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供应链由跨国公司推动并主导，既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开放经济的产物，也是当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进行全球化布局实现成本和效率最优，全球化供应链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使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但是，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供应链全球化并没有普遍性地带来各国产业结构性升级，相反，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化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低端锁定、经济增长缓慢、利益分配不合理等严重问题，深刻反映了全球化供应链治理体系的缺陷。

目前，由主要发达国家挑起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已经显著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浪潮不仅使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增加，也使伴随着贸易全球化、要素流动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的供应链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贸易冲突更加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供应链成员企业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共识被打破，供应链断裂、崩溃的风险大大增加。

为应对危机，亟须创新供应链治理体系，在全球化供应链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等层面积极变革。在治理理念层面，着力建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公平正义、和而不同理念为核心的治理价值观；在治理结构层面，围绕WTO改革这一中心议题，坚持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原则，以更加灵活、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全面推动发展议题、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不断增强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谈判能力；在治理机制层面，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基础上，构建以权力因素为主要变量的治理机制和更加平衡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

对中国政府与企业而言，面对贸易冲突和全球化供应链治理体系变革的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建立以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以产业升级化解、规避可能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同时，通过培育供应链“隐形冠军”企业、重塑企业家精神、构建供应链竞合对称性伙伴关系等举措实现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