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城市群发展相关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2.1　理论基础

2.1.1　区域经济分异理论

区域分异来源于地理科学，是用于指导自然区划的重要规律，是指在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表面不同地段之间的相互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差异。事实上，区域经济中也存在因各种因素的作用所致的区域间、城市间因分工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可称为区域经济分异（或区域差异）。由于区位环境各要素及其所组成的经济综合体，在一定区域内按照一定的功能分化并按特定的规律分布，而形成多级经济区域现象，其客观存在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区域经济分异规律。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这类规律。

俄林的资源禀赋说、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论都在探寻国家间、区域间差异与分工上做了极大的贡献。18世纪30年代，古典区位理论创始人杜能在其代表作《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用抽象法和孤立法探索了因运输距离不同而导致的农业分带现象。通过六项假设，他提出了各类农作物合理组合的分界线，把孤立国划分为6个围绕城市中心呈向心环带状分布的农业圈，即“杜能圈”，该理论为后来学者在区位理论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德国学者韦伯利用杜能的抽象法和假设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工业实际，把1861年以来德国工业区位、人口集聚和其他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运输区位法则、劳动力区位法则和集聚法则。韦伯之后的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人们探索这个原因，为什么城市有大有小？人们相信，城市一定有什么安排它的原则在支配着，仅仅是人们仍然不知道而已！”(1)在其《南部德国的中心地》一文中，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提出了中心地等级序列理论，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镇作为“中心地”，在向周围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要受到“人口门槛”和“服务半径”的制约。“中心地”根据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服务半径分为“高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高级中心地”承担服务上限和下限都大的高档次服务，“低级中心地”承担服务上限和下限都小的低档次服务。这种划分也决定了一定区域内的“高级中心地”数量少、服务范围广，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档次高、种类多，而“低级中心地”的数量多、分布广、服务范围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档次低、种类少。而考虑消费者就近消费，生产者尽可能扩大其销售范围的原因会导致在“高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之间还存在“中级中心地”，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介于两者之间。在此基础上，遵循市场原则，即生产者“货物最大销售距离”和消费者“最近中心地购物”，克里斯塔勒推导出了“理想地表上的聚落分布模式”（克里斯塔勒称其为K=3的中心地网络），他同时认为，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三个条件或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克里斯塔勒认为，在开放、便于通行的地区，市场经济的原则可能是主要的；在山间盆地地区，客观上与外界隔绝，行政管理更为重要；年轻的国家与新开发的地区，交通线对移民来讲是“先锋性”的工作，交通原则占优势。克里斯塔勒得出结论：在三个原则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地区或国家，应当形成如下城市等级体系：A级城市1个，B级城市2个，C级城市6～12个，D级城市42～54个，E级城市118个(2)。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因此成为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法国经济学家廖什在克里斯塔勒研究的基础上，在其《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中，提出了市场区位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其中，他提到，随着企业对市场的争夺加剧，其建立的六边形市场网络（类似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网络体系）在竞争中不断调整会出现两种地域分异。其一，门槛不同的商品，按照需求数量的不同形成不同规模的市场集结点，各个市场的集结点随着需求量的增大，会逐步形成大市场网络，市场与城市相互作用，大市场催生大城市，并且整个市场网络都交织在大城市周围，城市越向外扩张，各市场集结点的重叠程度就越差；其二，大城市形成后，在交通线的作用下，就会形成距离交通线近的经济稠密区和远离交通线的经济稀疏区，或者说近交通线的工业扇面和远离交通线的农业扇面，进而构成了广阔的区域经济景观。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基于对资源禀赋相似的战后工业国家间贸易占国家收入比重上升的原因的分析，形成了新分工与贸易理论，在区域经济分异规律探寻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对城市群发展研究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相似国家之间的同类产品贸易，与国家间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国家在生产此类产品规模收益递增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二是在上述前提条件下，认为某一特定产品其生产区位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并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也就是说，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一旦一个地区的初始优势建立，规模收益递增就会使这种优势累积，贸易和发展专业化就会形成“路径依赖”。三是在不完全竞争和同类产品贸易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回报状况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进而影响相似条件下的贸易。四是由于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国家及区域通过战略性政策，可以创造竞争优势。五是该理论用外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解释了区域工业集中、区域中心和外围格局的关系，促进了贸易理论与区域理论的有效关联。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促成了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运输费用则带来了经济活动的分散，在两者的交互影响下，实现了产业的集聚与分工，进而很好地解释了工业带的形成。该理论推动了新地理、城市经济学者对连续空间情况下空间经济分布结构和分布形态的研究。郭鸿懋认为，正是由于产业集中带来了生活成本在产业活动中份额的扩大和产业对人口需求所致的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继而推动整个产业向前和向后联系的不断增强，催生出其他规模大的经济活动，各类经济活动在不同层次的集聚、整合形成了有一定规则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为城市及城市群空间秩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2.1.2　区域间的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也称为相互依存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苏关系的松动、美国霸主地位的动摇、跨国公司与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形成、技术革命的推动等，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相互依存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我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刘再兴归纳提出了相互依赖理论，也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二战后形成的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时，以各成员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分析欧共体“南北”和“南南”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实践中，各国在各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处理中，都意识到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相互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而把这种相互间依存关系作为处理问题的前提条件。学者们在阐述这一理论时提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表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很好地解释了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东南亚等地转移，而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旺盛的消费能力所支撑的市场，却备受发达国家资本家的青睐。在无法回避的依赖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对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等极大的依赖性。因此，有人说，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相互依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无法进行下去(3)。

学者们还把区域相互依赖理论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相互依赖性的。这种依赖性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联合、相互制约、互相依存越来越明显，而经济全球化，则把这种依赖关系演绎到了极致，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城市间的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是全面性的。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已涵盖了所有国家、民族，同时，相互间的依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生态、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全过程。三是相互依赖是双向性的。没有单方面的依赖，不存在谁依赖谁，国家间、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只有互利共赢，才能获得相互的共同发展。

相互依赖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城市群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城市群的形成建立在区域内城市间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城市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在城市间相互作用，正是这些相互作用推动了区域间、城市群间、城市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群发展研究必须重视和探讨处理区域间、城市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确保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相互依赖在内容和形式上可持续发展。

2.1.3　城市群建设与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始于二战后，各国为重建国民经济，推动了区域发展理论的发展。区域发展问题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等众多学科，而在战后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化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后，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涉足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因此形成了经济学派区域发展理论。其中主要有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因果累积理论、城市圈经济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成为城市群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以罗森斯坦·罗丹为代表的大推进理论认为：采用对相互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大市场，解决市场需求不足问题；同时，这种投资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投资，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该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促进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强调生产力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的均衡部署，力图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4)。该理论对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内地区间差距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在实践中，由于区域分异及存在资源禀赋、资本条件等差异，以及不发达地区资本匮乏等现实条件，不允许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所有产业，实现全面、大规模的投资。即使是发达地区，由于区域分异及资源禀赋、生产技术、产业基础等因素，决定了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部门才会获得投资机会。城市群发展以推进区域内各城市互利共赢，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为目的，但产业发展应该注重因地制宜，因此，该理论在实践中应结合不平衡发展理论斟酌运用。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 Perroux）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工业生产或者某些产业首先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地区形成集聚，集聚的优势产业逐步成为区域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增长极。增长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极化和扩散，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随着学者们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增长极理论已从工业部门间的关联和乘数效应的研究逐渐延伸到工业及经济发展的空间，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并有效地解释了仅依靠一个或少数企业却带动整个区域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现象。因此，该理论对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该理论却忽视了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发展的消极影响。1957年，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梯度发展理论，通过利用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概念，阐释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他认为在梯度发展中，有极化、扩展和回程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制约着区域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状况。缪尔达尔及该理论的跟随者认为，如果某一地区因初始的优势而比其他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么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种已有优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得更快，而之前发展慢的地区会发展得更慢，这就是循环因果累积原理。除了因为已有优势致使发展得快的地区不断累积有利因素而发展更快这样的极化效应外，他们认为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累积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回流和扩散两种相反的效应。回流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由于地区间收益差异的影响，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进一步抽空落后地区要素，导致其发展更慢。但回流效应也并非是无节制的，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本过剩，资源紧张等问题，导致其生产成本上升，外部不经济，进而使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导致规模边际报酬递减，迫使劳动力、资本、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这一过程被缪尔达尔称为扩散效应，因此扩散效应是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和缩小区域差距的。在累积因果过程中三种效应的相互作用，推动着增长区域和落后区域间发生空间的相互作用，为政府有效干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F．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基础上，针对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以赫尔希曼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赫尔希曼反对全面投资和所有部门均衡增长，认为各部门、各产业发展本身是不均衡的，各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不均衡发展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应把有限的资源和资本投入到“优势产业或部门”，并实行专业化生产，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再以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关联产业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赫尔希曼等学者同时将空间度量的概念引入增长极，提出了核心区及其影响区概念。之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将核心及其影响区概念结合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空间极化模型理论，他认为，区域发展是基于创新推动形成的，它可以看作是一种由基本创新群逐步汇聚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具备有利于创新活动条件的是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并且创新往往呈现出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他据此创建了核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系统是由核心区和外围区共同组成，核心区相比外围地区而言，是城市或城市集聚区，其工业发达，资本集中，技术水平高，人口密度大，经济增长速度快，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区域社会组织子系统，在空间系统中居于支配地位。外围区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工业及其技术主要依附于核心区，外围区通常会有利于形成新城市、附属的或次级中心。

二战后，随着全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圈层经济发展逐渐引起各国理论界、政府的重视，城市群圈层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由此展开。该类理论强调城市群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大都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因此认为，应以城市为中心，呈圈层状空间布局，逐层向外，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群圈层经济理论把城市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协调，对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4　城市群及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点轴开发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地方出现经济中心或者说“点”（中心城市或优先发展区域），这些经济中心在区域内呈点状分布，它们就是区域的增长极，是点轴开发理论中的“点”。经济的发展会推动区域内“点”的增加，“点”与“点”之间的经济往来加速，以交通干线、水源供应线、动力供应线为依托的生产要素流动越来越频繁，交通干线、供应线就成为连接“点”与“点”之间的轴线，并为整个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服务。随着轴线服务功能的增强，其有利的区位优势逐步显现，势必会吸引产业、人口沿轴线两侧集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轴，实现“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该理论不仅重视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同时强调对区域内城市间或经济中心间重要交通干线的开发。点轴开发所提倡的以点带面对区域增长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极开发，也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该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江城市的开放布局战略及现在的“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点轴开发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区域一体化纵深推进、类似城市群的空间组织不断发展成熟，研究者们提出了网络开发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点轴系统不断完善，其“点”（增长极）和“轴”（交通干线）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在一个很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资金、技术、商品、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网或网状的流动方式，交通、通信线路不断往小的城镇延伸分布，更为繁密的交通、通信网络形成，整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点都分布在同一张网内，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更趋频繁，从而有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并且，随着网络的不断外延，区域与区域间经济网络的联系不断加强，从而可实现更多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进而推动更大区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