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时地同，年龄同，而虚实异

右滩禄元坊，黄植泉乃翁，年六十余，患外感证，屡医未愈——小便短少，目眩耳鸣，形神枯困，全身无力，难食难睡，脉微而沉，浸浸乎危在旦夕——医者见其小便不利，专以利湿清热，削其肾气；山楂麦芽，伤其胃阳。是速之死也。

吴君以予荐。诊毕，断曰：此阴阳大虚，高年人误药，至于此极！补救殊非易事。若非笃信专任，不难功败于垂成。彼谓：“已计无复之，听先生所为而已。”于是，先以理中汤数剂，随加附子；又数剂，胃气渐增。前之举动需人者，稍能自动。而其身仍振振欲擗地，改用真武汤；又数剂，其心动悸，转用炙甘草汤；数剂，心悸即止，并手足之痿者，亦渐有力。

后则或真武汤，或附子汤十余剂。总计治之月余，其精神元气，不觉转虚寒为强实。饮食起居，健好逾恒。病家驯至有生死人而肉白骨之目。

当时黄植泉之母，与其相继而病，亦延月余未愈。遂异其居——恐同时两死不便也。见乃翁奏效之后，又请予试诊其母。其见证与乃翁大异——亦形神疲倦，但此属实证而非虚证，易见功、易收功也。诊其脉则浮滑，症则心下苦满，按之极痛，不能饮食。举家怆惶！予拟与小陷胸汤，家人曰：老人久病，沉重若此，可任此凉药乎？予曰：“此乃小结胸病，是太阳证而入结于心下者。此方导心下脉络之结热，使之从下而降则愈。”果一服，结解不痛，不用再服。调养数日，渐起居如常矣。可知实证易医也。

两案同一时，同一室，又同为高年之人，而一温补，一清凉；一以多药，一以少药，终之皆治愈。然则方机治则，可热一也乎？读说

此并列一家两老同时有病之治案，以作一虚一实、一寒一热、一补一泄、一治曲一治直、一治难一治易之对比，余无新意。

翁本患外感，屡医未愈，而成“小便短少，目眩耳鸣，形神枯困，全身无力，难食难睡，脉微而沉”之证。至此显为高年阴阳两虚、气血（精）亏乏、气化无力、煦养不及之证。如因小便短少而主以清利，则肾气又削；因难食而加以消导，则胃阳愈伤。黎氏先以附子理中汤从中土入手，使中阳胃气略增。清阳实四肢，故“稍能自动”，想必胃纳亦稍开。中气稍苏，但下元（肾阳肾阴）无复，而阳不支、阴不养，故“其身仍振振欲擗地”。此处“振振欲擗地”，当阴阳两虚而肢体不支、震颤欲倒之状，与《伤寒论》82条阳虚水泛之“振振欲擗地”者恐为有别。黎氏又以真武汤数剂以壮肾阳。然阳虽有复于肾，而无阴以济于心，则心阴不充、心阳孤奋而见“其心动悸”之症。黎氏遂以炙甘草汤养阴通阳、养心通脉，则阴生阳和，心得其养，又肢体渐得煦濡，故“心悸即止，并手足之痿者，亦渐有力”。黎氏后以真武汤或附子汤温阳通阳之方收痊愈之功。

此案反映了黎氏善用经方、主抓主证、随证治之、阳主阴从的学术思想。窃以为，此患初治，亦可秉阴阳兼顾、相生相引及中下（焦）共治、火（肾）土（脾）互助之则，以《金匮》肾气丸合理中汤治之，再随病证机转予以加减化裁，徐图缓功，当不失为一条稳妥合机之路，中途或可减波折曲突之变；如因虚极而气化乏力，阴滋阳温有所不受，则可遵仲师虚劳大法，甘温中取，以建中辈入手，启生生，和营卫，育阴阳，化气血，振气化，则脏腑功能渐复，阴阳气血渐生，一气周流渐畅，再随机施宜，可至形神康健。此案后期，黎氏主以壮阳温通之剂，表面似觉“阳主”有余、“阴从”不及，幸仲师组方对立统一、阴阳兼顾、精妙严谨，如真武汤（附子、茯苓、白术、芍药、生姜）中有芍药护阴之伍、附子汤（附子、茯苓、人参、白术、芍药）中有人参芍药养荣之配，故病得终痊。

较之翁病，妪患虽证候重急，然证机单纯。“诊其脉则浮滑，症则心下苦满，按之极痛，不能饮食”，其正如《伤寒论》138条所云：“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可见，此案为典型之小结胸病也，乃外感之邪失治或误治致邪陷于内、与内生痰浊郁热互结于心下胃脘，或气机郁滞而痰浊内生、郁久化热、痰气郁热互结于心下而成；虽亦形神疲倦，然属邪实热结之证，故见心下满、按之痛、不能食矣；脉浮滑者，痰热阳邪愤愤之候耳。于此，仲师云“小陷胸汤主之”，其方由黄连、半夏、瓜蒌组成。半夏辛温，黄连苦寒，二者辛开苦降，温化寒清，消痰散热；瓜蒌甘寒，既助半夏黄连消痰热，其性润又制二者之燥。三药之伍，开上降下、寒清温化、燥润合度，对立统一，动态平衡，组方精谨，于痰热互结心下之证，恰如其分，效专力宏。黎氏言“此方导心下脉络之结热，使之从下而降则愈”，以之“果一服”而“结解不痛，不用再服”，当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