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列衣冠”的严贡生

明清科举社会中，属于府、州、县地方学的生员（秀才），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太学、国子监）以后就称为贡生，意谓将人才贡献于朝廷。入监者必须是“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但《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严贡生，他的作为恰恰与这一要求相反，实在是一个“忝列衣冠”的劣绅。

严贡生的活动分别见于小说的第4、5、6、7、18、56等回。初次出场时尚不知其名与字，只知是广东高要县人。张静斋邀约范进来高要知县汤奉处秋风时，他一头闯进关帝庙中来，向在庙中等候汤知县的张、范二人“动问哪一位是张老先生，哪一位是范老先生”。可见他已先行探知张、范底细，特地前来当面结识，而其目的则在于进而攀附父母官汤奉。尽管他自我吹嘘与“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汤父母莅任之初，在迎迓的众人之中独独予他以青目。但汤父母其实不愿招惹他，不客气地将他摒于门外。他对范、张二人所说，前任“潘父母”“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帮他每年猎取“实有万金”之数，而“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的无心自白中，正透露了不论潘也好，汤也好，这些“父母”官都是贪婪之徒的消息。同时，严贡生助桀为虐的不法行为也从中可以觇知，汤父母对此必有所闻，为求自保，不致有玷官箴，乃避而不见；而严贡生不知个中奥妙，仍欲自荐于汤父母，一时又找不到进身之阶，所以一旦闻知与汤父母有瓜连的张、范前来，乃一反一向刻剥他人的心性，不惜破费酒食前来交好结识。

尽管严贡生千方百计钻营，但终因其劣迹昭著，人言籍籍，汤父母是不敢招惹的。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揭擿其居乡之横豪。例如他家刚生下的小猪跑到“紧邻”王小二家，王小二急忙送回，他却借口“不利市”，强行要王小二家出八钱银子买下；等到猪长大到一百多斤时误入他家，他却又要王家“拿几两银子”方能“领了猪去”，小二哥哥王大来讲理，又把人“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又如乡农黄梦统原向他借二十两银子交钱粮，写了借约并未取银，他就凭了一纸借约，勒索人家出“大半年的利钱”。从这两桩事看，这个贡生敲诈勒索的手段实在卑劣狠毒，令人切齿。当事人告到汤父母那里，连汤奉也不得不斥责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准了状子。严贡生闻知，乃走避省城去了。

如果说，严贡生拦人的猪仔，讹人的利钱，还主要是作者通过当事人的告状揭发出来的劣迹，那么此后他的种种罪行，则是让他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在省城，他终于攀结上一门官亲，讨得曾做过“巢县正堂”的“第二个令爱”为自己的二儿媳。既然是高攀，就得讲排场，可是又刻剥成性，舍不得花银子。一班吹鼓手的工钱要八钱银子，他却借仗张静斋的势力“押着”吹鼓手，只给了成色不足的“二钱四分低银子，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吹鼓手虽然畏惧而心实不满，吉时已到而人却不至。周亲家又坚持“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他又强迫家人四斗子去催，但也只来了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作者形象地描绘出这一令人发噱的场景，又通过四斗子之口讥之为“臭排场”，就对这个贡生的品行作了有力的抨击。

勉强成亲后，他即携子挈媳回到高要。返乡之际，又借了亲家“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以及四根门枪，一一插在船上，十足官派，使得“船家十分畏惧”。却又舍不得十二两银子的船资，就以云片糕充做“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的“一料药”来诈骗，赖掉船资。他处处讲排场、装身份，已令人可厌，而又是以刻剥和讹诈的手段为之，就更可恨了。

比起这些劣行来，作者更为憎恶他对胞弟严监生一家的欺压。他与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已经分炊，各自成家立业。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老大贡生时刻在觊觎乃弟“十多万银子”的家私。这无疑是作者亲身感受的反映，在抒情的《移家赋》中他就曾感叹过“兄弟参商”，而在《儒林外史》中则刻画了这一对兄弟形象，倾泻了他对这种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愤慨。

二严是小说中出现的无数对兄弟的第一对，老大贡生避走省城以后曾两次返乡，第一次是乃弟一病亡故，自己官司了结，第二次是乃弟之子夭折，自己携子挈媳同归。且看严贡生两次返乡的表现。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即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胞弟之病、之故的情况，他一句未曾问及，先行“打开看了”，见是两套簇新的缎子衣服和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立时“满心欢喜”；又“细问浑家”，知道五个“生狼一般”的儿子已得了些“别敬”，这银子、衣服“是单留与”自己的。在这之后，他方始“换了孝巾”走过去，在乃弟灵柩前“干号了几声”，丝毫见不出手足之情、悲戚之感。果然，他交代下来，乃弟亡柩“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疑是将乃弟从家族中剔除出去了。此际只因严监生还有个“好儿子”在，一时尚找不出夺产的借口，但在他第二次赴省之际已留下话来：“等我回来斟酌。”此语包涵无限，不仅指安葬一事。

第二次返乡，是因乃弟之子“出起天花来”，不过病了七日就夭折，弟妇为守住二房家产和“二奶奶”地位，想立他的幼子过来承嗣，两位舅爷写信到省城接他回来商议。收到此信后，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这就透露出他早已成竹在胸。此时娶媳不过“十朝”，就匆匆返乡。一到家，见“他浑家”正忙着让房子给新媳妇住，他当即喝住：“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更暴露了他图占二房的心机蓄之已久，如今可见诸行动了。

千方百计讨好妻舅王德、王仁方始扶正的赵氏，自然不肯拱手交出费尽心机谋求到手的家产，乃告到县里。“汤父母”原就视严贡生为“忝列衣冠”之人，现又见其不断称赵氏为妾，而汤知县又恰恰是父妾所生，不禁痛驳严老大，“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这贡生也忒多事了”！严贡生不服，又告到府里；不想知府又有妾，他又碰了钉子；他仍然不服，赴省告到按察司，按察司批交府县控理；他仍不甘休，又赴京妄图“在部里告下状来”。虽然，赵氏在妾生的知县和有妾的知府支持下，似乎赢得了这场官司，然而这毕竟是偶然条件所起的作用。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她终究未能斗过“忝列衣冠”的严贡生，最后二房的“家私三七分开”，她只“分了三股”，严贡生却得了七股。至此，这个以“贡生”功名为护身符的土豪劣绅的丑恶本质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从而引发了读者对产生这些衣冠禽兽的封建社会的憎恶。

吴敬梓还以他的高超的艺术技巧，深化了对严贡生罪恶的暴露，强化了对宗法社会的谴责。首先抖出他们的劣迹，再交代他们的姓名。严贡生初出场时只自我介绍“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作者并未介绍其名或字。接着就将他推向聚光灯下，让他一个筋斗翻到前台来，令其在自吹自擂中自我暴露。直到王小二、黄梦统告发他的劣迹时方始交代其名为“大位”；当他避走省城之后，才从容地介绍他的字为“致中”。这种艺术手法，正透露了作者对此类人物深切的愤恨之情。而作者为他所取的名和字，显然也深有寓意。《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严贡生及其胞弟严监生的名字即出自此。朱熹对这段话有所解释，说“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焉”。严贡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其贡生功名不符，也与其名大位字致中的寓意相反，作者对他的讥刺之深，在其功名、名字之中也有所流露。

其次是言不由衷，与行相诡。严贡生一亮相就表现出这种“德性”，当张静斋向他询问“汤父母”“也还有些善政么”，他却答非所问地说：“老先生，人生万事，都是个缘法，真个勉强不来的。”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夸示“汤父母”如何看重自己。细细写出这番言不由衷的表白，正暴露了他急于自现的心理。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前言不搭后语，对与“汤父母”有瓜连的范进、张静斋不得不如实说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的身份，而当着乃弟妻舅王德、王仁之面却吹嘘“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岁贡与优贡虽同属五贡之列，但身份不一。岁贡是由府、州、县学每年选送廪生入国子监肄业，而“以食饩年深为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5），也即是论资排辈，所以岁贡多为年老力衰之人。优贡则不同，由每省学政三年任内会同总督、巡抚保题考选，须文行兼优者方能充当，并且名额很少，每省不过数名（大省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因而较之岁贡，优贡为时人所重。这种前言不搭后语，正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惯于吹嘘的性格。不仅如此，作者还以他言行相诡的表现来鞭笞他、讥刺他。正当他洋洋自得地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时，他家的小厮却前来报信：“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尤其令人憎恶的是以冠冕堂皇的言谈掩饰自己的卑污行为。明明是因官司避走省城，而当胞弟为其了结官司之后病故，他倒慷慨激昂地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觅得于心无愧。”真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忝列衣冠”的贡生的无赖脸皮。

再次是回环照顾，前后映照。严贡生初次亮相就是意图攀附“汤父母”，但未得逞。他深知没有官府作为依恃，就不能行霸一方。因此，尽管汤父母未曾予以青目，他却到处吹嘘自己“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汤父母对他“凡事心照”。不过，这毕竟是虚张声势，无济于事。他乃多方结交，终于高攀上做过“巢县正堂”的周老爷。一时，腰杆好像硬了，口气似乎粗了，当其欲赖船银时，直把“张老爷”“周老爷”喊到半天云去。张、周两个“老爷”虽然做过父母官，但已卸任，并无实权。因此，他仍在寻觅高官攀附。果然，因亲家而夤缘去拜会国子监司业周进，但周进认为与巢县正堂周老爷并未曾叙过，彼此“不相干”，拒之于门外。当然这也难不倒这个厚脸皮的无耻贡生，在西湖诗会前夕，依然恬不知耻地向胡三公子说，自己“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司业周老先生家做居亭”，居然将亲家“巢县正堂”周老爷换成为“国子司业”周进。不仅如此，还捎带上范进，说当下“与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真是一派胡言乱语，了解其底蕴的人并不信其言，浦墨卿就对胡三公子说他“到处乱跑”。不过，从此他也“跑”下场了。以吹嘘与“汤父母”的关系登场，以硬拉与周司业、范通政的关系退场，尽管实情并不如此，然而他却能借此一招“到处乱跑”，从广东而京城而浙江，南来北往，招摇撞骗。由此可见，作者所塑造的这一贡生形象，所鞭笞的就并非严大位一人，矛头所向，已触及滋生这一类人物的温床——封建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