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举前后的范进

范进，是《儒林外史》中又一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分别见于第3、4、5、6、7等回，第10、17、18、56等回也曾见其姓名。较之周进，他的故事也更加脍炙人口。通过他的半生际遇，作者更为深刻地暴露和抨击了八股科举对士人心灵的毒害。

周进是北方山东兖州汶上县人，发迹后去南方广东任学政，在他主持院试时，有南海县54岁的老童生前来应试，这个老童生就是范进。作者写出他们的籍贯，表明无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生活在科举社会之中。但在作者笔下，范进故事又不同于周进故事。周进的故事，作者着重描写他考秀才之前的老童生的生涯，于其飞黄腾达之后的生活状况并未细加叙写。而范进的故事则是着重描写他考中举人前后的生涯和心态，读《儒林外史》的人，也无不为“范进中举”的故事所折倒。

范进从20岁时就开始参加院试考秀才，30多年中考了20余次。他不像周进那样有经商的亲友资助捐监，直接参加考举人的乡试；他的丈人只是杀猪的屠户，自然无力资助他。他的老童生生涯较之周进的童生生涯显然更为艰辛。

作为学道的周进在主持院试前，原就有着以己度人的怜才之心，见到老童生范进面黄肌瘦、胡须花白，依然前来应试，不由得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虽然他的考卷不知“说的是些什么话”，也推恩录取了。至于叙写周进读至第三遍时才发现范进文章的精彩，这大约是作者的“圆场”之笔，实则嘲讽了八股科举衡文的无准的。果然，范进后来虽然连中举人、进士，学问却依然未见长进，既胡诌刘基是明朝第三名进士，又不知苏轼为何人。

范进进学成秀才之后，并不满足于谋一馆地教书为生，自然想方设法参加乡试。但参加乡试考举人，较之参加院试考秀才更难。首先是举人录取名额大大少于秀才，清朝初期全国有秀才五十万之众，每次乡试全国录取举人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其次是秀才三年两考，举人是三年才考一次。再次是考秀才的院试，是由各省学政依次到所属各府县去主持举行，考生可就近应试，而考举人的乡试则要赴省城赶考，一般穷秀才就得想方设法筹措赴省盘缠。范进就曾为此向岳丈胡屠户谋求资助，不但未曾得到分文，反被“一顿夹七夹八”，骂得“摸门不着”。但不去下场一考，“如何甘心”？于是，范进瞒着丈人去省城“考他一考”，考毕归来之后，家中已“饿了两三天”。

科举制度原就凭几场考试定“终身”的，这其间充满着许多偶然性，自然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因素。参加乡试，范进居然考中了！连他自己乍闻喜讯，也是信而不信、不信而信的。直到见着报帖，大半生的企望骤然成为现实，霎时之间不禁喜极而狂，如痴如醉，念念有词地：“噫！好了！我中了！”六字三顿，饱含着几十年来困顿场屋的辛酸回忆，以及受人冷遇、人穷志卑的痛苦体验，同时又充满了对未来荣华富贵的更大企求和无限向往。错综复杂的感情一时涌上心头，这是他屡遭挫折的脆弱的神经所经受不起的，以致他痰壅而疯、狂走不已。在他发疯时，“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一切世事均已忘却，唯独历经千辛万苦终如从天而降的举人资格却横亘于心，念念不忘，醒来以后还说：“是了，我也记得中的是第七名。”几十年的追求一旦实现，怎不喜极而疯？这得之不易的功名富贵，又岂能得而复失？所以疯而又醒。吴敬梓以极为细致的笔触描绘这一喜而疯、疯而醒的过程，揭示了他在中举前后的内心奥秘，从而深刻地暴露了八股制度对士人心灵压迫的沉重，毒害的深重。

如果说对范进中举前（包括中举时）的刻画着重于揭示他的心态，那么对他中举后的描写则显然偏重于讥刺他的劣迹。在他成了“新贵人”之后，一方面广收财礼、接受投靠，“自此以后……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另一方面也攀识乡绅，干预词讼。虽说是劣绅张静斋主动前来攀结，但范进也“欣喜”地承认了这一“亲切的世弟兄”情谊，二人结伙到“地方肥美”的高要县去，找范进的房师、知县汤奉“秋风一二”。汤奉虽然心厌张静斋，却不能不接待“新中的门生”范进，二人得以遂其所欲。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事件的描写，抨击了以范进为代表的某些“举人”的劣迹，从而暴露出八股科举的不良后果。正如顾炎武所说，一些读书人“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日知录·经义策论》）。

作者对范进的学问既做了暴露，对他的为人又做了讥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既无学问、又无操守的举人，在参加会试时居然考中了进士，数年之后又被任命为主管一省教育、选士的山东学政。这一形象实际上深刻地暴露了八股考选制度的严重弊端和恶劣后果。

范进的所言所行，并不是科场中个别人物的异常表现，而是与他所生活着的那个科举社会有关，是那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小说中运用对比手法，深刻地解剖和抨击了作者在《哭舅氏》一诗中所反映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恶浊的社会风气。

在作者笔下，范进一出场，在人与人之间就有鲜明的对比。学道大人周进一身“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而老童生范进在“十二月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从周进一方而言，这一反差，激发了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并进而产生了怜悯之情。而从范进一方来看，这一对比，更坚定了自己追逐功名的念头，为了实现“暮为田舍郎，朝登天子堂”的愿望，就得在场屋中拼搏。

胡屠户虽然雇了一个“二汉”帮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营生，但他的经济收入比起农村中又老又穷的童生范进来说，却要富裕得多。因而在他的眼中，老童生范进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只有在老童生成了“相公”之后，方稍稍假以颜色，居然“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屈尊来“贺”。但对他依然教诲、训斥有加，什么“现世宝”“穷鬼”之类随口而出，而秀才范进也只有“唯唯连声”。一旦范进中了举，成了“新贵人”，胡屠户立即全然换了一副面孔，不但及时前来“贺喜”，还口口声声“贤婿老爷”，不断夸美“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在秀才范进面前，这个屠户可以“吃的醺醺的”，“横被着衣服，腆着肚子去了”，可是在举人范进身边，他只能“跟在后边”慢慢走，见到“贤婿老爷”衣裳后襟皱了，还得“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种强烈的对比富有浓郁的讽刺意味，暴露了在剥削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即使亲如翁婿，也无不受到“贵”与“贱”的支配。而科举社会中的贵贱变化则又是在瞬间极偶然、没有道理地决定的。

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真正的对比乃是性格和处境间的对比，不同人物的利益间的对比。”此言诚是。范进与周围其他人物的关系也莫不如此，例如，“做过一任知县”的“举人出身”的乡绅张师陆，在老童生范进挨饿受冻乃至成了新相公之时，未见有任何举动，可是一旦范进中了举，成了“新贵人”，而且得知其“房师高要县汤公”又是自己“先祖的门生”之后，就立刻付诸行动，先命“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飞跑了”去报信，本人则乘着轿子从城里来到四十五里之遥的乡下拜见。一方面连声致歉，“一向有失亲近”；一方面转弯抹角，结成“亲切的世弟兄”，赠银送屋，极尽笼络之能事。此后，正依恃着“新贵人”范进，再度去“高要县汤公”处秋风。作者真实地描绘出张乡绅对范进前后态度的变化，自然形成了对比，暴露了张静斋与范进的所谓“年谊世好”，只不过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之上的实质。

在这恶浊的势利氛围中，不仅他人对范进的态度前后不同，而且范进由于自身地位的改变，对他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这种“性格”的变化正由于“处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当范进进学成了秀才之初，丈人胡屠户对他这个“烂忠厚、没用的人”的数落、训斥，范秀才还得连声承谢，说“岳父见教的是”；当他向胡屠户借盘缠去省城应试时，“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不但不敢反驳，还要恭恭敬敬地“辞了丈人回来”。可是，一旦中举，他见到胡屠户也就不再喊“岳丈”，而是直呼其为“老爹”了。当他考取秀才时，胡屠户拿着大肠和酒来祝贺时，他对岳丈不断“作揖”，表示“千恩万谢”；一旦中了举人，得到张乡绅的馈赠之后，他就“包了两锭”银子，“叫胡屠户过来”对他说：“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此刻就轮到胡屠户对“贤婿老爷”“千恩万谢”了。这种关系的颠倒、性格的变化，正是“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处境”所导致的。

范进“性格”的变化，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所导致，也是他个性品质恶向发展的结果。如果说广收财礼、干预词讼、出外秋风等行为大多由张师陆所唆使，那么作者又特地描绘了他“居丧”“尽礼”的场面，暴露出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丑行，以谴责他无可推诿的罪责。当他母亲因骤然富贵喜极而亡之后，按照封建礼制，范进应该丁忧守制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须谢绝人事，仕宦的解除官职，应试的停止赴考，不能举行婚嫁，不赴酒席，应穿孝服，等等。张师陆引诱范进外出秋风，他明知“大礼上”行不得，但在张师陆为其找出“礼有经，亦有权”的借口后，他即欣然与之结伴做“游客”去了。这且不说，他居然脱了孝服穿着“吉服”去拜见汤奉；坐在宴席上，不用“银镶杯箸”似乎十分尽礼，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些表现，作者细细写出，范进个人品性之卑劣可笑也就凸现出来，成为科举制度下一代“新贵”的代表。

《儒林外史》的作者不愧为现实主义大师，尽管他暴露了作为举人、进士的范进的种种劣行，但并未将他写成从头烂到脚的坏蛋。他早年受到恩师周进的“识拔”，因此当他成为山东学道以后，不忘乃师嘱托去寻查周进当年弟子荀玫试卷。说明范进的堕落变质，虽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则是他所生活着的科举社会的责任。