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供应链全球化面临的争议

（一）全球化供应链治理体系困境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球化供应链，并没有普遍性地带来产业升级和社会福利改善，其根源是全球化治理体系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治理不公平和无效治理，使得参与全球化的成员利益得不到保障；二是治理规则的制定由发达国家掌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三是全球供应链分工以及各国经济体系的内在禀赋，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低端锁定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固化，这些都不利于全球化的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规则更多由发达国家制定，在规则上更多体现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分得的利益有限。

供应链全球化并不总是带来积极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出口加工区域成功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多数欠发达国家承载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自由型产业，这些产业缺乏与国内其他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并且对经济衰退更加敏感。一般来说，低收入国家生产的产品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难以产生技术创新。又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保持经济封闭，没有或很少参加世界经济分工，既无法从更发达国家分享技术变革的溢出效应，也不能获得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因而全球化供应链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差异，导致更为显著的地区间贫富差异。

供应链全球化也并没有普遍性地带来各国产业结构性趋同和升级，相反，由全球供应链主导的外源性产业增长模式的特征是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严重依赖外部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抑制国内市场消费及消费升级，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跃升造成了障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供应的国际分工体系，一方面可以获得先进技术、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并以此提升本国的生产能力，但另一方面很容易锁定一国的产业结构或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固有的国际分工体系造成“路径依赖”。发达国家集中高端要素资源发展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甚至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而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集中要素资源发展生产组装等制造环节。

尽管全球供应链网络将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连接为一体，但来源于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供应链分工固化了各国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定位。虽然面临中国企业的强势竞争态势，但在多数产业领域内，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公司依然依靠其技术原创优势、持续创新优势、市场优势和强大的资本实力牢牢占据了供应链上的话语权，不论是类似苹果公司这样的供应链最终集成商，还是类似高通公司这样的供应链“隐形冠军”企业。现实情况是，多数全球供应链上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并没有通过供应链利益传导机制和技术扩散机制实现足够所需的技术积累，从而摆脱低端制造、廉价外包目的地的所谓“低端锁定”。这可以理解为，全球化供应链依然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获取超额利润的“收割机”，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的工具和途径，作为既得利益方，既不想也不能放弃巨大的现实利益。

（二）逆全球化浪潮

对全球化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是愈演愈烈，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质疑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在全球范围内最典型的逆全球化事件有两个：一个是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欧，英国政府与欧盟开始就相关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打击；另一个是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贸易保护与美国经济繁荣的关系问题，并公开提出了“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施政纲领，更加使得全球化进程蒙上阴影。

在微观层面，生产的国际分工进程减慢甚至停滞，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其全球供应链战略，要么放弃全球战略重新回到国内运营的模式，要么更加紧密地从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维持全球战略，即建立规模更小和更具地区性的供应链。事实上，供应链甚至对交易成本的小幅增长都非常敏感，无论导致这一增长的原因是关税上调还是油价上涨。

以美国制造业为例，“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产业聚焦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技术研发与创新、全球市场营销、品牌运作等，将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寻求低劳动力成本、低要素成本和资源价格便宜等竞争优势。这种全球化供应链的布局和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使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普遍经历了趋势性萎缩。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这一占比降至30%。2010年，美国保持多年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被中国取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带动。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逆转”，许多人将此称作美国制造业的回归。特朗普支持制造业回归，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承诺将企业税收从目前的26%降至10%～15%，要求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制造商不能在墨西哥建新工厂，并对在境外生产且将产品返销回美国的本土制造企业征收高额“边境税”。制造业回归是要将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同时也要把几百万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在技术和政策层面，美国工业生产机器人技术发展不断成熟，页岩气技术使得能源价格降低，大规模减税政策和振兴美国制造业导向，也促使众多美国公司开始回归美国，掀起制造业迁美潮。例如，英特尔宣布，未来3～4年将投资7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设立半导体工厂，生产先进的七纳米芯片。IBM也准备在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增添2.5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惠普公司已经将部分商用台式机、EliteBook系列商用笔记本和所有工作站都搬回美国工厂生产。通用电气时隔50年之后将冰箱冷冻室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美国本土，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再设新工厂，为此通用电气获得肯塔基州和路易斯维尔市共3700万美元的奖励，以及联邦政府2480万美元的减税政策。惠而浦公司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克里弗兰开设了新工厂，该公司的KitchenAid牌手持式搅拌器，在美国进行组装。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生产厂卡特彼勒公司也将整机组装业务从墨西哥迁回了美国本土。在频繁出现延期交付，以及在生产最新机型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情况下，波音公司也决定放弃最初分散的生产链，并将主要的生产流程收归总部。在汽车行业，自动限制出口和“在销售地生产”的政治压力，已经促使汽车制造商将最终组装厂迁移到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区。

除此之外，韩国巨头三星也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Newberry市设立工厂，生产高端家电。而中国企业，除了富士康、福耀玻璃、海尔集团外，轮胎行业里的青岛麒麟、佳通等也纷纷开始在美国选址。

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性收缩。一方面，远离成熟市场的国家或低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失去融入国际分工，从而实现工业化的机会。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创造大量就业和获得技术转让而实现强有力蛙跳式战略的机会。另一方面，至少从短期来看，放弃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同样会使跨国公司付出沉重的代价。离岸业务曾是许多重要产业的核心目标，这些产业已经在它们的国际网络中进行了巨额投入，并且从资源禀赋和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在海外建立的生产基地一般都比国内旧工厂更加先进和更有效率，因而不论是理论界还是产业界，对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替代计划能否成功都持怀疑态度。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主要是化学新材料，芯片、半导体等电子产品，航空航天、汽车等高端制造业和食品饮料、石化能源等消费相关的制造业。这些企业均为重资产的企业，需要高度规模化的大生产体系。但长期以来脱实向虚的产业导向，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成本高企，与现代制造业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也受到摧残。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有1450万左右，到20世纪末，美国制造业工人下降到1200万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再回归”，但也阻挡不住美国制造业工人快速下滑的势头，到2016年，美国制造业工人只有1230万左右。高工资、产业工人短缺是困扰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重大问题。

（三）全球化供应链与全球危机传导机制

部分学者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扩展至全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供应链的全球化，这从侧面说明了生产分散和集成化的重要影响力。于贝尔认为虽然全球供应链并没有剧烈地改变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间的长期弹性，但它们仍然是导致2008年9月金融危机后贸易崩溃的决定性因素^[13]。全球化供应链将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同频共振，因而危机传导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高度依赖于信贷的生产耐用消费品和资本类商品的部门，从属于这些国民经济部门的产业活动急剧降低，从而一举扭转了自2003年至2008年全球主要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态势。从国际贸易数据来看，如表2-2所示，2008年和2009年，基本矿物贸易年平均骤跌17.5%，钢铁贸易下降14.5%，制造业中汽车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综合各方面数据来看，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速度相比，世界贸易下降的速度要快5倍。这场危机之所以会在国际贸易面前产生放大效应，全球化供应链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冲击的国际性传导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即商业方式与金融方式，商业方式的传导更加体现了供应链的全球化特性。

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逆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从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众所周知，全球化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首先倡导并全力推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在2009年9月的一份关于二十国集团的报告中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已经采取“贸易保护机制”来应对衰退，全球化面临重大的挫折。报告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了各国失业率攀升，从而更加推动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

（四）供应链全球化的风险

风险管理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尽管对风险的定义和内涵尚存争议，但风险源于某种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已经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中得到共识。对于风险的定义一直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去诠释风险，认为风险就是不确定性，这种定义更加趋向于一个中性的概念，因为不确定性对风险主体会带来双向的影响；另一种理解将风险定义为可能带来损失的事件或环境，风险即损失。前者可以理解为损益论，而后者则是损失论。

根据美国项目经理协会的观点，风险被定义为不确定性事件或者是一旦发生将影响一个或多个目标达成的一系列环境。这一定义结合了对于风险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和损失特征。风险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不确定性特征；二是损失特征，风险是能够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

在供应链风险管理领域，爱立信、诺基亚是经常被引用的经典案例。2000年3月17日，一场雷电袭击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手机芯片工厂，导致了大面积的电网波动，进而引发了皇家菲利普电子公司的大火，损坏了数以百万计的芯片。工厂的客户诺基亚公司几乎立即转向其他的芯片生产企业。由于多供应商战略和快速响应，诺基亚在这一危机中的损失很小。与之相对应的是爱立信公司，作为菲利普公司的手机客户，采用了单供应商策略。结果是菲利普公司因为大火而关闭，爱立信没有其他的芯片供应渠道，从而使其供应链中断数月，最终爱立信公司损失4亿美元的销售额。

诺基亚与爱立信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反映了管理供应链风险的重要性。在非全球化的供应环境中，供应链风险一般来自外部的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不确定的客户需求、不确定的经济周期等因素，内部风险主要来自供应商停产或破产、雇员纷争等因素。这些问题可能严重地中断或延误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导致销售损失、成本上升，或二者兼有。但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地区关系、文化冲突、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冲突成为更为重要的风险来源。

从供应链的结构来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供应链复杂性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供应链脆弱性和易受攻击性。一般而言，全球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和信息技术导致供应链变得更长和更加复杂，从而导致供应链更高的脆弱性，这里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系统、信息通信、物流系统等各个方面。新风险的出现源于供应链的复杂系统属性，而不仅仅是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企业运营层面，企业聚焦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合作伙伴，进一步地导致了供应链的高复杂性。为了获得成本优势和市场占有率，许多企业进行了诸如制造环节外包和产品多样化的各种技术与管理创新，这些创新在稳定的环境中是有效的，但是在各种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中则会导致供应链更加脆弱和易于断裂，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带来了明显的风险因素。供应链存在中断风险的原因还在于及时制生产、敏捷供应链管理在企业界的大量应用。在制造业的许多领域，由于精益生产和零库存管理理念的推广和实施，居于供应链核心的制造企业更加依赖于及时制的外部零部件配送和最小库存管理，导致供应链风险扩大。及时制的零库存对企业的生产运作管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运作模式已经跨越了企业边界，超出了企业能够完全实时掌控的范围，企业间信息与数据的及时有效传递与沟通是实现一体化运作的关键，这既对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此外，企业与上下游之间由单纯的交易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样导致供应链风险的增加。精益供应链为了提升效率、进一步降低成本、实现更快的客户响应、更低的全流程成本、更好的协同，采取了更少的供应商、更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更少的供应商备份策略。出于精益供应链管理的需要，企业更加倾向于减少供应商的数量，与少数的优质供应商，甚至是唯一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对这些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造成了供应链管理的悖论：为实现更快的客户响应和柔性，更低的成本和效率降低“牛鞭效应”而寻求少数长期合作伙伴，但更少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备份却导致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和易受攻击性，两者相互矛盾。可以说，正是由于供应链合作伙伴重要性的不断提高，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图2-2是相关学者统计的导致供应链风险增加的7个方面的驱动因素，其中全球化、产品多样化和外包是排在前三位的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既是供应链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形态，也是导致供应链风险的最重要来源。就产品多样化而言，为了满足日益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者和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在许多行业，定制化、个性化的生产也导致了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种生产要求大量可控的平行信息流和物流以确保更高的客户服务水平，这种复杂性的增加提升了不确定性的程度和风险。

总之，全球化供应链相比于非全球化供应链，在获得成本、效率和专业化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高脆弱性、高风险性等问题，导致全球化供应链遭受延误、断裂乃至崩溃的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极大地干扰了各国的政策取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地挑起各类贸易摩擦和冲突，并将地缘冲突、国际政治关系等因素与贸易问题相互叠加，使得全球供应链由经济而政治，由政治而经济，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同样大小的不确定性对供应链冲击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风险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供应链的设计，也就是说同样的风险事件在不同的供应链结构中和不同的企业中所造成的影响差异很大，即一方面由风险事件决定，另一方面由供应链的脆弱性决定，而供应链的治理体系是本书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