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逃避失败的人际交往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还写道：

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

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

从以上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梭罗对世俗社会的不满情绪。

梭罗也常在日记中吐露他在社会中的挫败感：“我时不时眺望我所处的乐土，但我感觉自己并没有走进它。当我眺望它的时候，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和制度都在躲避我。在我周遭的社会当中，我看不到任何永恒的东西。”他觉得生活在社会中不自在，是虚度光阴，有种失败的感觉；而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觉得自己“完整无损”，“受上帝鼓舞”。“天天与人打交道，让我感到困难，几乎要退缩”，“希望自己在社会中，能像在大自然中一样随性自在、无拘无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我的同道，甚至只需在具有男子汉气质这一点上拥有共同点就行了，都一直未能如愿”，他感叹，“我的同道，是最神秘、最难发现的了。”就连他最亲密的朋友爱默生、阿尔考特（Louisa May Alcott）、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要想成为他的“同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在布莱克第一次见到梭罗时，梭罗跟他提到打算在附近的林子里为自己盖一座房子，借此可以“远离我们的文明”，布莱克问他：“是否你觉得不想留在你的朋友组成的社会里？”梭罗回答：“不，我无足轻重。”梭罗既对世人感到失望和厌弃，亦觉得自己不被世人接纳和重视。在他心目中，社会与他遥隔重山，甚至相背而行。

罗伯特·米尔德通过研究梭罗的日记与书信指出：“在记了长达29年的日记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坦白中以及极为少见地向哈里森·布莱克这样的朋友吐露心事时，梭罗的确谈到了同样的问题”，即“我还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同胞们的关系，处理好与工作的关系”。他这样评价梭罗的早期日记：“梭罗早期日记中的观点都是调节性的，是减轻挫败感和调整内心需求以适应外部现实的媒介。由于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在的位置以及与世俗的物质生活不相容，梭罗愈发觉得适合他的领地是另一个王国。”不难发现，适合梭罗的“另一个王国”显然就是瓦尔登湖所代表的大自然。梭罗相信，他在社会中不能得到的自我肯定的平和生活，最终能在大自然中得到。可见，梭罗对社会与他人的那份失望与沮丧，亦是他“把脸转向了森林”、转向内心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

梭罗曾在日记中这样总结自己的处境：“大体而言，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梭罗之所以会对社会与他人感到沮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梭罗在人生观和生存理念上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如世俗重物质，而梭罗重精神；世俗守陈规，而梭罗重创新；世俗重奢侈，而梭罗重简朴。二是梭罗叛逆倔强的性格使得他遭遇社会的疏离与孤立。这两个原因其实互为表里，正是因为梭罗在生存理念上与世俗相忤，才会显现出性格上的叛逆怪异，或者也可以说，正是梭罗性格孤僻倔强，才使得他形成迥异于众人的生存理念。由于第一个原因已在本章前三节详作分析，故而接下来的分析将围绕梭罗的性格展开。

让我们从著名梭罗研究专家沃尔特·哈丁在其梭罗传记中提到的一个小故事说起。据爱默生之子爱德华称，幼年时，梭罗和哥哥约翰睡在一个小床上，大他两岁的约翰总是很快就入睡了，而梭罗却要醒着躺好久。有一次，梭罗的母亲辛西亚发现了，就问他：“亲爱的亨利（笔者按：即梭罗），你为什么不睡觉？”小亨利回答道，“我在仔细查看那些星星，看能否发现藏在它们后面的上帝。”有关难以入睡的状况，梭罗在《河上一周》中也有透露。

按照英国生物心理学代表人物汉斯·艾森克（Hans J. Eysenck）的理论，约翰容易入睡，表明他先天的大脑皮质唤醒水平较低，这样的人属于典型的外向型气质，由于他的皮质唤醒水平低，所以会寻求高唤醒的社会行为，需要外界不断的刺激，来唤醒大脑皮质的兴奋与身体状态的活跃，因此这类人往往喜欢热闹。而梭罗总是很难入睡，说明他先天的大脑皮质唤醒水平较高，在同样的睡眠条件下，即没有什么外界刺激，大脑依然处于兴奋状态，这样的人就属于典型的内向型气质，这类人通常“会选择僻静的、无刺激的环境，以保证他们已经很高的皮质唤醒水平不会变得更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向的人喜欢嘈杂的集会，而内向的人却想立刻离开。”该理论或许能够从生理学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梭罗为什么喜欢自然而反感社会，喜欢寂寞而反感热闹。梭罗曾这样写道：“一个经常面向西方而非东方（笔者按：康科德西方是森林湖泊，而东南方是波士顿城）的人——更愿意到户外散步而不是待在家里——像热爱夏天一样热爱冬天——像喜爱田野一样喜爱森林——像喜欢光明一样喜欢黑暗。更爱独处而不爱交际——既不愿四处漂泊也不愿处于蛰伏状态——却愿意在任何季节被白昼或夜晚所召唤，被康科德树林中任何一棵松树上的轻快的敲击声而不是扯动电铃拉铃索的铃铛声所激起。”大自然缓慢的生命节奏与寂静的氛围，为梭罗提供了一个缓解其高兴奋活跃状态的理想场所，他高唤醒水平的大脑处于不断的运转活动中，需要静谧的自然使自己达到一种生理上的平衡。

梭罗与约翰在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在他们上学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约翰爱好交友，身边总有一帮同学围着他转；而梭罗很不合群，在同学的印象中，梭罗是个“冷峻且不易动情的人”。当约翰和同学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一边静静地观看，严肃而冷静，因此落得一个“法官”的绰号。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家斯奈德（Gary Snyder）的“自我监控”理论，对梭罗与约翰的气质性格差异进行分析。

所谓“自我监控”，就是指人监视和控制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行为。自我监控的能力有高低之分，典型的高自我监控者和典型的低自我监控者分别表现出以下特征：前者“对其社会行为的情境适宜性以及相关他人的表情和自我呈现非常在意，并依据这些线索作为自我监控其自我呈现的指南”；而后者“对情境适宜性这样的社会信息不敏感，也没有很好的自我呈现技能”，其“自我呈现和表情行为受其内在情感状态控制，而不是改变自我呈现来适应特定情境”。高自我监控者一般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能首先辨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典型的模范应该做什么，然后就会用关于这种模范的相应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人往往是灵活而讨人喜欢的；而低自我监控者在面临一个社会情境时，往往不太考虑社会的普遍标准，而是更关注自我的态度、信仰和感觉，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们努力要实现的是做自己，而不是戴着人格面具做合时宜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讲原则的，并且强调在做什么人和做什么事等问题上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不难发现，气质内向的梭罗属于“低自我监控者”，而约翰则属于“高自我监控者”。属于高自我监控者的约翰深得同学、父母和邻居们的喜爱；而梭罗则像一个原则性很强的法官一样死板不合群，给人的感觉是孤僻而倔强。爱默生曾这样描述梭罗在“性情上的障碍”：

他或许也有一些缺点，或者是性情上的障碍，也可能会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

他的本性中带有一种军人的气质，他永远也不会屈服。

他对那些敏感而脆弱的年轻人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友善的，是高傲的，甚至是教训式的，他藐视他们渺小的习惯和时尚。

他对一切都要求绝对的诚实，没有通融的余地。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他那种严肃的社会态度的起因，而这严肃的态度又使他变得非常孤独。他自己是绝对正直的，他对别人也有同样的要求。他痛恨罪恶，因为无论什么荣华富贵都不能掩盖罪恶。如果那些庄严而富有的人们有什么欺骗行为的话，他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就像他看见乞丐行骗一样，他对他们也同样会感到鄙夷。他以这样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坦白态度来处事，钦佩他的人都称他为“可怕的梭罗”，仿佛他在静默的时候也是在说话的，即使是走开了也还是在场的。我想他的理想也许太苛刻了，甚至会干涉到他的行动，使他不能够在人间得到足够的友情，这也是不健康的。

梭罗好为人师的高傲、毫无顾忌的坦率、毫不通融的严肃、毫不妥协的正直，使得他即使在钦佩他的友人那里也树立了不近人情的“可怕”形象，使得他“不能够在人间得到足够的友情”，与他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甚至是紧张。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梭罗身边的朋友对他的一些评价。他曾经的挚友兼师长爱默生说：“我爱亨利，但是我不喜欢他。至于握他的手臂，我宁愿考虑去握榆树的手臂”。霍桑说：像梭罗这样“固执、不妥协的人”，“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在户外偶尔一遇的朋友，而不是桌边或者炉边的一位常客”。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说：梭罗“有点病态”。霍姆斯也曾这样评价梭罗，说他“是一个总是对事物吹毛求疵并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想必这些评价，也代表了梭罗邻里友人的普遍心声。梭罗的一些性格弱点，使得他毕其一生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正欣赏的知心朋友，正如斯蒂芬·哈恩所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大概是梭罗的哥哥约翰和后来他心目中的英雄约翰·布朗），梭罗在其作品中没有特别提到什么私人关系。”

梭罗曾经与他追随的爱默生保持颇为亲密的关系，但以1849年为界点，梭罗与爱默生主要因性情的问题交恶，爱默生第二次从欧洲游学归来，两人的关系趋于淡漠且一度抵达公开化的紧张甚至濒临破裂的程度。其实，梭罗早就感受到了他与爱默生之间存在的难以弥合的裂缝，他在1840年的日记中写道：

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另一个人（笔者按：即爱默生）和我演奏的主音不一样，因此，在我们的音域中没有完美的和弦。我们不能和谐地演奏，有时他升半音的地方，却是我低半音的地方，这样，我们一样演奏得很费力，尽管在刺激耳膜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从来都不能很自然地演奏一曲，因为我放弃了我的天性来迎合他，他也放弃了他的纯真来投合我。因此，我们演奏不出什么好曲子，只是半音阶的旋律而已，或者在同一个音符上发颤音，直到我们的耳朵感到疼痛。

诚然，爱默生也有其性格上的弱点。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曾指责爱默生有一颗“不热情的灵魂”。爱默生对这样的指责表示“诚实谦卑地完全承认”。而梭罗则沉默寡言地渴求能有一个热烈、敏感的人，给予他亲切真挚的同情。一边是冷漠，一边是渴求，所以米尔德说“再没有比爱默生和梭罗在性情上更相克的了”。这导致梭罗即使对自己最尊敬的人，也难以调和好相处的关系。

梭罗人际关系的最大悲剧在于，与最亲密的朋友都难以合得来，一方面，他自己在性情上存在障碍；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承认“对人要求太高所以经常失望”。沮丧、焦虑、悲伤，甚至生理上的痛苦（比如心痛），这些都是梭罗长达20年的日记中有关友谊危机的关键词。梭罗给自己的人际交往附上了一个可怕的魔咒。对于这种不受欢迎的人际交往处境，梭罗在日记与《瓦尔登湖》中的语言罅隙中也有所交代：

无论是素质还是教育，我都是无可挽回地不纯洁，仿佛同伴们一旦充分认识我了就该远远地避开我，仿佛我有着两种不一致的本性。

我多少有着双重人格，因此我能够远远地看自己犹如看别人一样。不论我有如何强烈的经验，我总能意识到我的一部分在从旁批评我。

梭罗的身上总是奇异地交织着两股矛盾的力量：隐士与斗士，救世与避世，自我与重名，博大与狭隘，悲悯与冷漠，怀疑与独断，钟情孤独与喜欢交际，逃避社会与热心政治……这“两种不一致的本性”或“第二重人格”，不仅使得梭罗总是对自己说“不”，同时也总是对别人说“不”。爱默生曾说：在梭罗的天性中有某种好斗性，以至于他常常需要一个谬论去揭露，需要一个错误去嘲笑。当他听到某种观点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去驳倒它。何怀宏也说：梭罗“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对每一个建议本能的反应是说‘不’”。梭罗是一个有着强烈解构精神的人，他不仅对自我叛逆，对于社会、当局、传统、习俗、公众乃至亲友，他都很叛逆。正是梭罗的这种解构与叛逆精神，成为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也使得他难以被社会群体所接纳。

总之，梭罗的自由生活同大众的惯性生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梭罗与社会之间的双向排斥，使得梭罗无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归属感。罗伯特·米尔德对梭罗有过这样一段评述：“年轻梭罗的生活体验却几乎是同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的本性、同他人、同社区的长期疏远，只有在和大自然进行单独交流时才得以从中解脱。沉默寡言，缺乏社会认可的优雅风度，甚至（尤其）感情深刻时也难以表达自己，梭罗是爱默生所说的‘与人不能交流的豪猪’，在试图弥补时感觉到的精神分裂更使人想起孤独的痛苦。”梭罗在日记中也写道：“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我自己。”当梭罗意识到自我无法与整个世俗社会和谐相处时，特立独行的他选择了离开，到寂寞的瓦尔登湖畔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由此我们说，梭罗“把脸转向了森林”，亦是一种“移情”的结果。梭罗不受欢迎的个性，使得他无法在社会群体中获得归属感，为了逃避沮丧，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希望大自然能够代替社会对其进行心理补偿与精神慰藉：自己的爱不能被同类接受，就把它移向自然；自己的理念不能获得同类的理解，就与自然对话。总之，梭罗希望能够通过与大自然的交往，重建在与社会交往中失去的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