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与众不同”

人类学家一直对智人的语言、高超的技术、伦理道德的判断力等特质着迷。人们认识到，尽管智人具备这些特质，却与非洲猿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近年来人类学领域的一项最具意义的转变。这种重要的认识上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我将在本章论述一个多世纪以来，达尔文关于最早人种的特性的思考对人类学家的影响，以及最新研究从哪些方面表明我们与非洲猿类在进化上关系紧密。同时，最新研究还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人类的进化。而他在该书之后的版本中含蓄地补充道：“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启示。”之后，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阐述。在论述这个当时还很敏感的话题时，他高效地建立了人类学理论结构中的两大支柱理论：第一，关于人类在何处最早出现（最初没有人相信他，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二，关于人类进化的方式。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方式的观点长期主导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证明是错误的。

达尔文认为，人类发源于非洲，原因很简单：

 

在世界每个大区域中，同一区域里现存的哺乳动物与进化出来的物种密切相关。非洲现存大猩猩和黑猩猩两种猿，所以与它们有紧密关系的绝种的猿类过去也可能生存在非洲，又因为这两种猿是人类最近的亲属，所以我们的早期祖先也更有可能生活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区。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达尔文在写这些话时，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早期人类化石，所以他的结论完全来自理论。在达尔文时期，欧洲尼安德特人的骸骨是唯一已知的人类化石，在人类史上他们处于较晚时期。

人类学家强烈厌弃达尔文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出于殖民主义的蔑视，他们认为热带非洲是黑暗大陆，绝不会是智人这种高贵物种的发源地。在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在欧洲和亚洲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化石，致使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受到更大的蔑视。这种观念盛行了几十年。1931年，我的父亲路易斯·利基跟其剑桥大学的导师说自己打算去东非找寻人类起源的化石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导师要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父亲的坚定信念一部分是因为他认同达尔文的观点，另一部分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肯尼亚人。他不顾剑桥学者们的建议而继续探寻，使东非成了研究人类早期进化史的风水宝地。近年来，非洲大陆早期人类化石大量涌现，人类学家如果仍蔑视非洲，就会显得离奇古怪。这提醒我们，科学家们用理性作为向导，但也常常受感性支配。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了另一重要结论：他认为两足行走、技能掌握和脑部增大等人类特征是同步进化的。他写道：

 

如果解放人类的手和臂并让双脚站得更稳对人类有利，那么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类祖先选择两足直立行走对他们更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性地用于支撑整个身体或用于爬树，那么它们就不能完善自身，无法制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掷石块和长矛。

 

在此，达尔文认为，人类独特的运动方式与石器的制造直接相关。人类的犬齿通常比猿类匕首形的犬齿小得多，他进一步把这些进化与人类犬齿的起源联系起来。他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指出：“人类早期祖先可能长着巨大的犬齿。但当他们逐渐习惯使用石块、棍棒和其他武器对付敌人或对手时，就很少会使用上下颌和牙齿了，因此上下颌和牙齿这些器官就会变小。”

达尔文指出，这些会使用武器且两足行走的动物有了更多密切的社会交往，这需要他们有更高的智力。我们的祖先越聪明，他们的技术和社会关系就越复杂，这又反过来要求他们拥有更高的智力。各种特征的进化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这种彼此相关的进化理论为人类的起源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并成为人类学这门科学发展的核心。

根据这一图景，人种刚出现时不只是一种两足行走的猿，它那时就已经具备了智人的许多特征。这一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人类学家们在很长时期围绕它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假说。但这一图景并不科学，如果从猿进化为人既是突发的又是古老的过程，那么人类的进化就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的进化大不相同了。那些深信智人是特殊生物的人也许会赞同这个观点。

“智人与众不同”这种理论盛行于达尔文在世时期，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像达尔文一样，独自创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却特意避免将这种理论用于研究我们最珍视的人性的许多方面。他认为，人类精明老练，不会成为自然选择的产物。其理由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对这些品性没有生理需要，所以他们不可能起源于自然选择。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存在着超自然的干预。华莱士对自然选择学说缺乏信心，这让达尔文大失所望。

苏格兰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于20世纪30～40年代开创了南非人类学研究的先河，把非洲确定为人类的发源地，并对人类的特殊性发表了明确观点。布鲁姆认为智人是进化的终极产物，而自然界的其他一切都是为智人的舒适性服务，他和华莱士一样，都在寻求人类起源的超自然力量。

像华莱士和布鲁姆这样的科学家，在理性和感性两种相反的力量中挣扎。他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智人通过不断进化的过程，最终从自然界产生。但他们也相信，人类的根本灵性和超越自然的本质是他们得以解释人类进化特殊性的原因。1871年，达尔文就人类的起源提出的各种人类特征同时出现的“一揽子”论点，也同样印证了华莱士和布鲁姆的看法。尽管达尔文并未指出超自然干预的作用，但他的进化学说认为人类在一开始就明显有别于一般猿类。

达尔文的论点直至十几年前都很有影响力，它引发了一次巨大的争议：人类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将简单说说这次争议的情况，因为它体现了达尔文“彼此相关”进化学说的魅力，也终结了其在人类学的统治地位。

1961年，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Elwyn Simons）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论文。他在其中阐述道，腊玛古猿（Ramapithecus）这一小型似猿动物是已知最早的原始人种。耶鲁大学青年学者爱德华·路易斯（G. Edward Lewis）于1932年在印度发现的上颌骨的部分碎片，是当时已知的腊玛古猿化石遗骸的唯一部分。西蒙斯发现，腊玛古猿的犬齿短而钝，颊齿（前臼齿和臼齿）与人的颊齿颇为相似，咬合面平整，不像猿类那样尖锐。他还宣称，将这个不完整的上颌骨碎片重建后，将会形成像人的上颌骨一样的形状，齿弓是稍稍向后张开的，不是现代猿类那样的U字形。

戴维·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是剑桥大学的英国人类学家，他与耶鲁大学的西蒙斯共同从解剖学角度研究腊玛古猿颌骨的解剖特点。他们还根据颌骨碎片推断，腊玛古猿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靠两足直立行走，进行狩猎。这与达尔文的推论有相似之处，都认为一旦一种人科性状（齿形）存在，便意味着其他的人类特征也存在。因此，最早的人科物种被认为是有文化的动物，也就是说它们是现代人类的原始变体，并不是一种没有文化的猿类。

最早发现的腊玛古猿的化石沉积物年代久远，在亚洲和非洲发现的此属古猿的沉积物也一样。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因而得出结论：最早的人类出现于距今至少150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是3000万年前。此外，人类起源于很早以前这一理念，使人类有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对于最早人种的起源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没有研究化石，而是将现今人类与非洲猿类的某种血液蛋白进行比较，以确定二者蛋白质结构的差别程度。这种差别是突变的结果，人和猿的物种分离的时间越长，累积突变的次数就越多。他们计算了突变的速率，把血液蛋白数据当作一种分子钟。

这种分子钟显示最早的人种出现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这与之前所流行的人类学理论所认为的1500万年到3000万年前有天壤之别。威尔逊和萨里奇的研究数据表明，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之间的血液蛋白的差别程度相同。换言之，500万年前的某次进化事件使一个共同祖先同时朝三个不同方向进化，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现代黑猩猩和现代大猩猩。这与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看法相悖。从传统认识上看，黑猩猩和大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人类的差距较大。但如果分子数据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家就得承认，人类与猿类在生物学上的关系比大多数人所坚信的要密切得多。

人类学家与生物化学家相互之间强烈质疑对方在专业性方面的技术问题。威尔逊和萨里奇的结论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人类学家认为，分子钟的机理过于离奇，所以不能作为判断过去进化事件的准确时间的依据。威尔逊和萨里奇则认为，人类学家过于关注根据又小又破碎的解剖性特征而得出的谬论。我当时与人类学家站在同一阵营，认为威尔逊和萨里奇是错的。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10多年，其间威尔逊、萨里奇以及其他独立研究者提供的分子证据越来越多。这些新证据大多符合威尔逊和萨里奇最初的观点，也开始令人类学家们慢慢地转换了观念。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皮尔比姆小组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小组，分别在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现了类似腊玛古猿的更为完整的化石，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见图1-1）。

腊玛古猿的化石在某些方面确实与人类化石相似，但这个物种不是人类。单单靠零碎的化石来判断二者在进化上的联系，其中的难度超乎想象，甚至会让人落入陷阱。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就落入了其中一个陷阱：相似的解剖性状不代表进化上也同样具有相关性。在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现的那些更为完整的标本，揭示之前的标本只是表面看起来像人类。腊玛古猿的颌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这和其他特征都表明它是一种原始猿类（现代猿类的颌骨呈U字形）。腊玛古猿不是两足行走的猿，也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而是像它之后的亲属猩猩一样生活在树丛里的物种。这一新证据成功地说服了最初深信腊玛古猿是人类的人类学家们，他们承认自己是错的，而威尔逊和萨里奇是对的：最早的两足行走的猿类创造了人类家族，它们起源于相对较近的时期而非远古时期。

威尔逊和萨里奇在最初的著作中指出，人类和猿类的分化发生在500万年前，而如今分子证据则一致把它提前到距今700万年前。但这没有改变人类与非洲猿类有生物学上的相关性的观点，如果说若有改变的话，二者的关系就只能比原先的设想更密切。有些遗传学家认为，分子数据仍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是三等分关系，但另一些专家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与黑猩猩亲缘关系最密切，而大猩猩与二者的进化距离更大。

腊玛古猿事件在两方面改变了人类学。首先，它表明根据相同的解剖性状来推断相同的进化关系是危险的；其次，它揭示了盲从于达尔文的“一揽子”观点是愚蠢之举。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根据犬齿的形状，推测出腊玛古猿完整的生活方式，相当于说：如果有一个人类性状存在，就假定其他性状也都存在。推翻了腊玛古猿是人科动物的观点之后，人类学家们开始质疑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