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类学家的梦想

挖掘一具完整的人类始祖骸骨是每个人类学家的梦想。然而，变化莫测的死亡原因、埋葬地点和化石化作用，导致史前人类的遗存支离破碎，这让很多人类学家梦想成空。在大多数情况下，零星的牙齿、骨头、头骨片这些东西是重现史前人类故事的主要线索。尽管它们零碎得让人泄气，却不能否认这些线索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线索的话，史前人类的故事将荡然无存。我也无法忽视这些可怜遗物的出土所带来的巨大刺激，它们毕竟是祖先的东西，经由无数代人与我们骨血相连。但是，一副完整的骸骨仍然是终极大奖。

1969年是福星高照的一年。我决定去勘探位于肯尼亚北部的古砂岩沉积遗址：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广大地区。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进入化石王国。我坚信能在那里发现许多化石。因为一年前我曾乘一架小飞机飞过该地区，分辨出那些沉积层可能潜藏着大量古生物——尽管这个判断受到了许多质疑。该地区地势高低不平，气候极度炎热干旱，但是对我而言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人类化石的主要发现地点见图0-1）。

在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资助下，我成立了一个小组去该地区勘探。小组成员包括米芙·埃普斯（Meave Epps），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到达数天后的一个早晨，米芙和我结束了一次短途考察，因为口干舌燥并急于躲避正午的灼热，我们沿着干涸的河床抄近路返回营地。突然，我看到正前方橙黄色沙滩上静静地躺着一个完整的头骨化石，它空洞的眼窝直视着我们。它无疑是人类头骨的形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记不清在那一刻跟米芙说了什么，但记得自己表达的是对这次偶遇所流露出的复杂情绪，既欣喜若狂，又难以置信。

我当时就认出这个颅骨属于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一个灭绝已久的人种，它近期才被季节性河流从沉积物里冲刷出来。自从大约175万年前被深埋入地下后，它终于重见天日。这个标本是至今为止被发现的屈指可数的完整古人类头骨之一。几周后，暴雨将形成急流把干涸的河床填满。如果米芙和我未能与它偶遇，这个脆弱的遗骸必将毁于急流。我们若不是及时在此处出现，发现这一掩埋已久的化石的机会则微乎其微。

无巧不成书，我的发现跟我的母亲玛丽·利基（Mary Leakey）10年前的发现几乎是在同一天。她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找到了类似的颅骨。但是那个颅骨简直像一副旧石器时代的拼图玩具，是由上百块碎片拼接而成的。我明显是继承了利基家族的好运，母亲玛丽和父亲路易斯（Louis Leakey）就以此闻名。事实上，好运一直伴随着我，之后在我主导的图尔卡纳湖的多次考察中，发掘了更多的人类化石，包括已知最古老的完整人属头骨。人属是人类族谱的分支，最终进化出了现代人类，即智人（Homo sapiens）。

尽管年轻的我因为不想活在我那举世闻名的父母的巨大阴影下，曾发誓决不陷入对化石的搜寻中，但这项事业的魔力却让我无法自拔。埋藏着祖先遗骸的那片古老干涸的东非土地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殊魅力，与无情的危险并存。寻找化石和远古石器常让人觉得浪漫，寻找过程也的确有其浪漫的一面，但是获得这门学科基础数据的地点，却距离舒服的实验室十万八千里。这项事业对体能要求极高，充满挑战，还要用心经营保障人身安全所需的物资。我发现自己有组织方面的天赋，在面对个人和环境问题时能从容应对。图尔卡纳湖东岸的许多重大发现不仅把我引入曾一度极力回避的职业，还给我树立了声望。然而，那个终极梦想——一副完整的骸骨，还在跟我捉迷藏呢。

1984年夏末，怀揣着共同的希望和信念，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同事们和我看到这个梦想粗具雏形。那年，我们决定去湖的西岸一探究竟。8月23日，在一个被季节性洪流侵蚀的狭窄沟壑旁，我的老朋友兼同事卡莫亚·基梅乌（Kamoya Kimeu）在斜坡的沙砾间发现了一小块古人类头骨。我们开始仔细寻找这个头骨的其他碎片，很快就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前后5次挖掘、历时7个多月的大规模搜寻中，我们挖出了1500多吨沉积物，最终找到了一具完整的人类骸骨。这个在160多万年前死于古老湖边的人，被我们称作“图尔卡纳男孩”，死时刚满9岁，死因不明。

臂骨、腿骨、脊椎骨、肋骨、骨盆、下颌骨、牙齿和更多头骨片，这些骨骼化石一块接一块地出现，真是让人欣喜若狂。男孩的骸骨碎片躺了160多万年之后，再次被复原成一个整体。人类从来没有发现过比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时代更早的，像这样完整的骨架。这一发现除了激动人心外，还预示着人类对史前时代将会有更深入的探索和认识。

在进入正题前，我先说一句题外话。人类学包括许多专业术语，这些晦涩难懂的术语不易被非专业人士理解，所以我尽量不使用它们。史前人类家族的每一个种，都有一个名称，即种名，我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它们。人类家族也有自己的名称，叫“人科动物”（hominid）。我的一些同事更喜欢只把所有远古人类叫作“人科动物”。因为他们认为，“人”（human）这个词只能用来指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在人科动物中，只有智力水平、道德观念和内省意识能与我们相提并论的物种，才能叫作“人”。

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直立行走使原始人科动物与当时其他的猿类截然不同，而这种进化出的特征奠定了人类历史演变的基础。一旦远古祖先进化为两足猿，那么其他进化也变得指日可待，最终出现人属就顺理成章了。如此看来，我们把所有的“人科动物”称为“人”是合情合理的。这并不是假设所有远古人类的物种都拥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精神世界。究其本质，“人”仅仅指能直立行走的物种——两足猿。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采纳此种用法，而在论述只有现代人特有的性状时，我会明确指出来的。

图尔卡纳男孩是直立人种（Homo erectus）的成员之一。直立人种是人类进化史上关键的一个种。从遗传和化石等多方面的证据来看，我们如今已知的第一个人种出现在大约700万年前。而200万年前，直立人登上历史舞台，那时人类的史前时代已有很长的历史了。直立人出现以前，曾有多少人种生存并消亡过呢？至少有6个？甚至双倍？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清楚，这之前已有的人种虽然能用两足行走，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和猿相似。他们脑部相对较小，面部向前突出，身形在某些方面更像猿而不像人，比如胸廓呈漏斗形，颈部短小，没有腰部。直立人脑部更大，面部扁平，身体更强健。直立人在进化时出现了许多与我们类似的身体特征，这使200万年前的人类史前时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直立人最早使用火；最早把狩猎作为生计的重要部分；最早能像现代人一样奔跑；最早能依照某种脑海里的模型制造石器；也最早分布到非洲之外的地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晓直立人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语言，但是几方面的证据支持他们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像现代人那样的自觉意识，但我猜测他们已经有了意识。毋庸置疑，语言和意识是智人最珍贵的特征，而这些却未在史前时代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像猿一样的生物如何进化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人类学家的目标。这一进化过程曾被描述为一部伟大而浪漫的戏剧，以渐渐浮现的人性作为故事的主角。而实际情况却乏味得多，是气候和生态环境的改变使物种进化，并非史诗般的冒险。这种进化比任何事物都更让我们兴致勃勃。作为这样一个物种，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十分好奇。我们想知道，而且有必要知道：人类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的？人类的未来又会怎样呢？我们找到的化石让我们的身体与过去相连，并要求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因为其中包含着理解人类进化史的性质和过程的线索。

在发现更多的史前时代的遗迹之前，没有一个人类学家能站出来公布每一个细节，但对于人类史前时代的大致情况，研究者们已达成共识。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史前时代有四个关键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家族本身的起源，大约700万年前，像猿一样的物种转变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第二个阶段是，这种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开始繁衍扩散，生物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适应性辐射。在距今700万到200万年前之间，两足猿进化成许多不同物种，各个物种能分别适应稍稍不同的生态环境。在距今300万到200万年前之间，在这些扩散后的物种里进化出脑部显著增大的物种。脑部增大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到来，是人属出现的信号。人类的这一分支自直立人进化而来，最终成为智人。第四个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即像我们这样的人开始进化，并伴随着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创新。

这四个关键性的阶段为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提供了架构。显而易见，在我们开始研究人类史前时代时，不仅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还要追究其发生的原因。如同研究象类和马类进化过程一样，在研究我们的祖先时，也要将其放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我们并不否认智人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比如智人与其进化上最相似的亲属黑猩猩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已开始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自己与自然界的联系了。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发现了大量化石，采用新方法解释并整合其中的线索，使人类学这门学科取得了重大成就。与其他科学一样，人类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科，有时由于化石和石器资料不足或研究方法不当，研究者们常常各持己见。许多重要的人类历史问题尚未有确切答案，例如：人类家族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类复杂的有声语言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史前时代人类脑部会明显增大？在下面各个章节中，我将指出在哪些问题上会有不同观点以及为何会存在这些不同观点，有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

能和许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多年研究人类学，我倍感幸运，心存感激。此外，我要特别感谢卡莫亚·基梅乌和艾伦·沃克（Alan Walker）。感谢我的妻子米芙，尤其是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她既是我最优秀的同事，又是最真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