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有名”的廪生王德王仁

王德、王仁是小说中与二严几乎同时登场的又一对亲兄弟，也同为广东高要人。他们的姓名虽仅在5、6、56三回中出现，活动不多，情节也不复杂，但形象十分鲜明，作者塑造这一对兄弟的寓意也极为深刻，是《儒林外史》中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

王德、王仁俩同为廪膳生员。所谓廪膳生员是指每年可从府、州、县学领取一定数量银米补贴的生员（明初每月米六斗，清初每年银四两）。廪生有定额，府学为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左右，以科岁考中名列一等的秀才依次递补。因此，在生员中，廪生地位高于增生、附生。他们可以为应试的童生具结作保，称为廪保，从中亦可牟利。因此，在秀才中廪生较为人看重。同贡生、监生一样，其中也良莠不齐，例如王德、王仁虽身为廪生，却为非作歹，全然违背圣贤之教。作者在赋予他们名字时，就寓有讥刺之意。王者，亡也。亡德、亡仁也。王德字于据，王仁字于依。《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解释说“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以此对照王德、王仁的言行，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王德是府学廪生，王仁是县学廪生，身份若此；其所从业又是为人之师，“都做着极兴头的馆”。按理说，这两个“铮铮有名”的人师该是士人表率，然而却实在是一对缺德不仁、行止有亏的无耻之徒。

他们的登场表演，是从妹婿严监生请他们帮助处置乃兄严贡生的官司开始的。由此可见，他们必谙于诉讼之道。果然，他们在谈笑之间就“商议已定”，驾轻就熟地将“一切办的停妥”。有了这一进身之阶，他们就可以“拿捏”“胆小有钱”的妹婿了，进而登上严氏家族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作者着重从他们对待胞妹王氏以及严二之妾赵氏的态度变化中，深刻地暴露出他们的丑陋行径，抨击了他们的卑污心灵。

他们的胞妹王氏尽管为严监生正室，但一来尚无所出，又常年病怯怯的，卧榻之侧还有一个为夫主所钟爱的生有儿子的妾赵氏，在宗法社会的家庭中，她显然处于劣势。因此，二王虽然处置严贡生官司有功于严监生，但由于乃妹处境并不佳，一时尚无攫取严二银钱的借口。尽管严监生设席致谢，但二王志不在饱此口腹，不肯前来。直到听说王氏要与他们“谈谈”，二人方始赴席。处于劣境的王氏当然不可能与两位胞兄“谈”出个所以然来。二王若有所失，对胞妹的病况，只淡淡地说了“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的敷衍之词，并无深切的关注之情。此后即未再来严府。王氏病笃之际，严二固然未及时通知两个舅爷，但二王也未主动前来问候。为扶正赵氏，严二不得不叫人去请他们，二王闻讯而动，“大做”的机会到来，一请即到，不再等人速驾。当严监生说及扶正一节时，他们两个冷若冰霜地“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这真是无声胜有声。严二也十分乖觉，及时刹住这一话题，先招待他们“用饭”，再请至“密室”，屏退小厮，让两位舅爷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心“双手来接”他所赠的每人一百两银子。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廪生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义形于色”地为严二扶正赵氏卖力。在他们为胞妹立遗嘱画押时，作者特地用其字王于据、王于依，以此加重对他们见利忘义行为的谴责。明明是饱“私欲”，而以“行道”为名，口口声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请看，胞妹“王氏已发昏去了”，这两个胞兄却在外边为扶正赵氏“行礼”，礼毕又坐上酒席；王氏“断了气了”，严二毕竟与她夫妻一场，“哭着走了进去”，赵氏也“哭的天昏地暗”做出一番姿态，唯独两个胞兄一无反应，而“两位舅奶奶”则“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甚至“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这哪有半点亲情戚谊，全然是趁火打劫！

胞妹之亡，未见二王有任何说话，可是当此际全然处于优势的赵氏“定要”为王氏“披麻戴孝”时（且不论赵氏此举是出自内心还是表自虚情），这两个“全在纲常上做工夫”的廪生则“代孔子说话”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戴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借“议礼”之名行讨好之实。此种“议礼”无疑是“议价”，真是无耻之极！作者对他们见利忘义的行为是不满的，但更憎恨他们以“义”牟“利”的卑污手段，乃运用春秋笔法剥露他们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真面目。

吴敬梓对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廪生的揭露并未止于此，又借立嗣一节奋笔直戳他们丑恶心灵的深处。此时，赵氏的优势已失，他们对她的态度也由讨好变而为敷衍。赵氏请他们来商议时，二王即时“踌躇”起来，并且说：“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儿子是他的，须是要他自己情愿。我们如何硬做主？”此言颇似有理，但撒手之意已极明显；也正因为此言并非全无道理，更可见二王之狡猾。与当年扶正赵氏时，他们慷慨激昂所表示的“有我两人做主”截然相反，正反映了二王对赵氏态度的急剧变化。严大从省城归来谋夺乃弟家产时，赵氏又请他们来商议。对处于劣境的赵氏，二王全无仗义之言，只是敷衍：“你且不要慌，随他说着，自然有个商议。”随即借口“作文会”脱身而去。及至赵氏告至衙门，汤父母批下“族亲处覆”时，他们本可说话，却“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这是因为此时严大官司已了，又攀上官亲，声势压倒处于劣境的赵氏，这两个“代孔子说话”的人，精通人际关系，绝不会为赵氏利益而开罪于严大。在商议写复呈时连名也不列，说“身在黉宫，片纸不入公门”。理由倒也“正大”，但与当年包揽严大官司的行径却又截然不同。这正是作者的诛心之笔，揭露他们处处以冠冕堂皇的语言掩饰自己卑鄙龌龊的行为。

王德、王仁对待严氏兄弟的态度也与对待王氏、赵氏一样，是随着对方境遇的变化、结合自身的利益而改变的。严大被人告发，慌了手脚，一走了之，此际显然处于劣势。而二王“铮铮有名”，气焰方张，在严二致谢的宴席上就毫无顾忌地攻击严大。王仁首先发难，故意问乃兄：“他家大老那宗笔下，怎得会补起廪来的？”王德脱口而出：“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什么文章！”明白表示严大三十年前之所以能补为廪生，并不是他自己“笔下”来得。他们还抨击严大“出贡竖旗杆”，“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分子。……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二王这番似乎是漫不经心的笑谈，固然进一步地暴露了严大的劣迹，但作者也借此表露了二王落井下石的手段。此际严大并未当面，二王自然处于上风。他们与严大的初次晤面是在严二病故以后，赵氏“摆饭”招待从省城归来的大伯，特地请这“两位舅爷来陪”。饭桌上，彼此展开了唇枪舌剑，相互攻讦。此际，严二虽亡，其子尚在，赵氏又已扶正；严大官司已了，“从省里科举了回来”；二王也刚刚“科举回来”，可谓势均力敌。二王一仍故态，首先借题发挥，讥刺严大为文“才气”不足，“不入时目”；严大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才气也须是有法则”的。二王一时败下阵来，再也“不讲考校的事了”。但二王仍不甘心，又故意提起严大的“官司”攻击过来；严大则恬不知耻，毫无惧色，一味为自己丑行强辩；二王仍紧追不舍，说“凡事只是厚道些好”；严大无以回敬，一时气恼得“脸红了一阵”。作者这段描写，让他们打成“平局”，从而暴露出科举社会中士子之间彼此攻讦的劣根性。他们第二次晤面，则是在赵氏立嗣之际，此时严大已与“应天巢县”周老爷攀成亲家，气焰更是嚣张；二王则因外甥夭折，与严家再无瓜连，效法当年严大吃官司时“两脚站开”的行径，对赵氏立嗣不闻不问，不愿开罪于气势显然高于自己的贡生严大位。

二王对严大的态度可谓是步步退却，相反，他们对严二的态度是步步进逼。尽管严大育也是国子监生，却由捐纳得来，“铮铮有名”的廪生对之并不敬重。只因是自己妹婿，方偶有往还。在严二致谢的宴席上，王仁就借指责严大而旁敲侧击地说：“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严二显然听出话中的弦外之音，故意说出自奉如何俭薄的一番话来，抵挡过去。因此，宴请过后，尽管“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作为胞兄的王德、王仁也听之任之，未曾再来严府探视。直到严二请他们前来“说定”扶正赵氏一事方始再来。他们知道严二需要他们的话作为“凭据”，乃待价而沽，不轻发话。严二无奈，被逼以金银、首饰予二王及其妻小，作为代价。扶正后的赵氏妄想继续凭借他们的声势巩固自己的“奶奶”地位，把所谓“上不得台盘”的亲兄弟“开米店的赵老二”冷落一旁，“不偢不倸”，一味讨好、“感激”王姓的两个舅爷“入于骨髓”，多有馈赠，二王也安享无愧。当严二病笃托孤于他们时，又收受“几封银子”，虽然“谢了又谢”，但并不承诺。而当他们的外甥夭折，在严大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他们又听任严大仍旧将她推回到“新娘”“父妾”的地位。

在作者笔下，严大固然可恶，也曾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堂皇借口掩饰不奔弟丧的丑行，但他拦人的猪，讹人的钱，克扣吹鼓手的工资，诈骗船家的船银，霸占弟妇的家产，却是公然而行，彰明昭著的。而二王所行全与其所言相背，处处“代孔子说话”，事事卑鄙龌龊。显然，作者对这两个“全在纲常上做工夫”的廪生，较之对严贡生更厌恶、憎恨。但他们同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对他们种种丑行的描写，同样具有抨击科举弊端的作用。

从艺术处理来看，作者为二严立传，一先一后，有分有合，分而不断，合而不重，此伏彼起，交错联系。严大因官司走避省城，严二登台处置乃兄官司；严二亡故，严大归来夺产。而为二王立传，却另具匠心，让这对兄弟共同进退，同台演出。二王的传记虽然包孕在二严的传记之中，但仍可独立成篇。王德、王仁的形象自有其独立意义，同时对严大位、严大育的形象也起着衬托和补充的作用。这正显示了作者艺术才能的高超过人、作品艺术描写的千姿百态，用极俭省的文字刻画了四个人物的鲜明性格。大约言之，对二严的描写，着重于他们之间的差异；而对二王的描写，则着重于他们之间的类同。在作者栩栩如生的描写中，严贡生的横行、讹诈，严监生的胆小、盘剥，以及王德、王仁的同恶相济、狼狈为奸，都一一跃然纸上，极富个性。即使对着重于类同的二王，作者也写出他们细微的差异，王仁较之乃兄王德似更精明，更善于处置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他揭发严大的老底以及对赵氏立嗣的态度等方面均可见出。总之，他们也都是“这一个”，不可互相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