辈子终于说了一次真话。在那个4月的上午，要想夸大希特勒的重要性并不容易。他创造了历史上不多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神话，临近了权力的最高峰。几乎不曾有人从如此低贱的出身爬到如此显赫的地位。仅仅20年前，这个世界不仅对希特勒的名字不屑一顾，连是否存在这个人都不想过问。30岁生日的时候，希特勒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一个出生于奥地利、从刚刚结束的一战战场归来的老兵，满腹怨恨，似乎注定一辈子都会徒劳无功地咒骂那些他认为应该对德国的失败负责任的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持失败主义态度、与可恶的协约国握手言和的民主党人。40岁的时候，希特勒已经纠集了一伙追随者，采取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手段推行德国复兴的恐怖主张。不过此时，他领导的不断壮大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影响力微乎其微--1929年4月，缴纳党费的党员仅约15万人--没有几个德国人把他要上台掌权的自我吹嘘当回事。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德国经济跌入了低谷，议会又发生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危机，希特勒许诺要让这个动荡不定的国家重建秩序，由此便如磁石一般吸引来上千万新的追随者。到1933年，希特勒已经有能力实现他公开宣称的目标：清除“民主的谵妄，促使民众再次认识权威和领袖的必要性”。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外出中，元首和他那才华出众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同为人们签名。希特勒穿着他的纳粹党制服，佩戴着他在一战中获得的铁十字勋章。
那一年，希特勒在德国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这只是在纳粹党争夺权力的决定性的几年里他赢得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延伸。在党内，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在他稳坐终身总理这把交椅之后，这个所谓的元首准则，或领袖准则，便成了适用于整个德国的规定。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他的极权主义政权表示欢迎。早些时候，数以千计的希特勒的反对者们被关进了集中营，上千万的人受到恐吓，不得不保持沉默。然而到1935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德国人由衷的支持，这主要归功于他所推行的重整军备的侵略性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复苏。随着希特勒使德国的国际声望得以恢复，并为帝国实现了领土扩张的企图——以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区开始——公众对他的态度由尊敬转为崇敬。“老年人信任他，青年人崇拜他，”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1936年访问德国之后写道，“那不是一种给予人民领袖的钦佩，那是对把国家从沮丧和堕落中拯救出来的民族英雄的崇拜。他就如独裁的君主一样不受任何批评。这样说还不够：他是德国的乔治·华盛顿——把自己的祖国从压迫者魔掌中解放出来的那个人。对那些不曾亲眼看见、亲身感觉希特勒对德国人从情感到思想上的统治的人来说，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无论如何，事实便是如此。”
为了使希特勒的国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戈培尔的高效宣传机器拍摄了大量尚未婚配的元首被崇敬他的孩子们包围的照片。尽管纳粹媒体给德国人民提供了数不清的这样令人欣慰的领袖图片，却很少深入报道表象背后的真人真事——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与纳粹核心权力集团的官员有接触的人非常清楚，由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助手们撑着的庄严门面遮住了无数的罪行和瑕疵。身旁的人眼中的元首根本不是那个展示给世人看的无所不能、令人生畏的人物。事实上，这位所谓的欧洲命运的主宰者也受制于他本人的一些不祥的性格弱点。
这些年来，成功掩盖了希特勒个性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弱点。在1939年那个让人飘飘然的春天，帝国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领导新政权的人不太胜任他所承担的重大任务。但是不久之后，希特勒将把敌对的矛头指向波兰，发动一场绝无仅有的考验他毅力的战争。在这场冲突的重压下，慢慢地，他那绝对正确的神话将不再存在，他那些享有特权的下属也将失去伪装的魅力，暴露出丑陋的本来面目——一些吵吵闹闹、妄想夺权的阴谋家，对自己利益的关心胜过对元首的忠诚。最后，力量被削弱的元首将陷入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阴谋，过去，他曾用几乎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的敌人。无与伦比的阴谋家希特勒将被阴谋算计——那些认为只有除掉以不正当方式上台的领袖才能拯救自己国家的德国人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斗争产生一切，”在向最高权力艰难攀登的过程中，希特勒曾经这样说，“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或俯视动物王国，靠的不是人性的力量，而是最残忍的斗争。”生活就是争权夺利的险恶斗争，这种世界观并不是希特勒从书本上学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他13岁时就去世的当文职公务员的父亲、专横的阿洛伊斯用拳打脚踢教给他的惨痛教训。在《我的奋斗》这本20年代中期由希特勒口述、副元首赫斯笔录的自传里，希特勒年少时候与父亲的冲突被描述成原则性问题：父亲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做一名文职公务员，儿子却一意孤行，想当艺术家。但是在私底下，希特勒后来也承认，他与父亲的争吵其实是恶意的威胁，与各自的理想关系并不大。“我从未爱过我的父亲，”他对一个秘书说，“他脾气暴戾，经常用鞭子抽我。可怜的母亲总是为我担惊受怕。”一个亲戚肯定了这种可怕的描述，他说希特勒的父亲有时候鞭打家里养的狗，直到狗尿湿了地板才罢手。他常常打孩子，偶尔也打妻子。
希特勒吐露说，他模仿卡尔·梅书中坚忍的印第安人，学会了忍受父亲的虐待；卡尔·梅是德国作家，写了许多有关美国西部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故事，对希特勒这一代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梅笔下的印第安战士饱受折磨却不流一滴眼泪，阿道夫则默默地忍受父亲不停歇的鞭笞，而后骄傲地告诉母亲挨打的数目。（希特勒对梅的小说感激不尽，长大成人后仍旧是他的忠实读者；希特勒拥有梅的全部作品，用羊皮纸精心包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图书馆的一个大书架上，他经常翻看这些书，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甚至还把它们当作振作士气的读物推荐给他的将领们。）
如果说父亲的暴行让希特勒深感羞耻，他却对年少的自己承受此种惩罚的能力颇为自豪——这种品质在他当兵的时候再次显露出来，在西部前线他曾受过两次伤；后来他成了狂热的纳粹分子，发起运动挑战人类忍耐力的极限。在他向权力巅峰迈进的时候，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照办了父亲的恐吓手段——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了铲除纳粹党的死敌，让其他的人如小孩一般唯唯诺诺，希特勒实行了恐怖专政。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身世之谜给儿子的生活蒙上了更多的阴影，这位纳粹元首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阿洛伊斯·希特勒是一个名叫玛丽亚·希克尔格鲁伯的奥地利农妇的私生子，希克尔格鲁伯在省会城市格拉茨做女佣人时怀上了他。多勒斯海姆教区、斯比塔尔村庄的一个农夫收养了这个孩子，并最终用自己的姓为他命名——教区的登记册上写明是希特勒——但是玛丽亚·希克尔格鲁伯至死也没有说出孩子的生父是谁。阿道夫·希特勒想尽办法也无法确定谁是自己的祖父，在言谈中他也从来不提及这个让他心烦的话题。
根据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的回忆，1930年，希特勒收到亲戚的一封来信，信里暗示说他那神秘的祖父是犹太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希特勒担心被亲戚敲诈勒索，便秘密指派弗兰克前去调查这件棘手的事情。弗兰克带回来的调查结果便是：希特勒的祖母怀孕时正为一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工作——而且，在她离职后的14年里，弗兰肯贝格尔先生一直付给她赡养费。希特勒告诉弗兰克，祖母曾经给他说，自己是因为太穷而不得不接受犹太人的资助，由此断然否定这些钱与祖父有任何联系。显而易见，这个不假思索的回答是谎话：希特勒出生的35年前，玛丽亚·希克尔格鲁伯就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弗兰克耸人听闻的报告；调查的人无法找到所谓的钱财资助的文字证明，甚至无法确定格拉茨是否住过一个名叫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人。然而，自己的血管里也许真的流着犹太人的血液，这种可能性折磨着希特勒。每当同事提到他父亲长大的奥地利乡村，希特勒便会勃然大怒；他还下令取下当地的一块匾额，上面充满自豪地记载着元首曾在那里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希特勒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种族“污染”的危险，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他私下里曾暗示，全体德国人民的血统都不纯正。“我们大家都因为混杂、污浊的血统而遭受病痛的折磨，”他曾经哀怨地对一个同事抱怨说，“我们怎样才能净化自身，弥补过错呢？”
希特勒简朴的制服表明他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刻意的设计。这里展示的制服是苏联红军于1945年缴获的，上面没有肩章也没有领花。希特勒很少携带武器，但他确实拥有一把手枪，是别人送的礼物。手枪上面刻着：“挑战红色阵线和反动力量，保护我们的元首。”
1935年，希特勒下令在《纽伦堡种族法》里加上一项发人深省的条款。该条款规定“犹太人不许雇用45岁以下、具有日耳曼或者与其相关血统的女佣人”。这项可恶的条款暗示在所谓的色胆包天的犹太男人面前，连即将过了生育年龄的妇女也无法幸免；只是看起来它像是专门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希特勒所担心的曾经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丑行：据说玛丽亚·希克尔格鲁伯在一户犹太人家里做工的时候怀上了私生子，即希特勒的父亲，此时她正好41岁。
当然，这样的揣测尚不足以解释清楚希特勒狂热的反犹太人思想。在他出生的奥地利，对犹太人的种种偏执的看法非常普遍，希特勒自然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同时影响他的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拙劣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强权就是公理”，少年希特勒热衷于参加的街头巷尾的高谈阔论和他喜欢读的廉价小说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成年后的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吸引上百万的追随者，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思想有一定的预见性，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热忱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热忱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希特勒把满腔的怨恨转化到公众领域，借此煽动人民大众，而他们也在希特勒的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愿望和忧虑。
希特勒鼓动人民大众的能力使那些目睹他崛起这一惊人之举的旁观者们大惑不解。世界各国观看新闻短片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夹着腿走路，打着狂乱的手势——当时的电影胶片经常不连贯，他的一举一动显得更夸张——还留着黑黑的如牙刷一样的小胡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装模作样的模仿查理·卓别林的小丑，神气活现地闯入世界政治舞台，表演了一出简短的喜剧小品。纳粹德国的总理看上去真不像个领袖人物，国外的政治分析家们固执地想找出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有幕后靠山——一个沉默寡言的只管操纵傀儡的政客主子或诡计多端的工业巨头。正如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所言，那些满腹疑惑的权威学者一致认为“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人必定会有一个更强悍的人物在背后支持他”。
在柏林的一个花园里举行的露天聚会上，坐在马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夫妇旁边的希特勒正目光锐利地盯着一个客人。一个热诚的仰慕者给元首的信里写道：“您的双眼里仿佛安装了双臂，它们可以抓住一个人，把他抓得紧紧的。”
希特勒身边那些天天与他打交道的人同样也惊诧于他那并不出众的形象——元首本人一再强调高贵的仪表是衡量种族价值的一个尺度，这显然与他自己的情形有出入。希特勒的身高只有5英尺9英寸，臀部很宽，双腿又细又长，够不上加入他手下的精锐警卫部队的资格。尽管希特勒的外貌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但是在他身边待过的人几乎都会被他那种莫名其妙的个人魅力深深吸引。这种魅力来自一对不同寻常的脸部器官——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他那锐利的目光在纳粹德国具有传奇色彩。纳粹党内盛传这双眼睛拥有摄人心魄的魔力。有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反纳粹的警察局官员，在希特勒早年举行的一个集会上他被派去维持秩序；仅仅由于元首犀利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他就立即加入了纳粹党。德国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无限崇敬地把第一次与元首的对视描述为“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无论是久经沙场的将领，还是阿谀奉承的党内官员，他们都被希特勒非常有穿透力的目光和气势逼人的讲话方式迷住了。就连帝国最傲慢、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赫尔曼·戈林在希特勒面前也无法镇定自若。希特勒非常清楚自己有能力使人们激动万分。他也爽快地承认，不管是面对几个，还是成千上万听众，他那令人炫目的表演并不总是自发的，而是常常经过细致的考虑。他曾经吹嘘说自己是“全欧洲最伟大的演员”。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压抑自己的本能反应、不捂着嘴不愿笑出声来的人，却精通一全套令自己的讲话更加铿锵有力的动作和姿势。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坚信“是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写出来的文章诱发了所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所以他坚持不懈地改进自己的舞台技巧，直至“掌握了足以调动大厅里成千上万听众情感的语调和手势”。不过，希特勒在聚光灯下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他的技巧；他在自己饰演的角色里投入了无尽的热情，连赤裸裸的谎言也因此染上了真理的色彩。
在大人的带领下，儿童们从微笑的党卫队警卫身边挤进纳粹党代会会场敬纳粹礼。德国的教育家们遵从希特勒的理论“人民大众就像是受本能控制的动物”，要求小学生们每天敬几十次僵硬的纳粹礼，嘴里还要喊着“嗨，希特勒！”他们希望借助这样的办法，培养出孩子们对纳粹政权的盲目忠诚。
希特勒追求尽善尽美的表演技巧，目的并不是说服听众，而是要让他们发狂。希特勒知道，许多可能追随他的人常常自感能力有限，与社会格格不入，打动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投入人民大众的熔炉，一起加热、沸腾。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这样的仪式使“自感渺小”的人融入了一个强大的集体：“他和其他三四千人一起深深沉浸于充满启迪意义的狂喜和兴奋当中。”希特勒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给听众宣讲的理念会永远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因为它带有“集体暗示”的催眠般的效果。
当希特勒登上群众集会的讲台、巩固他对人民大众的控制时，他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他的听众能接受自己的思想。他把讲演安排在晚上，这样便可以利用照明光线营造戏剧性的效果，他的听众也更容易被打动。“在夜晚，”他说，“他们更容易屈服于一个比他们强大的意志力。”为了增强对听众的影响力，集会的组织者常常运用巨大的彩色幕布和嘹亮的喇叭声，还会安排着装整齐的支持者在台上就座，他们的举止严肃刻板，以此来表明他们对元首矢志不移的忠诚。
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如此描述希特勒当权之后不久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召开的一次集会：“傍晚时分，柏林的大街上挤满了前去参加集会的人们，他们排成纵队，簇拥着由横笛和鼓组成的小乐队和军乐队护送的旗帜，整齐地向前走去。”这些着装各异、神气活现的乐手们吸引了数不胜数的观众，大家一窝蜂地加入到节日般的喜庆中去。没过多久，机场上站满了将近100万兴冲冲的平民百姓，站在最前面的是军人和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员。“旌旗林立，熠熠生辉，”弗朗索瓦-蓬塞写道，“一个堆满了麦克风的讲台形同突兀的船头，俯瞰着人头攒动的海洋。”
在希特勒到来之前，纳粹党的各色头目纷纷走上讲台，为调动人们的情绪煽风点火，终于到了8点钟，希特勒出现了。“希特勒站在车上，双臂前伸，拉长着脸，神情严厉，来到了现场。经久不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伴随着他向前移动。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了。相距较远的泛光灯已经打开，放射出柔和的等距离蓝色光柱，划破了漆黑的夜空。一眼望去，人山人海，望不到头。”希特勒走上讲台之后，“几乎所有的泛光灯都被关闭，仅剩的几束光把希特勒团团环绕，如太阳般令人炫目，希特勒矗立在神奇的船头，傲视着脚下奔涌的人潮。人群立刻陷入了宗教般虔诚的肃穆之中”。
人群的迅速集结令人瞠目结舌，但希特勒头几分钟的演讲却相对平淡一些。他犹豫不决，有些磕巴地说着开场白，声音尖锐刺耳。不过等他转入正题之后，语速便很流利了。一个旁观者说：“15分钟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一个极古老、极原始的比喻来形容：他被神明附身了。”希特勒的声音逐渐变得洪亮，语速也越来越快。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淌，平日里被他压制的情感全都爆发了，在日常生活中讲话时他绝对不会如此投入地与听众进行交流。他的双眸发亮，仿佛进入了如梦如幻的境界。
但是真正如痴如醉的是他的听众。当希特勒的身体左右摇晃时，他的听众也会整齐划一地与他一起摇晃；当他的身体向前倾斜时，他的听众也会如潮水一般向前倾。希特勒激越的言辞紧紧攫住了女观众的心，她们尖叫着晕倒在地。即便是那些铁了心的怀疑论者——包括中立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也会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臂，行着僵硬的纳粹礼并大喊：“胜利万岁！”
希特勒是一个几乎无人可比的演说家。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这些照片显示，希特勒总是借助事先经过多次练习的一系列手势来增强语言的说服力。与善于利用无线电广播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不同，希特勒更喜欢演说现场有众多的听众。“我演讲的时候必须有一大群人在听。”他说。
当希特勒激情澎湃的演讲达到高潮时，他眼喷怒火挥舞双拳，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犹太人、赤色分子和那些背叛德国、使之一蹶不振的可恶的绥靖主义者。他的语言变得越来越粗俗——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攻击的意象，语气残忍却透着信任。他这些恐怖的言语攻击把人们带入了一种狂热的情绪，即便在他的长篇大论结束之后，人们仍久久沉迷，不能自拔。戈培尔兴高采烈地描述着在柏林举行的这样一次演讲：“体育馆狂吼着，咆哮着，沉浸在无意识的癫狂之中，长达一个小时之久。”希特勒则站在讲台上，头晕目眩，筋疲力尽，汗水湿透了全身。（他曾经坦言，每次演讲的过程中出汗太多，体重平均要减轻4到6磅。）
那些试图分析希特勒震撼人心的演讲才能并描述其效果的人常常使用一些与性有关的比喻。“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听到了被压抑的激情和爱意，表达这一切的是爱的语言，”波兰记者阿克塞尔·海斯特写道，“他的叫喊充满着憎恨和情欲，他的话语充溢着暴力和残忍。所有的语调和声音都受神秘的本能支配；它们就如同被压抑太久的邪恶冲动。”诗人勒内·希克勒把希特勒演讲的戏剧性效果说成是“强奸和谋杀”，更加言简意赅。
这些与性行为有关的比喻与希特勒个人的解释相当吻合。希特勒常常认为人民大众在本质上是女性化的群体，他毫不掩饰内心的骄傲，因为自己有操纵他们的能力。他在《我的奋斗》中写了一段颇有争议的话：“人民大众的心灵不会响应柔弱的或妥协性的事物。与女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的敏感度的决定因素不能说是抽象的理性，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对于权力的情感上的渴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人不会向弱者屈服，她们心仪的对象是强者——人民大众也是如此，服从统治者，唾弃摇尾乞怜者。”
为了巩固自己在这种强制关系中的强者地位，希特勒尽可能少地把真实的自我暴露给崇拜他的人民大众。只有希特勒信任的几个亲信知道，他那强悍专横的外表下面隐藏着许多弱点。这些见证人后来指出，令人着魔的领袖其实是个脆弱的、根本谈不上完美的人。
经常接近希特勒的人为他保守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秘密，其中之一便是无所不能的元首对治理国家几乎毫无兴趣。希特勒的政治直觉非常灵敏，但是他对政府部门的日常运行一知半解，而且从不打算进一步了解；希特勒心目中的自己是个高贵的艺术家和富有灵感的思想家，与行政管理没有任何关系。“天才的一个想法的价值高于在办公室里工作一辈子。”他洋洋自得地说。他恪守这个信条，一天天地打发日子，直到哪一天突然产生灵感或者发生危机，他便会上演一出兴奋狂热的好戏。
即便是在希特勒住进了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他一般很晚才起床，一边吃着简单的早餐一边读着报纸，然后才到办公室去处理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对其他事务则置之不理。他安排自己的会客时间，拒绝接见不想见的官员——无论他们有多么紧急的情况要汇报。他很少坐在他那高大的办公桌后面，却喜欢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不愿意发布书面命令，常常吼叫着把命令下达给碰巧站在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人当然要把命令再传达给有关的官员。
一天中最精彩的场面莫过于在总理府餐厅举行的午餐了。客人们——大约50位亲信中的任何人，数目不定，他们只需提前打电话订个座位即可——聚集在铺着暗红色大理石地板、挂着织锦的宽敞的入口大厅里。他们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崇尚节欲的希特勒只允许客人在这个房间里吸烟），然后再到会客室恭候领袖。午餐通常定在下午2点钟，但多半到3点才开始，鄙视准时的元首这时才会出现，领着大家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凉风习习的餐厅，从这里可以望见楼下美丽的花园。
客人们围着餐厅中央的大饭桌自行入座，饭桌只够坐15人，其余的人坐在角落的小桌子旁。侍者随后端来一些简单的饭菜，希特勒则开始了他那冗长的独白，与他同坐一桌的客人只有聆听的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希特勒对历史、建筑、绘画、饮食或其他他喜欢的话题津津乐道。他常常会谈论自己养的狗和纳粹党早年的光荣历史，还会谈论电影、小歌剧和这两个领域的明星，甚至还会谈论别人不幸的家庭生活。他很少会征求客人的意见，他们除了附和之外，不能再说别的话，否则就会遭到难堪的训斥。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常常把初次来访的客人惊得目瞪口呆；而来过多次的客人都会咬紧牙关，免得流露出厌烦的神情。“他讲的总是那一套，”艾伯特·施佩尔抱怨，希特勒在1933年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建筑师网罗到自己的门下。“他从来不在深度和广度上做点文章，也很少换个新的角度。他的话经常重复，他也觉得无所谓。我不能说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客人们同样也没有给施佩尔留下好印象。共进午餐的人大多数是纳粹党中的势利小人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是些简直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出身于上流社会的施佩尔轻蔑地说。晚上陪元首进餐的人少一些，但同样让人觉得乏味。其中包括希特勒的警卫、飞行员、司机和两个医生；另外还有他的专职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行政秘书马丁·鲍曼和几个军事方面的助手。帝国的领导人中只有戈培尔经常去总理府。希姆莱和戈林很少露面，军界的高层官员也是如此。自尊心强的人不太情愿巴结希特勒，这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自然喜欢谦卑的人陪伴左右，可能他也意识到经常和他相处的人必定会对他自吹自擂的领袖魅力变得无动于衷；只有那些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才有可能在终止对他的顶礼膜拜之后，仍然对他唯命是从。
帝国总理府一天中的活动通常以放映电影结束——这是不爱过问世事的希特勒允许自己经常享受的一一项娱乐活动。每次放映都准备了好几部影片，任元首挑选。希特勒从不顾及客人的意愿，每当他觉得厌烦时，便会大喊：“垃圾！”放映员便乖乖地换到下一部影片。希特勒喜欢法国电影——尽管他不允许德国民众观看——他对美国的轻喜剧片，比如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更是百看不厌。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一个孟加拉枪骑兵的生活》。一位访问过柏林总理府的英国外交官解释说：“他喜欢这部影片的原因在于片中讲述的是一群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称王称霸的故事。一个优等民族就应该这样。”
国家大事很少能让希特勒长期待在首都。他总是不停地出巡，带着随从乘坐座机、专列或者梅塞德斯-奔驰车队前往德国各地。元首感觉最亲切的地方是巴伐利亚，从一战后的默默无闻到后来的臭名昭著，希特勒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的大力支持。只要有可能，他便会在慕尼黑住上几天。在此期间，他出没于各个咖啡馆，一边吃着他喜爱的甜点，一边向随从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后希特勒会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离贝希特斯加登不远的度假别墅。这是他上台之前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购买的，刚开始只不过是一座松树环绕的普通的山林小屋。纵横交错的林间小径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信步漫游的场所。
但是到了30年代中期，这个地方被改造成了封闭的高墙大院，四周围上了有刺铁丝网，有武装警卫日夜守卫。原先的林间小屋变成了楼房，底下几层有厨房、食品储藏室、警卫宿舍和其他的房间，都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地底下。这座舒适的别墅名叫元首山庄，从这里抬头可以望见所谓的“鹰巢”--一个独立的山顶茶室，坐电梯沿着峭壁可以到达那里。这个装饰豪华的山顶小屋本来是希特勒思索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他几乎从来不去那里。他更喜欢坐在元首山庄的起居室里冥思苦想，起居室的窗户很大，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奥地利的边境。
1938年1月，纳粹党执政5周年之际，希特勒向行纳粹礼的人群还礼。为了拥有一个适于此种场合的舞台，元首上台之后不久便让人在柏林的旧总理府加了一个阳台。他把自己的设计（插入的小图）交给了建筑师艾伯特·施佩尔
在一场典型的“独角戏”中，希特勒对着一群阿谀奉承者——其中包括副元首赫斯（中间双臂交叠者）——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一个助手抱怨说希特勒“一刻也不停歇地讲着，除了时不时地插上一句话之外，任何人都只有听的分。”
正如施佩尔所说，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简朴的山间小屋被改造成威严的深宅大院，此举表明这位独裁者“越来越远离周围的大世界”。希特勒去元首山庄办公或休闲的次数越来越多。在发表重要的演说之前，他会在那里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仔细考虑演说的内容。他甚至在那里接见外国代表团，正确地算计着元首山庄的崇山峻岭和与世隔绝会让他想恫吓的客人感到的阵阵寒意。不过元首山庄吸引希特勒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在这里他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独居的快乐。他可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被曝光。重要的是，希特勒在这里改变了以往作为一个神秘单身汉的形象——他苦心营造这个形象，为的是加强对广大德国妇女的吸引力。每每在希特勒的官方车队到达元首山庄之后不久，一辆载着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梅塞德斯小型房车就会停靠在山庄外边。
希特勒经常到处旅行，但是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都限于帝国国内。上图中他正在飞机上翻阅一本书，下图中他穿着挡风遮雨的飞行服，正在敞篷车里查看地图。
这位漂亮、谦逊的女人过去曾在慕尼黑当过职员，很少见过有比她更安静的情妇了。来元首山庄的客人如果不太了解内情，很可能会怀疑她对元首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希特勒很少当众表露出对她的爱意，有时候竟会近乎轻蔑地把她打发走。尊贵的高层官员来访，与希特勒商谈时，布劳恩就会被从桌旁赶走。曾经有一次，势利的赫尔曼·戈林和妻子埃米来访，施佩尔发现布劳恩蜷缩在自己的卧室里，吓得不敢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可能会在大厅里碰见戈林夫妇。”她轻声说道。希特勒对布劳恩的冷淡一方面反映出他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与任何人关系亲密——何况布劳恩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女人。但是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复杂的是另一个不安定因素——希特勒无法忘怀在布劳恩之前占据他心房的一位年轻姑娘：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
希特勒的避暑山庄（左）背倚巴伐利亚萨尔茨堡附近巍峨耸立的阿尔卑斯山，既为他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度假胜地，也是让客人难以忘怀的理想场所。下图中， 1937年，希特勒正带领温莎公爵和夫人（走在他的右边）四处参观。
希特勒是在1928年开始迷上劳巴尔的，当时他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山间小屋里，请来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吉拉做管家。安吉拉带来了两个女儿，弗里德尔和迷人的格莉，格莉当时20岁，比希特勒年轻19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希特勒把格莉带在身边，对她百般疼爱，不过很显然，他的激情从来没有得到过性方面的满足。一位同事回忆说：“对希特勒而言，她就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年轻女孩——美丽、清新、纯洁。”希特勒执意要控制劳巴尔的一举一动，最终把她逼到了绝望的境地。1931年9月，她被发现死在希特勒的慕尼黑住所里，一颗子弹穿膛而过，很显然是自杀。
这起事件对希特勒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尽管他很快就从布劳恩那里得到了慰藉——1930年，他在摄影师霍夫曼的照相馆里第一次见到了布劳恩——但是劳巴尔仍像圣女一样占据着他的心。布劳恩痛苦地意识到希特勒对死去的劳巴尔念念不忘，绝望之中采取了与劳巴尔相似的行动：1932年，她对着胸口开了一枪，差点儿打中心脏。3年之后，她又一次自杀未遂，不过这一次用的是安眠药。打那以后，希特勒私下里对她的态度柔和了许多，但是只允许她在慕尼黑或元首山庄抛头露面。劳巴尔永远活在希特勒的记忆里，除了自己的母亲，希特勒只承认爱过劳巴尔。布劳恩在元首山庄的卧室与希特勒的紧挨着，为此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她如同一个不体面的边缘人，仆人们拐弯抹角地称她为“E.B.”。有一次希特勒当着她的面对别人说，智商高的男人应该找一个“朴实愚蠢的女人，”一个的的确确不会干扰他工作的女人。“我不能结婚，”他强调说，“想想有了孩子之后会出什么事！”
在希特勒的随从当中，不光爱娃·布劳恩吃尽了苦头才了解到元首对她的感情是有限度的。希特勒身边有几个人偶尔会有幸聆听他发自肺腑的倾诉，便努力想做他的知己朋友，不想遇到的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情感障碍。艾伯特·施佩尔有时禁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不能说希特勒是我的朋友？欠缺的是哪一点？”这位建筑师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哪一点是不欠缺的。这辈子我头一次碰到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会透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即便这样做了，也会忙不迭地收回去。”事实上希特勒经常说，除了布劳恩和他的狗——这两个生命对他的忠诚他是信得过的——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朋友。
一只经过驯养的寒鸦栖息在希特勒的肩头，这是元首允许拍摄的不多的几张表现其轻快活泼一面的照片之一。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只在开别人玩笑的时候才会开怀大笑。
虽然希特勒很少让相识的人觉得亲近，他也会允许他们做一些稍稍出格的事情。来元首山庄的贵客打招呼时无须和德国民众一样边敬礼边说：“嗨，希特勒！”他们只需简单地说一声“你好！”另外，他们不用称主人为“元首”，而是“头儿”。布劳恩甚至可以向这位不修边幅的独裁者指出，他的领带和外套搭配不当。她甚至可以大胆地开玩笑说自己是“国母”。
但是这种小范围之内的不拘礼数无法改变元首山庄单调沉闷的生活。这里每天的活动百无聊赖，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客人们不是连续几个小时而是连续几天地被迫聆听主人滔滔不绝的谈话。置身事外的人常常对纳粹新闻局局长奥托·迪特里希说，他们非常羡慕他有机会总是陪伴在希特勒的左右。迪特里希却注意到，那些受到邀请来元首山庄拜见元首的人离开时，通常会如释重负地大叹一口气，对那些“不得不放弃个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处在希特勒营造的令人厌烦的气氛中的”不幸者深表同情。
不光是希特勒冗长的独白让人腻烦。在很多时候，与希特勒同处一室就如同与一个幼稚的、让人心烦的小青年生活在一起。他的饮食习惯就像是一个挑食的小孩。他狼吞虎咽地吃光一整盒糖果，还不由分说地在每个客人的茶杯里加入好几匙砂糖。他不仅拒绝吃肉，还极力宣扬他的素食主义，饥肠辘辘的客人正在大吃烤肉或猪排的时候，他便开始描述令人作呕的屠宰场。
人人都知道希特勒缺少幽默感，但他喜欢对别人搞恶作剧。他最常开的一个玩笑便是叫一个下属给另一个下属打电话，传达可怕的“元首命令”，而希特勒则在一旁踱步，乐滋滋地想象接电话的人惊恐万分的反应。他还喜欢做一些愚蠢的游戏，比如说他曾发明的一种保龄球游戏：他打第一局，要用3个球击倒所有的瓶子。如果他成功了，另一个客人接着打一局；如果他失败了，游戏也就结束了。他还喜欢让男仆——男仆是不允许看到元首赤身露体的——手拿跑表站在卧室门外，计算他穿衣服或脱衣服的速度有多快。男仆喊：“开始！”希特勒就钻进衣服里；穿好之后，希特勒大喊一声：“停！”男仆按下跑表，希特勒飞快地冲到门口看看自己是不是破了记录。希特勒的一些行为的确很愚蠢，但这并不妨碍他担心自己是不是显得很滑稽可笑。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从来不穿新衣服在大庭广众中露面，除非霍夫曼事先拍摄了他穿这件衣服的照片，并已经让他过了目。“他害怕遭到别人的嘲笑，都快成了一种病态。”希特勒的一位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说，施罗德时不时地会暗中观察元首与他的苏格兰狗布尔利亲昵嬉戏。希特勒一看到她就会把小狗赶走——但是施罗德一离开房间。他马上就会和和气气地把狗叫回来。霍夫曼被严令禁止散播任何元首与布尔利在一起的照片；只是在马丁·鲍曼把希特勒与一条名叫布隆迪的威武神气的阿尔萨斯狗嬉戏的镜头拍摄下来之后，他才同意自己以爱狗者的形象出现。施罗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非常严肃地指出，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带着的只能是德国牧羊狗。”
1938年5月，希特勒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写下了这个遗嘱。遗嘱的第一句话要求他的遗体被送往慕尼黑，安放在纪念第一批纳粹党烈士的元帅堂里。第二句话说纳粹党是元首的遗嘱受益人。
希特勒对折磨、虐待人的各种各样的办法——越让人恐怖越好——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兴趣，这与他对动物的怜爱形成了奇特的反差。他对肢解、斩首、放血和烹食人肉津津乐道。（有人问他踏上英国领土之后要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去参观伦敦塔，看看亨利八世砍掉王后头颅的地方。）与此同时，希特勒却为虐待宠物焦虑万分，煞费苦心地起草了许多照看宠物的法案。1936年，在经过忧心忡忡的研究和辩论之后，希特勒得出结论：最人道的宰杀龙虾的办法就是用开水烫死——因此他下令，从今以后，甲壳类动物必须照此办法宰杀。
希特勒是个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关心动物，而是因为他非常担忧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是个忧郁症患者，讨厌酒精，从不吸烟，几乎总是让他的医生卡尔·布兰特和特奥多尔·莫雷尔不离左右。对他的医生来说，他是一位极难伺候的病人，不愿意检查身体，却凭着从一本经常翻阅的厚厚的医学书和家中的伪科学藏书中看来的一些信息，对医生开出的处方总是不放心地问长问短。
莫雷尔医生——他很快就把布兰特的医术比了下去——在1936年赢得了希特勒的感激，他为希特勒治愈了严重的胃溃疡，这个病可能是由怪异的饮食习惯和持续的焦虑造成的。莫雷尔建议注射一种名叫强身剂的良性细菌，疗效显著。希特勒的体重开始增加，腿上的一种湿疹顽疾也莫名其妙地痊愈了。心花怒放的希特勒越来越依赖莫雷尔医生，尽管莫雷尔提倡的养生之道包括经常注射荷尔蒙和其他从长远来看有害的药物。比如说，如果元首感到肠胃气胀，莫雷尔开出的药物里就含有微量的士的宁。接近希特勒的一些人认为莫雷尔是个危险的庸医，但元首却一直非常信任他，尽管他的胃病又猛烈地复发了，而且许多其他的病症——包括长期失眠——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曾经有一次，希特勒不太情愿接受莫雷尔的新治疗方案，莫雷尔便责问他：“我的元首，我对维护您的健康负有责任。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希特勒握紧拳头，威胁说：“莫雷尔，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的小命就会一钱不值。”
希特勒最难释怀的担忧之一便是患上癌症——他的母亲正是死于癌症——在没来得及实现德国的宏伟蓝图之前就死去。他的嗓子经常因为演讲时间太长而变得沙哑，他却由此认定自己得了喉癌。一位咽喉专家为他做了检查，并切除了喉部的一块良性息肉，但希特勒仍然忧心忡忡。1938年5月，希特勒草草写下遗嘱，告诉同事自己的寿命不会太长了。这种病态的焦虑使得希特勒急于实施他的征服计划，鄙弃任何要他三思而后行的建议。
希特勒一向自认为是一个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倾向的理性的人，这显然与他疑心自己有病、迷信药物的病态心理不相符。事实上，他同那些地位显赫的追随者一样，常常把迷信和科学混为一谈。他对早就被人怀疑的颅骨学很感兴趣，这种理论声称，通过研究人的头颅形状便可以详细推测出他或她的个性和能耐。希特勒曾经请专家仔细测量了他的颅骨，然后再与已经去世的著名领袖的面部模型和画像测得的数据做比较。结果可想而知，颅骨学的权威们兴高采烈地证实，希特勒颅骨的关键部位与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俾斯麦的毫无二致。
事实上，与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几乎全都乐意说元首想听的话，因为元首的火爆脾气早已声名在外——他发起火来简直是凶神恶煞，谁也吃不准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希特勒会在刹那间由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变成一个咆哮的怪物：他号叫着，捶打着桌子，或者戏剧性地把双臂平摊在墙上，像是绑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举动常常会把来访的客人和熟悉他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有时候希特勒为了吓唬持反对意见的人，让他们改变立场，便会上演这样几出大发雷霆的好戏。其他的时候，一些极其细微的小事都会让他勃然大怒。
一天，一大群希特勒的崇拜者被允许进入贝希特斯加登的山庄向他致敬，希特勒的爱犬布隆迪不知何故没有听从他的命令紧随其后。奥托·迪特里希目睹了元首的反应。“看见自己的命令遭到违抗，希特勒只觉得血往头上涌，”他写道，“旁边围着几千人，希特勒正准备按惯例从他们身边走过。两分钟后，一名妇女递给他一份请愿书，他突然对正好站在身后的一位亲信尖声大叫。他不做任何解释，也毫不顾忌在场所有人的惊异表情，竟然无缘无故地、恶狠狠地臭骂了那个人一顿。”不过比起他对卡尔·威廉·克劳泽发的那顿脾气来，这可算不了什么。克劳泽是希特勒的勤务兵，有一天端给元首的不是他最喜欢的瓶装矿泉水，而是泉水。在做希特勒信任的仆从5年之后，克劳泽被当场解雇了。
熟悉希特勒的比较有见地的人意识到，追根溯源，这种孩子气的吓人举动与元首在以往生活中积攒的满腔怨恨有关。“他年轻时候默默无闻那会儿肯定是个爱慕虚荣、易受刺激的人！”一位客人在目睹了希特勒的勃然大怒之后说。“不幸的是，这位客人的三言两语竟一针见血，揭露出元首在自信心和虚荣心上受到的打击。”克里斯塔·施罗德说。希特勒曾对不多的几个人讲述过父亲的残暴，施罗德便是其中之一，她揣测主子喜怒无常的性格得归因于他那“不快乐的童年”。不过希特勒身边的人对这个权势遮天的人其实有着不平衡的心态这一点并不太在意。他们反倒尽量迁就他，替他掩饰那些令人尴尬的过失。这样一来，这位被自己的新闻局局长形容为“总是那么残暴、固执、发无名火”的可怕人物，竟然继续被千百万的人尊崇为慈爱的国父。
希特勒极力美化自己古怪的脾气和有失正统的生活方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称自己是艺术家，因为才华出众，所以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为了证实这一说法，他指出自己不仅有卓越的演讲天赋，还有不同寻常的意志力和选择时机的奇妙的第六感。他并非满腹经纶，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常的记忆力，这使得他精通外交和军事，无须像资质稍差的政治家那样依赖顾问，沦为政府看管人。表面上他有点犹豫不决，实则是一个善于策划和组织的能手，先使反对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尔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他们。他就像一个厚颜无耻地向当时的传统挑战的艺术家，全然无视批评者的存在，一心一意追寻他那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大胆梦想。军队里那些持怀疑论、认为德国领土扩张计划愚蠢透顶的人被清除干净，而国外唱反调的人——他们把希特勒贬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不折不扣的业余政客，预言他很快就会垮台——被迫收回自己的言论。
然而，希特勒却为他实现宏伟蓝图的初步成功付出了难以估摸的代价。30年代后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似乎证实了希特勒的天才，他便摆出一副如神明一般永远正确的姿态，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使者和天意的执行者。纳粹教育家和新闻记者早已用相似的语言吹捧希特勒为拯救国家的英雄；德国的少年儿童定期背诵一首祈祷诗，诗的开头便是：“元首，我的元首，主的恩赐。”只是事到如今，这种偶像崇拜却让希特勒冲昏了头脑。
1938年4月，希特勒以上天派来的拯救者的姿态，来到刚刚占领的奥地利，出现在一群崇拜者面前。“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意志，从这里派遣一位青年去德意志帝国，”他声言，“让他成长，把他培养成民族的领袖，让他有能力带领祖国重返德意志帝国。”希特勒越来越相信自己推行的计划是上天的安排，这使得他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听不进去批评。希特勒周围都是一些像约瑟夫·戈培尔——他认定“元首讲话与宗教仪式无异”——那样崇拜他的助手，他渐渐觉得自己受到神明启迪做出的判断是不容辩驳的。“我就像一个梦游的人，满怀信心地沿着上帝指定的道路向前走。”希特勒声称。
1939年初，客人们在慕尼黑的指挥部元首厅里聆听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的面前按惯例摆着一杯矿泉水。他指出像元首厅和新建的总理府这样雄伟豪华的建筑可以给某位没有安全感的未来领导人增强权威感：“如果一个弱小的人能够在这样气派不凡的环境里出头露面，你简直想象不到他对周围的人无形中产生的威信。”他的话不经意中流露出很大的反讽意味。
希特勒这种拒绝采纳他人建议、自以为是的作风引起了手下将领的极大忧虑，他们担心在他的领导下，军队尚未准备就绪便盲目地卷入战争的旋涡。1938年的夏天，希特勒通知军事将领们，他打算冒着与西方各国打仗的危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立即变得很严峻。命令一宣布，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便秘密提议把希特勒赶下台。9月份，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德国，这个政变计划才不了了之。但是德国国防军高层指挥官中反对希特勒的力量此伏彼起。希特勒坚定的支持者、作战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抱怨说：“陆军里只有一种不驯服的因素——将领们，归根结底是他们太傲慢。他们既缺乏信心又不守军纪，因为他们看不到元首的天才。”
除了不驯服的军官，德国还有其他的人对希特勒盲目而疯狂的意志可能导致的后果表示担忧。一些外交官认为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光彩，因为德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在德国外交官汉斯·吉泽维乌斯看来，德国政权无法无天的本质特点在1938年11月9日这一天暴露无遗；在这个所谓的“碎玻璃之夜”，德国各地的纳粹暴徒使用武力烧毁了几十座犹太教堂，抢掠了数千家犹太人经营的店铺。吉泽维乌斯看穿了希特勒在这场暴行中扮演的角色。“元首亲自发起了这次恐怖的、不祥的过激行动。”他说。吉泽维乌斯随后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行动，他希望能够扫除这股邪恶的魔力，使大多数值得尊敬的德国公民不再像“兔子面对毒蛇那样对这个纳粹魔头”逆来顺受。
希特勒指挥的对犹太人犯下的种种暴行激怒了其他有良知的男人和女人。在获悉“碎玻璃之夜”这一事件之后，一位名叫迪特里希·邦霍弗的有影响的路德教青年牧师打开《圣经》，翻到《第74诗篇》，把暴行发生的日期——“9.11.38”——写在一首诗旁，这首诗讲述了古代的一群人跟随精神错乱的国王对希伯来人犯下亵渎神灵的暴行的故事：“他们烧毁了这个国家所有供奉上帝的圣殿。”《诗篇》呼吁对这个“整日亵渎神灵的疯子”进行惩罚，邦霍弗记住了这一点，很快便得出结论：加入反对现政权的行列是自己在宗教信仰上应该履行的责任。
但是，在几年之后，由希特勒的敌对暴行引发的不满情绪才转化为拥有广泛基础的反对他的具体行动。随着战争的临近，希特勒遇到的真正困难不是他在高层官员中分散树敌，而是他没有招揽到能力出众、谨慎认真的助手。“希特勒的支配欲压倒一切，不给任何人发挥的机会，”他的新闻局局长说：“他非但不愿笼络品格高尚、经验丰富、视野开阔的人，反而要对他们敬而远之，确保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对他造成影响。”
公允地讲，希特勒自己吹嘘的左膀右臂中确实有一些天赋出众的人，只是他们不是抱有偏见，极端自负，便是只懂得纯技术性的问题，他们的天赋因此非常有局限。在即将到来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希特勒迫切需要的是真知灼见——一些能够平息他的怒火、在他迷路时能够把他领到安全地带的顾问。可惜的是，直到尝到苦果的最后时刻，元首仍旧只能依靠那些与他一样心存许多妄想的亲信，他们没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更没有能力纠正元首的错误。正如奥托·迪特里希所说，一个“唯我独尊的”、被当作偶像崇拜的独裁者必定会落得这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