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瞩望延安的纠结

一

1938年2月24日，因出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职而奔波于晋陕大地的女作家萧红，在山西运城给哈尔滨时的老同学、当时已到延安的高原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因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2月底从运城出发，3月5日左右到延安。假若你去时，那是好的，若不去时，比你不来信还难过……

显然，这封信是萧红向好朋友通报自己很可能有延安之行，并预约见面的。其中不仅介绍了此行的相关情况，如“是我一个人来的”，即没有萧军作陪；到延安只是“看看”，即了解和感受一下那里的环境与氛围，并没有参加有组织的“工作”等；同时还披露了比较具体的行程和时间。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萧红看来，去延安已经是没有太多悬念的事情。不过，萧红所说的延安之行并没有成为现实。原因是萧红去延安需要跟随丁玲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下简称西战团）一起行动。而西战团突然接到了总部关于暂不回延安、转到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只能随丁玲的团队先到西安。

此后一段时间，暂住西安的萧红在是否仍然去延安的问题上，留下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据聂绀弩的散文《在西安》描述，大约是3月下旬的某一天，将随丁玲赴延安公干的聂绀弩，在同萧红一起吃饭时，曾邀请萧红搭伴去延安走一趟，萧红明确表示：“我不想去。”接下来，聂绀弩问：“为什么？”并进一步动员她：“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萧红没有回答为什么，只是说萧军不会去延安，依他的性格，应当是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可是，就在几天之后的3月30日，萧红为商量话剧《突击》剧本在《七月》发表以及稿酬事宜，致函尚在武汉的胡风，其中又披露了自己仍准备去延安的意思：“现在萧军到延安了，聂（指聂绀弩——引者）也去了，我和端木尚留在西安，因为车子问题。”对于萧红所谓因交通问题而暂时未去延安，当代学者季红真女士表示怀疑，认为萧红是考虑到胡风的共产党员身份而说了假话，她这时实际上已经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在我看来，情况未必如此。这里，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1938年的时空条件下，从西安到延安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两地之间不仅沟壑起伏，路途艰难，而且社情复杂，民团出没，即使已经联合抗日的国军与红军，也是楚河汉界，各有防范。关于这点，丁玲讲述自己1936年由西安到延安经历的散文《我怎样来陕北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真切的参照，其中那时而乘车、时而骑马、时而还要穿过地主武装监视的场景，足以让人感受到路途的坎坷与凶险。试想，由组织安排、武装护送的丁玲，从西安到延安尚且不易，作为文弱女作家的萧红，如果不随西战团行动，或没有齐备的手续以及便利的交通工具，要想由西安去延安，几乎没有可能。唯其如此，萧红对胡风说“因为车子问题”而暂时未能去延安，还是可信的，我们没有理由断定这是假话或托词。

那么，此时的萧红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延安？相对准确合理的答案庶几是：她既想去又不想去；她有时想去有时又不想去。换言之，在是否去延安的问题上，萧红遇到了人生选择的困难，以至于产生了复杂严重的内心纠结。

萧红最终还是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十几天后的4月17日或18日夜晚，她告别了丁玲和西战团，同端木蕻良一起，登上了重返武汉的火车。在萧红动身之前，丁玲出于朋友的善意曾予以挽留，再次劝萧红和自己一起去延安，且说出了自认为足以让萧红心动的理由，但却没有结果。四年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里，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深情的追述：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久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

此中的意味迄今值得我们久久咀嚼。

二

萧红为什么取消了计划中的延安之行？对此，萧红研究者和传记作家曾提出过一些观点和说法。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观点和说法是否能够站住脚。

首先，一种传播较广的观点和说法是，萧红之所以没有去延安，是因为她不愿意在那里再见到萧军。1979年11月，传记女作家肖凤曾专访萧红当年的好友舒群。后来，她将这次专访的内容写进了《萧红传》，其中第七章《婚变》里有这样的转述：萧红由西安返回武汉后，“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里去找舒群。舒群当时正住在那里编《战地》，萧红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舒群极力地劝说她到延安去，她不肯，原因是她不愿意遇见萧军。为此曾和舒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说，萧红当年曾经明确告诉舒群，她不肯去延安，是因为要避开萧军。无独有偶，亲历过萧红与萧军的西安婚变并继而成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在1980年6月25日与美籍汉学家葛浩文谈话时，亦明言萧红和自己当年没有去延安的原因，就是为了躲萧军，即所谓“他去延安，我们就去武汉，因为上延安将来还有机会，何必赶这风波时去呢？”（《我与萧红》）

“回避萧军说”因为有萧红和端木的说法做依据，所以乍一听来，言之凿凿，似乎毋庸置疑，只是如果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加以分析考辨，即可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来自萧红和端木的说法其实存在破绽，故而经不起推敲。

首先，从现存有关萧军与萧红分手的第一手资料看，虽然细节上有一些差异或模糊，但两位当事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基本行为和态度是大致清晰的：临汾沦陷前，是萧军首先声明自己要去战场打游击，而萧红则以“各尽所能”为理由，苦劝萧军留下，继续成就文学事业。西安再聚首，又是萧军率先向萧红和端木做了未免荒唐的发声：“你们俩结婚吧，我要和丁玲结婚。”（端木蕻良《我与萧红》）出自端木之口的这一细节不见于萧军的自述，但从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情况看，应当是可信的，以致萧红不得不接受分手的事实。这足以说明，在分手问题上，萧军是主动的和决绝的，只是在得知萧红怀了自己的孩子时有过短暂的动摇；而萧红则不无被动和留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说，即使在劳燕分飞之后，萧红至少在潜意识里仍然保留着对萧军的一份感情、一份牵挂。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后来的萧红，在梅志家中看到萧军的兰州来信并得知他已经再婚时，为什么要神情失色，以至于连梅志都为她对萧军的余情感到惊讶；也就明白了已经是端木夫人的萧红，何以总是放不下萧军，时而让他充当作品人物，时而想请他来一起办杂志，甚至在生命的危难时刻，她想到的还是萧军，坚信“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骆宾基《萧红小传》）。试想，萧红心中既然藏有这样一种情愫，那么，躲避萧军会成为她不去延安的理由吗？

不仅如此，还有更有力的材料可以证明“回避萧军说”的无法成立：1938年夏天，萧红以不想见萧军为由，拒绝舒群去延安的劝告时，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这时的萧军根本就不在延安。我们做如此断言的依据至少有二：第一，当年的萧军在终结了与萧红的感情后，并没有打算立即去延安，而是因为听说盛世才在新疆招徕抗日人才，所以准备去那里工作。这时，同样寄身于西战团的戏剧家塞克等，准备去兰州支援西北抗战剧团，于是，萧军便与塞克等搭伴先赴兰州。他们于4月17日，即萧红和端木返回武汉的同一天或前一天，乘汽车离开西安。此后，萧军辗转于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等地，他再次抵达延安已是1940年的6月。如前所述，分手之后的萧红对萧军依旧深藏余情，这决定了她对萧军以后的去向不可能漠不关心，全然不问。况且当时萧红、萧军和整个西战团都住在一起，烽火岁月里朋友之间的聚首与话别，是很重要的生活内容，萧红即使想回避有关萧军的信息，恐怕也办不到。第二，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第1卷第4号刊登了一则“文艺简报”：

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前于11月间离汉赴临汾民大任课。临汾失陷后，萧军已与塞克同赴兰州，田间入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艾青、聂绀弩先后返汉，端木蕻良和萧红亦于日前到汉。

《抗战文艺》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是抗战时期极有影响的主张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文艺刊物，萧红作为著名的抗日作家，不可能不读这份刊物，更不可能不关心刊物上登载的有关自己和朋友们的消息。如果这样推论没有不妥，那么，萧红仅仅凭借《抗战文艺》提供的信息，也应该知道萧军大致的行踪去向，知道他并没有去延安。

明明知道萧军不在延安，却又偏偏把躲避萧军说成是自己不想去延安的理由，这在萧红那里意味着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萧红未去延安，有着在舒群面前不便明言也不易说清的隐衷。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吞吞吐吐，勉为其难，倒不如甩出“回避萧军”作为搪塞和敷衍。由此可见，“回避萧军说”其实不可凭信。

三

在近年来的网络媒体上，还出现了一种据说是来自日本学者的观点和说法：萧红之所以没有去延安，是因为她不喜欢和丁玲在一起。这种“回避丁玲说”所依据的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的：当年，萧红由西安回到武汉，见到昔日的日本女友池田幸子。池田幸子问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回答：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为此，池田还加以解释，纤细的萧红实在无法适应丁玲身上的一些习性。

因为间隔了太多的时空烟尘，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回避丁玲说”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否是以讹传讹，不过，正像“回避萧军说”的问题，在于其经不起从历史出发的综合分析一样。当我们将“回避丁玲说”置之于多位当事者的记忆之中和讲述之下，即可发现，它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呼应的蛛丝马迹；相反，倒有不少材料证明，萧红与丁玲曾经惺惺相惜。

第一，在“回避丁玲说”里，丁玲是萧红回避的对象。如果萧红果真不喜欢丁玲，按说，丁玲应当感觉到来自萧红的芥蒂和不满，并因此而同萧红保持距离，可事实正好相反，丁玲同萧红在一起时，相互之间一直是亲密、欢乐和友善的，正如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所写：

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

尽管丁玲的感受不能代替萧红的感受，然而，作为一种朋友情意的深挚表达，谁又能说在丁玲感受到的“亲近”里，并不包括来自萧红的回应与推动呢？

第二，萧军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萧红与丁玲的相聚与过从。在萧军眼里，萧红和丁玲之间同样是亲近和融洽的。为此，他在长篇散文《侧面》里写到，丁玲自觉让出空间，让萧红和萧军讨论个人问题；而萧红则同作家朋友一起，主动集资为丁玲和西战团添置照相机。正因为如此，萧军在决定一个人去五台山打游击时，才一再请求丁玲能够照顾和保护萧红。

第三，端木蕻良是丁玲和萧红相聚的又一位目击者。在端木蕻良的回忆里，当时的情景可谓热烈而欢乐：

萧红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和兴奋。尤其在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大家关系比较融洽，接触非常密切。

端木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细节：

到西安，丁玲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住在民族革命大学在西安的招待所。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搬到办事处七贤庄……虽然西安的招待所住、吃都好，但我们愿和战士一起住、吃，那段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与萧红》）

情愿放弃吃住条件都好的民大招待所，而搬到丁玲所住的比较简陋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的行动中，应该包含了萧红对丁玲的好感与亲近吧？

第四，诚然，萧红没有写过有关丁玲的文学作品，但是，她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与骆宾基的长谈中，却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丁玲。后来，骆宾基把这些写进了他的《萧红小传》。譬如，萧红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亮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显然，这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他们还谈到冯雪峰未能写完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萧红当即表示，将来有条件时，要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续补这部作品。而在拟邀的朋友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正是丁玲。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萧红不愿意再见到丁玲。

面对这样的史实记述，我们怎能相信萧红未去延安是为了“回避丁玲”呢？

四

随着国内思想学术风气的转换，针对萧红未去延安一事，近年来又有作家学者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的角度做出了解释。譬如，有人认为萧红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故而反感“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对她来说，延安未必有太大的吸引力，不去延安倒有一定的必然性。诗人牛汉先生的说法则更为直率，他在口述回忆录里明言：

萧红强调个人的自由，她清醒、坚定，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到延安去。她很坚定。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到延安的作家，大多没有什么富有个性的作品。（《我仍在苦苦跋涉》）

在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价值之一种的语境里，出现上述观点和说法是很正常的，它们折映出一些学人试图摆脱因袭，拓展思路，重新认识和评价萧红的良好愿望。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观点和说法并不符合萧红的思想实际和生命实践，当然也就无法揭示萧红最终未去延安的真正原因。

先看自由主义与萧红。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虽然在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广泛传播与积极实践，但是，它在20世纪初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之后，却因为社会土壤和环境条件的巨大差异而始终显得步履蹒跚，境遇尴尬，不仅整体声音苍白微弱，而且很难造就从思想到行动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多年来，一些学者喜欢对胡适或鲁迅做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演绎，但在我看来，也只能说是此二位身上较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元素而已。须知，无论是胡适“诤臣”或“诤友”的自我定位，抑或是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生命遗言，恐怕都不符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应有的精神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拉上萧红来充实自由主义作家的阵容，便显得更加生硬和勉强。事实上，我们从萧红的全部作品中，很难发现可以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相化约的内容，更看不见作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精神线索，即使近年来被屡屡称引的所谓“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观点，恐怕也算不上自由主义作家的根本标志；相反，那一个个承载着饥饿、流浪、压迫、杀戮和愚昧的艺术场景，那一幕幕体现了“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人间活剧，却无异于告诉读者：所有这些较之自由主义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委实相去甚远；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批判也迥异其旨，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空间。换句更直接明了的话说，在精神和艺术世界的创造上，萧红与自由主义无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下有的作家学者正是把萧红未去延安当成了界定其自由主义倾向的主要依据，这种不加辨析的“反果为因”，因为包含了未去延安即等于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明显失之笼统、粗疏与含混的大前提，所以其论证过程中的缺失和软肋几乎在所难免。而当我们一旦搞清萧红放弃延安之行是另有缘故，那么，其自由主义作家的定位，也就随之失去了依托和支撑。

在确定了萧红并非自由主义作家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她拥有怎样的具体的政治倾向。在这方面，对萧红知之甚深的舒群说过一段话：

萧红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先生。（肖凤《萧红与舒群》）

舒群的这段介绍与其说揭示了萧红“十分外行”的政治意识和未免“模糊”的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萧红的政治倾向铺设了一条可靠而便捷的通道。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在国共两党的严酷斗争中，可以称之为“失败的弱者”，同时又真正继承了孙中山先生遗志的，恐怕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的萧红，正是从自己朴素的生命直觉与已有的心理定式出发，把由衷的、巨大的感情认同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也就是沿着这样的情感逻辑，她崇仰同样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鲁迅先生，敬重作为共产党人的冯雪峰、丁玲、华岗等。她的朋友圈里共产党人更是不在少数，如胡风、舒群、罗烽、白朗、叶紫、金剑啸……出现在其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形象虽然不多，但都有着勃发向上的力量。不仅如此，萧红还希望在“主义”的层面上了解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我们从她和聂绀弩有关“天才”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她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从她由北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能够发现，她竟然喜欢瞿秋白的马列文论译文集《海上述林》，认为该书“很好”，而自己“读得很有趣味”（1937年5月3日）。分析至此，萧红亲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倾向已是不言而喻。基于这样的政治倾向，她希望到延安去“看看”，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倒是所谓萧红注重个人自由、不愿去延安的说法明显不合情理，也缺乏事实依据。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刻度必须正视：历史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某些现象的批评，大致开始于1941年。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的问世，以及由此引发的批判斗争，更是迟至1942年上半年才出现。而萧红准备去延安的1938年春天，正是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这一精神圣地的高峰期，据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记载，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去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即使丁玲当时也仍然沉浸在“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赞誉和感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从未到过延安的萧红，怎么可能感受到“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又通过什么渠道预测出“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

五

在否定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之后，一定会有人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萧红停止了奔赴延安的脚步？要想准确合理、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可靠的途径，自然还是尽可能地重返1938年春天的历史现场，看看置身其中的主人公萧红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由此导致了怎样的精神与情感波动，而所有这些对她前往延安的计划，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正如许多传记作品所写，对于萧红而言，1938年春天的晋陕之行，虽然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多月，但却经历了重大的人生变故：一方面她与患难与共长达六年的恋人萧军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她又极迅速地与端木蕻良建立了新的恋人关系。从历史留下的多种信息看，这次重大的，同时又带有突发性的个人生活变故，与萧红最终未去延安密切相关。或者干脆说，就是这突如其来的个人生活变故，使萧红不得不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

事情的原委应当是这样的：

从1938年2月初抵达民大所在地山西临汾，到3月4日随丁玲转至西安并暂住下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萧红一直是打算去延安的。为此，在驻扎临汾期间，她多次提出让萧军教她骑马（萧军《侧面》），这无疑包含了为去延安做准备的意思。即使在萧军坚持去打游击之后，萧红一个人仍想去延安看看，于是，才有她自运城向高原通报行程的信件。

大约是在3月中下旬，萧红的生活和内心渐渐起了一些变化：萧军的决绝远行使她倍觉情感的伤痛与缺位，并由此预感到自己和萧军实际的婚姻关系已走到尽头。于是，萧红开始留意新的情感寄托与归宿。经过不无矛盾和反复的掂量与斟酌，她心灵的天平渐渐向端木倾斜。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而萧军去五台山打游击受阻转道延安的消息亦传到西安。一时间，萧红的内心陷入了激烈的矛盾与纠结，她原有的去延安的打算也随之变得有些犹豫和两难。

就个人意愿而言，萧红还是想去延安看看，因为那里汇聚了她一段时间以来的好感、同情、想象和憧憬，所以她希望身临其境，以观其实，从而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况且萧军后来也到了延安，自己和萧军实际的婚姻关系以及腹内的孩子，都需要同萧军商量沟通，有个明确的说法。然而，此时的萧红又正尝试着发展与端木的个人情感，她不清楚如果去延安会不会影响这种情感的继续——当时的端木正准备和塞克等一起去兰州，为此他于4月10日前后函请胡风，将自己留在武汉的西装寄到兰州；更不知道自己一旦改变婚姻组合，会在延安产生怎样的反响，是否会引起周围的反感乃至非议——她从丁玲那里获知，延安的组织是过问个人生活的。丁玲最近一次回去“述职”，就包括她和陈明的恋爱情况。从这些方面考虑，萧红又想暂时不去延安。搞清了此中状况，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围绕去不去延安，出现相互龃龉的说法，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事情。

4月7日，赴延安汇报工作的丁玲和聂绀弩回到西安，带回了当时滞留延安的萧军。萧红、萧军和端木重新相聚，开始还算和谐，有端木4月10日前后致胡风信中的文字为证：“我、萧红、萧军，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但此后的一天，萧军还是向萧红和端木发出了惊人之语：“你们俩结婚吧，我要和丁玲结婚。”（端木蕻良《我与萧红》）

萧军这种鲁莽轻率且越俎代庖的表达，再次触动了他和萧红原本已有很大裂痕的相互关系，让萧红一时极为恼怒，结果两人在即使有了共同骨血的情况下，仍然彻底分手。与此同时，萧红和端木的恋人关系得以确立，并在朋友间公开。随后，他们做出了暂不去延安，而是返回武汉的决定。4月16日，端木再度致函胡风：

前次写了一信，嘱老兄将我的西装寄到兰州，请先不要执行，因为还是存在武汉，等着我以后麻烦你，或许以后从此不麻烦了也，一笑！

字里行间传递的正是这一信息。

在短短的几天里，萧红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延安之行？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改变了恋人关系之后，萧红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腹内的孩子怎么办？设身处地想想，做人工流产恐怕是唯一的上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完成这样的手术远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单就技术问题而言，西安尚且没有把握，更遑论延安。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只能回武汉想办法。

第二，萧红和端木既然已成恋人，那么去不去延安就不再是萧红一个人的事情，而同时与端木相关。从当时的情况看，端木陪萧红去延安是完全可能的，但端木适不适合去延安，却是萧红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临汾到西安，在暂住西战团的日子里，萧红已经觉察到了端木与延安人士以及左翼文化人的性格区别与作风落差。关于这点，丁玲在1981年6月24日接受葛浩文采访时，说得很具体也很清楚：

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荡荡西逛逛，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据该次访问的现场录音稿）

面对这种情况，萧红因担心端木在人际关系上“水土不服”，所以暂时改变了去延安的想法，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三，尽管萧红的政治倾向是亲近中共，向往延安，但是，作为一个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她身上也有一些与当时的延安风气不相适应的东西。譬如喝酒抽烟、喜爱打扮等。据牛汉回忆：“丁玲跟我谈过，抗战初期，大家都穿一般的衣服，丁玲穿的延安那边的衣服。但萧红穿上海的服装，丁玲不喜欢她那样。萧红却我行我素。”（《我仍在苦苦跋涉》）质之以萧红在西安时留下的诸多照片，丁玲的说法是可信的。这样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是否也在潜意识层面影响了萧红去延安的热情？答案恐怕不会是绝对的否定。

文学作品写战争说到底是写战争中的人，即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心态和命运。萧军熟谙此道，他的《侧面》在展现晋西南抗战的社会场景时，便有意识地穿插结合着对相关人物的勾画和描写。在作家笔下，那些大都暗合了历史真实的人物，虽然不像小说人物那样立体丰满，但由于经过了作家的筛选、揣摩与提炼，所以还是显得有个性、有内涵，可以悦目走心。

譬如，作为民大同人，董教授自诩为“卡尔主义”的信仰者，却更多停留于掉书袋的层面，一旦触及实际生活，便显得言不及义、迂腐可笑。贺教授正义善良，有指导帮助青年的愿望，但在付诸行动时，则常常需要来自他人的“戴高帽”。张教授犹疑多变，连“走路全不能决定先迈哪条腿”，其多重政治身份烘托出一种“只有脂肉，没有骨骼”的人生态度。管校务的朱干事虽然是女性，但像男人一样泼辣干练，无论面对暗处的诽谤还是公开的挑衅，她都毫不畏惧。此外，还有刘村八路军驻地参加过红军长征，一天能走一百七十里路，已经十三年不曾回家的姓李的女同志；身患严重胃病，已是瘦骨嶙峋，但照样在前线带兵的八路军王主任；有过十年军龄，参加过多种战事，最终还想投军入伍杀日寇的汾河边上的小商贩……所有这些，连同作家渗透于全书的“自我”形象一起，交织成中华民族抗战之中的群体形态，映现出斑驳复杂但终不失顽强向上的精神图谱。

在《侧面》中，萧军还以“极力存真”且极为认真的态度，写到经历了临汾撤退的两位著名女作家——萧红和丁玲。如众所知，这两位女作家与萧军的人生旅程均发生过重要的交集。其中萧红是萧军长达六年的生命伴侣，丁玲也同后来到了延安的萧军留下过一些恩恩怨怨。唯其如此，《侧面》中的萧红和丁玲（书中化名为“段同志”，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尽管只是片段性或镜头式的现身，但与之相关的形象和场景，依旧承载着密集的、宝贵的传记信息，显示了真实的、个性化的艺术力量。鉴于书中的萧红涉及多方面的史实和话题，需要另文详叙，这里仅就萧军所写的丁玲谈两点感受：第一，在临汾，萧军和丁玲只是初次相遇，但短短的十多天下来，萧军对丁玲已有相当的了解。由萧军转述的丁玲于不经意间流露的那段关于“我有孩子，也有妈妈”的告白，便极为真实也极有深度地托出了这位红色女作家特有的不无痛苦与矛盾，但最终被信仰和事业所统摄的内心世界。读来令人浮想联翩，感叹不已。第二，及至临汾撤退，萧军对丁玲已经产生了由衷的信任，甚至不乏潜意识里的崇拜。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不仅一次次地请求丁玲照顾萧红，而且把自己珍视的手稿、日记、信件一并托丁玲保存。这时，我们终于理解了两年多之后，再次到延安并留了下来的萧军，为什么会对丁玲一度产生情感的波澜。

原载《美文》2015年第15期，2016年5月25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