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海燕》一起飞翔

时间都去哪里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一晃，《海燕》已经创刊六十周年了。细想一下，我与《海燕》还真有缘，缘分不浅啊。

当我还是小初中生时，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一本薄薄的杂志，叫《旅大文艺》，当时真的很惊喜。我早已不记得那本杂志刊登的内容，但当时的那份喜爱，却至今难忘。从此，它成了我每期必读的刊物。事后，做记者的姐夫告诉我，这是旅大市文协（文联的前身）主办的文艺杂志，办刊人多是从延安来的作家、艺术家；还说，别小瞧这本杂志，它担负的任务可不轻，是为旅大地区培养文艺人才、繁荣文艺创作的。

那时的我，对于这话似懂非懂，但是我清楚一点：这本杂志是由作家办的。于是，在我对它的喜欢中又增添了几分敬意。因为，在那个作家寥若晨星的年代，作家的桂冠是那么神圣，令人敬仰。

往事悠悠，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从1954年《旅大文艺》（即《海燕》前身，1956年正式定名为《海燕》）创刊，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右”、困难时期和“文革”，《海燕》几经坎坷，停刊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78年又复刊，得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展翅高飞。《海燕》的六十年多么不易啊。

我于1981年进《海燕》编辑部，从1984年直到退休，担任了近十五年的主编。今天，回想在《海燕》工作的日子，我依然记忆犹新，甚至还有些激动。这是因为在那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年代，《海燕》经历了它发展史上的最不平凡的时期——它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施了改革，即实行独立建制（处级），并采用主编负责制。它从文联的一个部门（编辑部）转身成为独立建制的海燕文学月刊社；原先的编辑部领导是没有用人权、财权的编辑部主任，现在转为真正意义上的主编。这段日子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意义非凡，这些年的主编生涯，是我人生年轮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把大好的年华与心血都献给了它。确切地说，这是我与《海燕》一起飞翔、共同成长的重要时期。当然，如今的我，已从当年的那个捧读《旅大文艺》的小初中生，变为从海燕文学月刊社退休多年的老编辑了。

真乃往事如云烟……

一

调入海燕文学月刊社前，我在区文化馆做创编员。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对文艺和文化的渴求达到空前的程度。为此，我与另一位年轻人创办了《中山文艺》报，颇受群众欢迎。

也许是《中山文艺》的作用，《海燕》向我约了一篇稿子，之后，文联及《海燕》的领导主动表示要调我去做评论编辑。原来，约稿是名，考核才是实。当其时，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对我考核完毕，明确通知我：决定调我去任教，只需等省里的编制指标来了就办手续。辽师与文联的橄榄枝，我不知该接哪个，只好推给命运了。我给文联的回答是：你们与辽师，谁先办手续，我就到谁那儿去。

辽师的编制指标须等到下个年度省里才能下达；虽然文联级别较高，但机构与程序却简单多了，当然就先办手续了。于是，1981年6月，我进了《海燕》编辑部，任评论编辑。

后来听说，鉴于文艺界思想异常活跃的现状，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要开展文艺批评，加强文学评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进行正面引导。以前《海燕》还没有专职的评论编辑，市委宣传部与文联党组要求《海燕》加强评论工作，要设个专职的评论编辑。

此时，因为辽师中文系已经提前给我安排了课程，并通知了新生，所以在我调到编辑部后不久，中文系的缪主任通过文联领导，让我帮忙去上一学期的课。课程结束时，辽师还动员我调过去。我向文联主管《海燕》的吴滨副主席提出时，他对我说：“调你来，文联是向市委宣传部打了报告的，说明我们重视评论工作。不可能放你走。”

从此，我就死心塌地在《海燕》做编辑了。

二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各行各业都在热烈讨论如何改革开放。在市委及文联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编辑部也认真地讨论如何解放思想，如何办好《海燕》。

从进编辑部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决不参与任何人事关系之争。故此，那时我与所有同事都无矛盾。过去，编辑部开会我极少发言；这时，我到编辑部已经三四年了，基本熟悉了有关业务，对于带有行政色彩的学习讨论，再不可能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了，再不能不讲话了。当然，讲话，只能讲自己想说的真心话——我希望《海燕》办得更好，不想在外面因为自己是《海燕》编辑而被人小瞧。开了几次讨论会，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讲了些什么意见或建议。我知道的是，肯定有人根本没往心里去，甚至不屑于听一个刚当几年编辑的小人物讲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是，却有领导很认真地关注我们的讨论，为《海燕》的改革做准备。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浪汹涌澎湃，席卷全国，改革势在必行。当其时，也是一个重视中年知识分子的时代，许多中年知识分子被推到领导岗位上，很多人做出了成绩，因为他们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与工作补回来。不知是改革的大潮裹挟了我，还是我自己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去的，反正改革的浪花拍到了我身上。

1984年6月末的一天，文联党组的两位领导找我谈话，通知我，经党组研究并报市委宣传部批准，决定任命我为《海燕》编辑部副主任。我感到突然，当即表示，不接受。我说，编辑部现在已经有了三位主任、副主任，干什么要四个头头？这又不是打扑克；就算是打扑克，我还不会打。不是婉拒，而是坚辞。谁知过了一天，领导又找我谈话，说是把我的意见汇报给了市委宣传部领导，领导们非常重视，连夜开会，决定撤销原任命（即任毕馥华为《海燕》编辑部副主任），决定把《海燕》作为宣传口改革的试点单位，独立建制，实行主编负责制，人员由主编聘用，任命我为主编。这更出乎我的意料，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更何况让我去实行聘任，得罪人的事只能是我干了。所以，我还是不肯接受。编辑部有一位被派去给老革命宋黎写回忆录的编辑老李，她特意回编辑部找我谈心，了解我为什么不想当主编。我坦诚讲，我做编辑时间短，刚刚写了点儿文章与作品，现在正打算再进一步提高，目前已经拟好了几个作品提纲，如果做了主编，肯定就得放弃自己的创作。她直率地批评我：你是个刚入党、现在还在预备期的新党员，怎么能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她是我尊敬的老大姐，她的话让我汗颜。不久，宣传部杨部长找我谈话。他是位儒官，人品极好。他从宏观讲到微观，从全国的改革讲到编辑部的改革，循循善诱，语重心长。我无法再推辞，主编就这么当上了。记得，上级连续给我发了三份任命文件：第一份是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第二份是免去我编辑部副主任；第三份是任命我为编辑部主编，同意我聘杨成潜为副主编（两个多月后，又增补一份：同意我聘沙仁昌为副主编）。文联为了彰显改革，昭示曾承诺的有财权、用人权的主编负责制，故在对副主编的聘任文件上都写上“同意毕馥华聘任”某某。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对同一人发三份人事任命文件，这恐怕是文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也是改革开放的佐证吧。

三

曾多次有人问我，《海燕》作为改革的试点单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总是说，一言难尽。

的确，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首先碰到的最棘手的就是实行聘任制。当时全社会改革的标志之一，就在于人事制度上实行聘任。根据社会形势和上级领导的要求，《海燕》必须实行聘任制——将原有的人员分为留聘与不聘两部分。哪几个人不聘，基本是文联领导提示的，只不过借了我这个刚上任的主编之名而已。不聘的人由文联负责安排，都调到文化局的所属单位了。那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其实，当时《海燕》的那种聘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因为留下的人，也还是终身制。

编辑与编务人员的力量直接关系到杂志社的发展，所以，我很重视编辑与编务队伍的建设。上级领导也基本兑现了“有用人权”的承诺，我先后把向往到《海燕》工作的十二人调到编辑部（之后，有的人从这个平台得以升迁），尽管费了不少周折，但毕竟下放了用人权给主编。当然，编辑的业务水平更是至关重要，尽管评职称有指标，但我在省里做工作力争。我在任时，《海燕》有十名编辑，先后六人评上高职（编审与副编审各三人，后一人调走），这个比例还是难得的。

我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钱。《海燕》是为大连地区培养文学人才、繁荣文艺事业的园地，完全有理由算作公共文化事业，因此费用每年由市财政拨款。我上任刚两个月就到了向市财政局申请翌年拨款的时间。过去编辑部没有财权（即使领个油笔芯也要向文联申请），当然由文联与财政局打交道，拨款也与文联在一起。现在，《海燕》独立建制了，自然得我自己去办理这些事情了，况且我希望能从财政局得到更多的支持，以便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买更多的平价供应纸张。当时，纸张紧张，平价纸张由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供给。

作为宣传口的试点单位，《海燕》的改革一直得到市委领导的关注与支持。在市委常委会议纪要中曾明确写道：“要办好一报一刊：《大连日报》《海燕》。”那时大连公开发行的只有这一报一刊。得知我准备申请独立建制后的第一次财政拨款（1985年的），恐怕有些难度，市委常委、宣传部杨部长让人转告我，叫我写份申请报告并复印几份，为争取时间，由他亲自带到市委常委会上，直接交给有关领导审批。果然，分管的唐副市长看了后，很快就批准了。此举为独立建制的海燕文学月刊社奠定了财政拨款的基础，惠泽至今。

那个年代，思想很活跃，当然也不无鱼目混珠者，有的杂志发表了一些在社会上产生副作用的作品。于是，中央下令期刊整顿，重新登记。在我的记忆中，至关重要的有两次。记得，第一次期刊整顿，省里发了一张表，其中一栏是经济来源的认证。没有正常的固定的经济来源，就将被吊销刊号。如果在限定的时间内，我们盖不上财政局的印章（承认有经济来源），《海燕》就将被吊销刊号而停刊。我跑了几次财政局，都没找到局长。为了按时盖上印，我求文联办公室赵主任下班后带我找到财政局张局长家。那个年代的人真傻，我们竟然两手空空地去找领导办事。那个年代的领导真好。张局长的老伴卧病在床，他在家正忙乎照顾病人。见到我们俩，他放下手里的家务活，接待了我们，答应次日就通知分管《海燕》的栾处长。送我们出门时局长说：“这工作精神，我算服了你们两个女同志了。”看得出并不是对我们打扰他的不满，真是对我们工作精神的赞叹。到第二天，我去找栾处长时，不巧栾处长去市里开会了。我问清了地点，就跑到会场，在昏暗的光线中，从后面往前一排一排地搜索，终于找到了他，与他约好了盖印章的时间。但在我用手摸索椅子背时，右手的中指却被钉子尖扎破，出了不少血。能够按时盖上印章保住刊号，流点儿血也值了。

后来的一次期刊整顿，极大地削减了我省文学期刊公开发行的刊号。原先，我省各市文联办的文学杂志都具有公开发行的刊号，这次整顿后，辽宁省只剩下了《海燕》《鸭绿江》《芒种》《满族文学》《辽河》《新蕾》等几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其余的都变为内部刊号了。

与期刊整顿相配合的是邮局，也要限制发行。那年秋季，报刊征订即将开始前，省邮局突然通知，要求市级期刊只限省内订阅发行。当时我们就毛了，因为《海燕》的绝大多数读者来自其他各省。当时经邮局订阅的发行量有十万册，除此还有两万多册自己发行的。为尽快解决问题，副主编老杨去省邮局沟通，但未成。于是我急忙赶到沈阳与他会合，先跑到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找到局长，再到辽宁省委宣传部面见部长，申诉我们的理由，得到了两家上级领导的认同。宣传部直接给省邮局打了电话，让其同意《海燕》全国发行。我们又到省邮局落实。一天之内办完一切，此事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回到住宿的旅馆，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由于终于放下心来，感到轻松了，我对老杨说：“今天晚饭，我请客，请你喝啤酒，庆祝一下。”

那时，我，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提拔的主编，竟然敢闯“大衙门”，敢推“大官”的门，那是因为我有典型的书生傻气：以为自己是办公事，可以理直气壮地闯。我很庆幸自己是在那个年代办这些事情。那个年代的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刚恢复工作，想弥补“文革”的损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多，大公无私的人多，如果在今天，按现在的常规工作效率，跑这些个大单位，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吧！无论如何，一天是不可能办完的。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有点儿不安：如果当时没办成全国发行，真不敢想象后来《海燕》在全国会有什么影响。

四

至今我也感谢那些曾与我共事的同事们，感谢他们理解我的办刊思想，支持我的工作，肯于同我一起忍受清贫，坚持文学期刊的正确办刊方向，使《海燕》始终保持文学的本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一度上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相悖的错误思潮。当时，有的文学期刊与作家也曾迷失方向。有的期刊靠发表庸俗作品而富裕了，他们的编辑收入高了，福利多了……尽管《海燕》的编辑们生活很清贫，但是，大家却毫无怨言，都自觉抵制错误思潮，心甘情愿地坚守着文学的纯净园地。《海燕》及时地举办报告会，请专家向作者介绍什么是西方现代派，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的与哲学的基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今天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它……还让作者明确真正的大众的通俗文学与低级的庸俗文学的区别。这些活动对作者分清是非、端正创作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海燕》更主要用每期发表的作品为导向，表明它的办刊宗旨、正确方向。说实话，那时候至少不下于三次，有“书贩子”到编辑部，找到我表示：把杂志包给他们，只要把封面改为血色、有刺激性的，内容发表色情或凶杀的，他们保证我们编辑部每个人都挣大钱。我回答说：“我们编辑部虽然穷，但是你的钱我们不能挣。这本杂志不是我的，我和编辑们说了不算。它是大连市的，归市委宣传部管着。你说，我们能改变办刊方向吗？”也许，这话听起来像打官腔，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也如是讲的。与此同时，外界有人讽刺我们保守，“活该受穷”。但是在诱惑与压力面前，编辑部的所有同事从不攀比，从不为清贫而抱怨，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我的同事们真正是文学本质的守望者。

《海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好评，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中宣部出版局主办的《期刊简讯》发表题为《注重正确办刊方向，努力培养文学新人》的文章，专题介绍《海燕》的经验，向全国有关单位推荐；辽宁省委宣传部将此文转发全省各出版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局期刊司金处长到东北考察工作时，对《海燕》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海燕》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旗，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当时，听了这话，吓了我一跳，我忙说：“可别这么说，真不敢当。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市委的指示办刊罢了。”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位文学伟人，其他人（杂志）怎么敢与大旗沾边？我确实害怕别人误会，更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诋毁我和《海燕》。所以，在今天之前，我从没转达过此话。如今，这已经成为往事，翻过去了，况且我已经退休多年，说出来也不会惹什么麻烦，就算闲话历史吧。

五

地方性的文学杂志都有一个难题——既要提升刊物在全国的影响、地位，又要重点扶持本地作者。在我之前，编辑部的几任领导都遇到了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似乎无法从根本解决好。我任主编时，首先就想到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大家都宣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但关键是如何摆正二者的辩证关系。上任之初，我曾向领导提出，在头两年，不要用比例数来限制我。在改革方案中，我就提出“本地”与“全国”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作品就是“他山之石”，本地业余作者是璞玉；外地作家作品可以提高刊物的影响力，帮助本地作者提高创作水平，从而把本地作者带到全国文坛去。然而，地方性期刊当然要以本地作者为主力，本地作者水平提高了，期刊的质量水平就会提高，就会在全国产生影响。

有了文学人才，才会有好的作品。《海燕》是大连培养文学人才、建设作者队伍的重要阵地。因此，《海燕》历来十分重视培养本地作者，致力于大连作者队伍的建设。《海燕》改革后的各项规章制度都突出要求把培养本地作者当作己任，并规定了量化指标。《海燕》的编辑们早把培养本地作者的思想变为自觉行动。例如，从来稿中，编辑发现庄河山区的一名姓高的女孩子颇有艺术感受力，稿件虽然还很稚嫩，但却透出未来可塑的灵气。编辑帮助指导其修改作品，予以发表。为了更好地帮助她，责任编辑王晓峰同志到边远山村探访这个未曾谋面的小作者，并随身带去了主编鼓励她坚持创作的亲笔信，还带去稿纸、信封、邮票和图书。后来，这个作者提高得很快。编辑自觉培养作者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经编辑帮助，有的从未发表过作品的作者终于发表作品了；经编辑帮助，有的作品达到了头题或二题的水平；有的作者在编辑的鼓励下，向省内外其他刊物投稿，并在外刊（甚至在国外）获奖。

在端正创作思想的同时，抓作者的文艺修养与写作水平的提高，更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工作。自1985年以来，《海燕》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培养人才、建设本地作者队伍的工作，如办笔会，举办文学讲座、作家报告会、作品研讨会，组织作者到外地考察等。《海燕》每年举办春秋两次笔会，每次大约有二十名业余作者参加。其间，不仅作者间相互切磋，而且邀请知名作家与作者交流，进行辅导。笔会创作出大量好作品，其中有的作品获全国奖，许多作品在《海燕》或外刊获优秀作品奖。《海燕》平均每期发表本地稿件占50%以上，在有征文活动时可达到78%以上。但是《海燕》始终没有降低水平，相反质量在不断提高。足见笔会起的作用有多大。

20世纪90年代初，大连作者的创作势头越来越好。如何让大连作者进一步提高，尽快把他们推向全国，成为当时摆在《海燕》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海燕》举办了“孙惠芬、庞泽云、徐铎作品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及《人民日报》《文艺报》的评论家来连，张炯、蒋守谦、曾镇南、陈晓明、缪俊杰等十几位全国著名评论家到会，与大连作者面对面地探讨创作有关问题。与会评论家事先认真阅读了作品，故此讨论会上发言中肯到位，使受评者及其他大连作者很受教益。评论家们惊呼：没想到大连作者的创作水平这么高。从此，他们会更多关注大连作者的创作。

今天看来，杂志社本身并不一定有培养作者的义务，不去做这个工作，也无可厚非。但是，《海燕》去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由衷地感谢我所有的同事，他们和我一起在培养本地作者的艰辛道路上跋涉，为大连建立一支有实力的作者队伍竭尽了全力。为了扶持本地作者，编辑们牺牲个人创作，不仅把自己的智慧无私地分享给作者，而且宁肯自己不在本刊发表作品，以省出《海燕》的版面给本地作者。众所周知，办笔会需要钱。《海燕》的经费本来就很紧张，但为了省钱办笔会，整个杂志社上下心甘情愿自己过苦日子。除了节约开支，还想尽办法争取外援。在东北地区的文学期刊中，《海燕》最先创办“企业家联谊会”，以借助企业的力量得到资助。编务人员想方设法挤出经费办笔会，绞尽脑汁把笔会作者的生活搞好，为笔会作者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为了让本地作者在全国产生影响，编务人员开动脑筋、不辞辛苦地在全国各地扩大发行。可以说，培养本地作者已经成为我们所有同事的共识与自觉的行为准则。

六

长期以来，在市委及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海燕》和大连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大连已经建立起一支有雄厚创作实力的作者队伍。作者队伍的壮大，写作水平的提高，使《海燕》在全国有了影响，先后有三篇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数以百计的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小小说选刊》等转载。在那段不靠花钱靠实力的美好时期，《新闻出版报》《文艺报》《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及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大连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都曾发表专题文章高度评价《海燕》。《海燕》连续三届在全省捧得奖杯，获“辽宁省优秀期刊”称号，被评为“一级期刊”，并获“东北三省社科类优秀期刊”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年，改革开放三十六年，《海燕》创刊六十年。《海燕》的成长与发展历程，就是大连地区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因为在20世纪，多媒体还没有发展与普及，大连地区的文学期刊只有《海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海燕》就是大连文学青年实现作家梦的摇篮。

如今，《海燕》走过了六十年，其间几经风雨沧桑。从文学前辈在大连拓荒开始，到后继者不间断地耕耘、浇灌，六十年的心智积淀，心血滋润，使大连有了《海燕》这样一方文学创作的沃土。

如今，大连的文学人才辈出，犹如天上的繁星。一支有生命力有实力的文学创作队伍正活跃在文坛上，许多人在省内外产生影响，有的早已成为全国知名作家，他们像矫健的海燕翱翔在文学的蓝天。

我相信，广大作者都不会忘记《海燕》曾经给予过他们的关怀，不会忘记自己与《海燕》一起飞翔、共同成长的历程。

愿《海燕》飞得更高些吧。

原载《海燕》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