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悟“七损八益”，树立扶阳理念

第二个问题，我谈的是体悟“七损八益”，树立扶阳、护阳的理念，这也是吴佩衡先生非常重视的一点。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现在对七损八益的争论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房中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年四十阴气自半，人到了四十阴气就上涨到一半了，人明显出现衰弱。我们看运动员就是一个例子，到三十多岁就称为老运动员了。因为他们的运动，耗的就是阳气，到三十多岁当然就比不过十多、二十多岁的了。吴佩衡先生特别重视《内经知要》里李中梓的这段话：“二者阴阳也，七损者阳消也，八益者阴长也，生从乎阳，阳惧其消也；杀从乎阴，阴惧其长也。能知七损八益，察其消长之机，用其扶抑之术，则阳长盛而阴不乘，二者可以调和，常体春夏之令，永获少壮康强，是真把握阴阳者矣，不知用此，则未央而衰。”你想一个人能够常体春夏之令是个什么状态？是生长丰盛的状态。所以中医是非常尊重阳主阴从这种关系的，是以阳为主的思维。说《内经》是崇阳的书，是以阳气为主的书，这是有根据的。我们谈人类的文化，从人类的古代谈到今天的现实，谈的都是“阳气”这个问题。张景岳在《类经》里也谈到阳气的重要性，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素问·气交变大论》、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清·黄坤载的《素问悬解》等书中，重阳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素问·气交变大论》言：“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通神明，就是把握住最高的规律性。学中医有这么一个理论和理念的支撑，就会心里踏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这些现实，跟这个理数十分吻合。

另外，吴佩衡先生非常推崇郑钦安的书，推郑钦安的书、助学院的教学。佩衡先生是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他能够在云南中医学院推行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这两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他就是要推崇以阳为主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这两本书非常少见，认知者也不多。所以当时他把他收藏的这两本书，让云南中医学院的老师们抄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作为中医学院的院内参考书。他在这两本参考书的序言中说：“清代蜀南临邛郑钦安先生所著的《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在诊病方面，能把握阴阳，以六经辨证施治，并总结了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同时文字浅显易懂，便于学习……从指导临床意义来说，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这两本书我们云南中医学院的老五届学生，人手一册。所以我们云南的中医用附子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少见，分量也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少，用附子60g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与佩衡老先生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傅文录先生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评价：“在学院一级的大学中间，推广一个人们尚未认知的学派与学术思想，可谓是天下第一。”因为当时中医院校的教材都是阴阳平衡论，只有他提出了以阳为主的观点。所以当时在云南也有人说：“吴老院长有点偏，把学生都引到扶阳的这个偏上了。”你要树立一个新的观点，有人议论那是好事啊！就像我们今天的扶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议论？如果我们的扶阳论坛讲得平平淡淡，人们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就不能传承一个新的学术理念。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是糖尿病分五个证型、肾衰分七个证型，谁愿意听啊！所以说，首先就要立这个“偏”，立“偏”以评“偏”，评“偏”以纠“偏”，最终方能树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正确的中医理念。

至于苦寒药的用药状况，不要说现在，就是仲景时代、钦安时代，也都在大量地用苦寒药。我们今天很多医生看病，不注意固护病人的阳气，大量用苦寒药，有很多难治的免疫性疾病，虽然用激素能够控制病情，但病人出现了明显的副反应：满月脸、水牛背、颜面痤疮、口苦咽干、脚冷腰痛等，这些副反应如果运用中医病机理论进行分析，我认为激素就是“鞭打瘦马”，人病了那么长时间，已经阳气不足，还对他的肾上腺皮质进行激发。我们曾做过动物实验，用三组动物进行比较，一组用中医温肾的方法，一组用激素的方法，一组是空白组。动物处死后，取出肾上腺称重，用激素治疗的这组肾上腺明显萎缩、重量减轻；没用激素的还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用温肾法的治疗组，肾上腺皮质却增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对肾上腺皮质不足引起的免疫反应，中医是帮助肾上腺皮质恢复功能，而非损伤它。这种现象我们在临床上见得很多。吴佩衡先生重视阳气的理念不仅体现在他的临床工作中，还体现在他的教学工作中，以及对学院的管理工作过程中，他认为这是一个真理，应该去追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